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接着就能“升级”，我们会把“驴背”的高度往上调。这游戏看似简单，实则格外讲究技巧，尤其是第一个骑“驴”的人，更是关键至极——他若能一个箭步跨到最前面的“驴背”上，后面的队友便能顺势跟上，拥有更大发挥空间；可要是他没能成功，后面的队友就没了合适位置，这一局基本上也就输定了。
箭哥总是我们队伍中当仁不让的“先锋”。他身形矫健、眼神锐利，助跑、起跳一系列动作一气呵成，常常带着我们队一路过关斩将，大院里的欢呼声久久回荡。
为响应国家“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剧团再次改造防空洞，将原先又小又简陋的洞体，扩建成更坚固、更宽敞的空间。这座防空洞正好在我家厨房后面的小花园下方，改造用的大量砖头、木块、石头，一股脑堆在了小花园空地上，原本能随意奔跑玩耍的小天地，变成了一片杂乱的废墟。
虽说环境变差了，这里却成了我们孩子们最爱的去处。一天午后，箭哥兴冲冲地找到我，凑到我耳边提议：“我们找几个人，在这废墟上搞个碉堡怎么样？”我眼睛一亮，连忙点头应下，当即决定组织人手动手。
我们找了几个小伙伴，挽起袖子在砖头堆里掏挖，终于掏出一个能容纳两三个人的大洞；随后又分头扛来废弃木头、木板，仔细搭在洞口当顶棚。经过连着几天的忙活，我们在废墟上造出了属于自己的小碉堡。
碉堡建好后，我们立马分成两队，一队防守、一队冲锋，个个摩拳擦掌。箭哥特意叮嘱大家，不许用石头、砖头当“武器”，只能捡松软的土坷垃互相投掷，避免伤人。我们争先恐后捡来土坷垃，整齐堆在碉堡里备用，满心期待游戏开始。
随着箭哥一声令下，游戏正式开始，呐喊声、欢呼声瞬间响彻废墟。凡是被土坷垃砸中的，就算“战死沙场”，只能乖乖躺在地上装尸体；其余的人在废墟上肆意奔跑、互相投掷，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满头大汗淋漓，浑身更是沾满了细碎的尘土。土末混着汗水粘在脸上、身上，个个都成了花脸猫，衣衫也变得脏兮兮的，可我们却半点不在意，依旧玩得热火朝天、不亦乐乎。
我对这个亲手搭建的碉堡情有独钟，放学铃一响，便迫不及待地飞奔回家，扔下书包就往废墟跑，一头扎进我们的碉堡里。哪怕没有小伙伴作伴，我一个人也能安安静静待上许久——轻轻摸一摸顶棚的木板结不结实，细细数一数墙角的土坷垃有没有少，或是靠着冰凉的砖头墙发会儿呆，在脑海里脑补着冲锋陷阵的热闹场景。
直到远处传来父亲的呼唤，催我回家吃饭，我才慢吞吞地爬出来，临走前还不忘用砖头仔细挡好碉堡洞口，恋恋不舍地一步三回头往家走。
大院里，大人们也有自己的消遣方式，我暂且叫它“转桌子”。父亲和许叔几人，常会在家门口空地上放一只盛满清水的粗瓷碗，把四方木桌桌面扣在碗口，四人各站一角，用食指抵着桌腿，一边唠家常一边等候。据说这游戏只有接地气才会成功，上二楼就失灵，大人们试过多次，果然如此。
等了足足十几分钟，那张扣在碗上的桌子，真的慢悠悠地动了起来。大人们立马来了兴致，说说笑笑地跟着桌子缓缓转动，随着桌子转得越来越快，几个人也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紧跟着桌子小跑起来。
有时没把握好平衡，桌子会“哐当”一声重重翻倒在地，他们半点不懊恼，连忙弯腰扶起，重新扣在碗口上，接着跟着跑动、嬉笑，个个笑得前仰后合。到现在我也琢磨不透其中的原理，但这鲜活的一幕，确确实实是我亲眼所见。
