两年前，中国北京。

林舒从教务处走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她手里攥着一张纸——是刘主任下班前塞给她的，上面写着下学期的排课安排。她翻来覆去看了三遍，确认自己没有看错：课表上空空荡荡，一周只有两节公共选修课，连一门专业课的影子都没有。

她站在教学楼门口，把那张纸折好，放进口袋。没有哭。

她想起半年前，她刚被调到教务处的那天，刘主任指着饮水机旁边的桌子说：“你坐那儿。”她就在那张桌子前坐了下来，一坐就是半年。半年里，她学会了怎么操作复印机、怎么整理档案、怎么给各个学院送通知，就是没再碰过西班牙语。

她的毕业论文曾经被导师推荐发表在学术期刊上，她曾经在全校的西班牙语演讲比赛中拿过一等奖，她的学生曾经在课间跑来跟她说“林老师，我最爱上你的课”。而现在，她站在复印机前，看着墨粉一页一页地印出来，觉得自己也在被一页一页地消耗掉。

她不是没有试过抗争。三个月前，她鼓起勇气去找学院领导，想问问自己什么时候能回去教专业课。那位五十多岁的副院长靠在办公椅上，笑眯眯地看着她，说：“小林啊，你的情况我也了解。这样吧，晚上一起吃个饭，我们慢慢聊。”

他说“慢慢聊”的时候，目光在她身上停留的时间，比语言本身更让她感到不适。那天晚上她回到出租屋，在日记本上写了一整页的字，写完又撕掉，撕掉又哭，哭完又把碎片拼起来，锁进了抽屉里。

她拒绝了那顿饭。然后她的排课就从“每周四节选修课”变成了“每周两节选修课”。

她不是没有想过辞职。可她爸妈在老家，逢人就夸“我女儿在江城大学当西班牙语老师”，那是他们这辈子最引以为傲的事情。她不知道自己辞了职能做什么，也不知道离开了学校自己还剩下什么。她从小就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成绩好、听话、让父母省心。她的人生轨迹像一条笔直的高速公路：高考、大学、考研、留校任教。她从来没有想过，这条高速公路也会走到死胡同。她在日记里反复跟自己对话，试图从那些黑色的字迹里找到一点光亮，可每次合上日记本，看到窗外灰蒙蒙的天，她都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走。

她把那张课表塞进包里，掏出手机，给她在国内的恋人发了一条消息：“今天下班了，你在干嘛？”

对方没有回复。

她盯着那个空荡荡的对话框，等了十分钟，又等了十分钟。然后她拨通了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久到她以为不会有人接了，那头才传来他的声音：“喂。”

“你在忙吗？”林舒问。

“没有。”他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她心里发紧。

“我……今天看到课表了，一周只有两节课。”她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他说：“林舒，有件事我想跟你说很久了。我们……还是算了吧。”

他的语气平淡得像在念一份已经写好很久的稿子，没有犹豫，没有不舍，甚至连一点情绪起伏都没有。

林舒握着手机，站在教学楼的台阶上，听着电话里传来的忙音。

她没有哭。

她只是觉得很冷。那种冷不是从外面来的，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像冬天忘了关窗的教室，冷风从每个缝隙里往里灌，怎么都挡不住。

她请了年假。

她在网上订了一张去昆明的机票，不是为了散心，只是想离开这座城市——离开那间紧挨着饮水机的办公室，离开那张写着“两节课”的课表，离开那个说“我们算了吧”的人。她需要一个干净的地方，一个没有任何记忆附着的地方，一个她可以什么都不想、只是坐着的地方。

飞机上，她坐在靠窗的位置，把遮光板拉下来，闭着眼睛。她没睡觉，只是不想让任何人看见她的眼睛是肿的。

飞机平飞之后，她感觉到旁边的座位有人坐下来了。她没有转头去看。过了一会儿，她听见翻书页的声音，然后是一个温和的声音：

“不好意思，我的书页被风吹到你那边了，能帮我压一下吗？”

她睁开眼睛，转过头。

一个和她年纪相仿的男生坐在邻座，手里拿着一本翻到一半的书，戴一副细框眼镜，穿一件藏蓝色的衬衫，袖口卷到小臂中间。不是那种让人眼前一亮的长相，但笑起来的样子很干净。

她伸手帮他压住书页。他道了谢，她没有接话，重新靠回舷窗上。

那个男生也没有再打扰她，安静地继续看书。

飞机落地的时候，他们一起走出到达大厅。昆明的晚霞铺满了西边的天际线，大片大片的橙红色在云层边缘燃烧。

“你去哪里住？”那个男生问。林舒说了她订的旅舍名字。“哦，那离我住的酒店不远，要不要一起打车？可以分摊车费。”他说。

林舒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她只是不想一个人坐在出租车后座，看着陌生的街景，觉得自己在这世界上没有任何着落。

出租车上，他们交换了名字。

“我叫林舒。”她说。

“我叫魏然。魏晋的魏，自然的然。”他说。

魏然是做教育机构工作的，这次来昆明是为了谈一个合作项目。他说话的语速不快不慢，像是在陈述一个他已经想得很清楚的想法，但没有任何说教的感觉。他说他去年来过一次云南，在大理古城的一家小酒馆里待了三个晚上，什么都没想，回来之后就开了现在的这家教育机构。

“我不是在劝你什么，”他说，语气很温和，“我只是想说，有时候心情不好，可能就是需要一个什么都不想的时间。你给了自己这个时间，就会好起来的。”

林舒没有回答。但她第一次觉得，这趟旅行，也许不是完全没有意义。

在昆明的第三天，林舒在青旅的公共区域又碰见了魏然。

他是来告别的——他在昆明的合作项目谈完了，准备飞回去。但在此之前，他问她有没有兴趣听一个消息。

“我们机构最近有一个外派项目，”他说，“去南美，一个高原城市，做汉语老师。包食宿，有补贴。时间是一年。我昨天刚收到通知，还有一个名额空着。”

林舒愣住了。她想起教务处的饮水机，想起那张空荡荡的课表，想起那个说“我们算了吧”的人。她想起自己有多久没有碰过西班牙语了——那曾经是她最热爱的东西。

“我需要想一下。”她说。

“不急，”魏然笑了笑，“但别想太久。机会这种东西，等你想好了，可能就没了。”

那天晚上，林舒坐在青旅的阳台，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她跟爸妈说，学校有一个外派交流的项目，她想去一年。她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你自己决定吧。注意安全。”

她挂了电话，在手机备忘录里打了一行字：“如果不去，我会后悔吗？”

她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删掉了。

她给魏然发了一条消息：“那个名额，还在吗？”

魏然秒回了三个字：“给你留。”

两个月后，林舒登上了飞往南美的航班。

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那个曾经每天给她发晚安的人，包括那个曾经在菠萝货架前犹豫不决、却始终没有问她要过答案的人。不是不想说，而是不知道怎么开口。她欠他一个解释，可她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

飞机起飞的时候，她靠在舷窗上，看着脚下的城市渐渐缩小成一张模糊的地图。

她想起魏然在昆明跟她说过的一句话：“你这种一上来就毫无保留掏心掏肺的人，很容易受伤。但换个角度想，你也是那种会在废墟里找到花开的人。”

她把这句话记在了日记本的扉页上，旁边画了一颗小小的橘子。

那时候她还不知道，在这座即将抵达的高原城市的某个角落里，有一个人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蹲在漏水的楼道里，把一颗黄澄澄的橘子塞进一个陌生女孩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