那时的大院，家家户户都有从剧团拿回家的木制刀枪剑戟，用来练习把子功，剧团对此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家有一把木制的锏，材质坚硬、刻有精美花纹，一看就不寻常。我对它爱不释手，一有空就拿着和小伙伴们比划。
一天，我攥着木锏和许叔的儿子比划正起劲，箭哥突然出现，一眼就盯上了我的木锏，伸手就要拿。我连忙把锏护在身后，瞪大眼睛、梗着脖子和他对峙。
箭哥却不恼，咧嘴一笑凑到我跟前：“咱俩关系这么好，把锏送给我呗？”我头摇得像拨浪鼓，急忙反驳：“咱俩关系再好也不行！这是我爸的木锏，他要是知道了，非打死我不可！”见我态度半点不松，箭哥眼珠一转，提议拿东西跟我换，我梗着脖子，语气硬邦邦地拒绝：“你不管拿什么换都没用，反正不能给你！”
箭哥见状，转头就从家里拿来一厚沓纸包子，在我眼前来回晃悠。纸包子虽不算稀罕，可这么多我从未有过，两只手都紧紧搂不住。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沓纸包子，心里直痒痒，纠结了好一阵子，终究没抵挡住诱惑，偷偷瞥了一眼家的方向，趁着没人注意、背着父亲，极不情愿地把心爱的木锏递了出去。
时光飞逝，我和箭哥都已长大成人。每次老友相聚、酒过三巡，箭哥总会笑着提起当年用纸包子换木锏的事，打趣我当年“好骗”，还会绘声绘色讲起，当年凭着这把木锏，他在西安街头征战沙场，用这把“利器”征服了不少地痞流氓。那些童年趣事，总能让我们笑得前仰后合，仿佛重回无忧无虑的童年。
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余悸尚未消散，四川松潘又突发强烈地震，震动波一路向北，波及西安。
刹那间，整座城市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巨手摇晃，市民们惊恐万分，纷纷夺门而出、逃往街头。一时间，西安的大街小巷人声鼎沸、脚步匆匆，空气中弥漫着紧张与不安的气息。
地震的余波还没平息，人们对防震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西安的街头巷尾到处都搭起了各式各样的防震棚。这些防震棚大多是用几根粗糙的木头搭成的简易架子，歪歪扭扭、高低不一，看着就和现在的马棚一样简陋。
架子搭好后，人们便就地取材、各显神通，有的抱来金黄的麦秸秆，小心翼翼地围在棚子四周和顶棚；有的找来旧凉席，仔细铺裹好，凉席上还残留着些许草木清香；还有的扯来透明塑料布，平整地蒙在架子上，在阳光下泛着细碎的光；甚至有用厚实牛毛毡的，黑乎乎的毡布虽不起眼，却透着一股朴实的韧劲。
为了更好地防风固棚，人们在棚子底部，用砖头和泥土仔细压实、堵好缝隙。这简易的防震棚虽不美观，却满满承载着家家户户对平安与安全的渴求与期盼。
团里领导迅速响应上级安排，第一时间下达了全员搬进防震棚的命令。于是，大院里瞬间热闹又杂乱，男女老少拖儿带女、相互搀扶，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不安与无奈，手里紧紧攥着简单的生活用品和被褥，吵吵嚷嚷地蜂拥着走出大院，纷纷搬进剧团提前安排好的几个宽敞大防震棚；而旁边居民自建的防震棚，比起剧团规整宽敞的棚子，显得格外小巧玲珑。
防震棚内，几十张粗糙的木板歪七扭八地铺放着，毫无规整可言，地面上还散落着些许尘土。父亲带着我住一间，母亲则牵着姐姐、抱着妹妹住另一间，男女分开安置。棚内虽简陋，却在那个人心惶惶的特殊时期，成了我们大院所有人的“避风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