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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歌》1.5雪不大，细细碎碎的，落在梧桐树的枯枝上，还没来得及堆积就化了。沈嘉仪站在图书馆的窗前，看着外面的雪，忽然意识到一件事——这是大学的最后一个冬天了。考研的复习资料堆在桌上，厚厚一摞。她已经看了三个月了，但越看越觉得没有把握。不是不够努力，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考。外公希望她读研，妈妈说“女孩子多读点书好”，但她自己呢？她想读吗？还是只是因为“应该”读？但她现在做的每一件事，好像都是因为“应该”——应该考研，应该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应该成为一个让家人骄傲的人，应该、应该、应该。沈嘉仪笑了。大四了，陈念棠还是请她吃麻辣烫。说过很多次“等我挣钱了请你吃好的”，但一直没兑现。不是没钱，是不舍得。陈念棠的钱，大部分寄回了深圳。她爸爸的工厂效益不好，工资经常发不出来；她妈妈的市场生意也冷清，一个月挣不了几个钱。陈念棠每个月固定给家里打三千块，自己留一千五过活。在上海，一千五过一个月，意味着顿顿食堂、从不打车、不逛街、不买衣服、不看电影、不喝奶茶。沈嘉仪有时候会“顺便”多买一杯奶茶，说“第二杯半价，一个人喝不完”。陈念棠每次都信。也许不是信，是不忍心拆穿。她收拾好东西，走出图书馆。雪还在下，细细碎碎的，落在她的头发上、围巾上、大衣上。她深吸一口气，空气冰凉，带着冬天特有的干净。后门的麻辣烫摊还在。四年了，老板还是那个中年女人，围裙还是那条围裙，棚子还是那个棚子。只是塑料桌椅换了新的，原来的那些坐坏了。陈念棠已经到了，占了她俩常坐的那张桌子。桌上放着一个塑料盆，盆里装满了串串——丸子、豆腐、海带、藕片、方便面。红油汤底，热气腾腾。“因为你每次都想吃这些。”陈念棠递给她一双筷子，“四年了，你点来点去就这几样。你是那种吃惯了一个口味就不换的人。”“吃惯了一个口味就不换的人。交了一个朋友就不换的人。”“你最近怎么了？”她含混地问，“怎么老说这种话？”沈嘉仪知道她在想什么。毕业，是她们之间一个巨大的、无法回避的、让人不想面对的话题。大一的时候觉得四年很长，大二的时候觉得毕业还很远，大三的时候开始有了紧迫感，大四了——毕业就在眼前，伸手就能够到。她们吃完了麻辣烫，在校园里散步。雪停了，地上湿漉漉的，路灯的光反射在湿地上，亮晶晶的。“差不多了。”陈念棠说，“北京有一家公司，做移动互联网的，给了offer。薪资不错。”北京。不是上海。她一直以为陈念棠会留在上海。上海也有互联网公司，薪资也不差。但北京那家——她查过，是国内移动互联网领域最强的公司之一，能给应届生开出的薪资是上海同行业的一点五倍。一点五倍。对陈念棠来说，这不仅仅是数字。这是她爸妈少干几年活，是她早几年买上房，是她早几年“不用再为钱发愁”。沈嘉仪没有说“你留在上海吧”。她知道说了也没用。陈念棠这个人，做决定的时候，从来不会因为感情而改变。不是因为冷血，是因为她的决定从来不是为她一个人做的。“北京挺好的。”沈嘉仪说。她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考。”沈嘉仪说，“我不是真的想读研。我只是觉得‘应该’读。但你也知道，我外公说过，‘不要因为应该而做一件事’。”“出版社给了我一个offer。”沈嘉仪说，“我实习的那家，你还记得吗？他们说如果我愿意，毕业就能入职。做文学编辑，从校对做起。”“喜欢。”她说，“跟书打交道，比跟人打交道简单。”但沈嘉仪知道，她们都在想同一件事——她要走了。她要留。从此，她们之间隔着一千二百公里。回到宿舍，沈嘉仪躺在床上，看着上铺的床板。赵暖暖在跟男朋友打电话，周澄澄在刷淘宝，另一个室友在看剧。宿舍里很吵，但她觉得那些声音离她很远。她想起大一的时候，陈念棠说：“我可能会去北京。”那时候她觉得“可能”是一个很远的词。可能，也许，说不定。这些词里藏着变数，藏着转机，藏着“最后不会去”的希望。她拿出手机，给陈念棠发了一条消息：“你什么时候去北京？”她想说“我会想你的”，但这句话太轻了。她会想她的。不是那种“偶尔想起来”的想，是那种“每天都在”的想。从大一到现在，四年了。她们几乎每天见面。一起吃饭，一起上自习，一起在图书馆待到闭馆，一起在后门吃麻辣烫，一起在衡山路的老洋房里吃外婆做的糖醋排骨。四年。一千四百六十天。每一天都有陈念棠。然后忽然有一天，没有了。沈嘉仪：“嗯。出版社那个offer，我准备接了。”她不知道为什么哭。不是因为难过，是因为——她说不清。也许是因为这四年太快了，快到她还来不及好好珍惜，就结束了。也许是因为她害怕。害怕距离会把她们变远，害怕时间会把她们变淡，害怕有一天她们会变成那种“以前很要好但现在不联系了”的朋友。她擦了擦眼泪，回复：“念棠，不管你在哪里，我们都是朋友。”沈嘉仪又笑了。这个人的回复，总是只有两个字——“废话”“知道”“好的”“嗯”。但你知道，那两个字后面，有她想说但说不出口的一大段话。每个人都在忙着不同的事。有人签了工作，有人考上了研，有人出国，有人还在找。宿舍里的聊天内容，从“今天吃什么”变成了“以后怎么办”。赵暖暖回了杭州，在一家广告公司做文案；周澄澄去了英国，读传媒硕士；另一个室友考上了老家的公务员，准备回家。沈嘉仪在出版社实习，每天早出晚归。校对、整理稿件、跑印刷厂、给老编辑打下手。工作琐碎，但她不觉得烦。坐在格子间里，闻着纸张和油墨的味道，她觉得安心。陈念棠也在实习，不过是远程的。北京那家公司让她提前参与项目，每周几次线上会议。她买了一台新笔记本电脑——不是新的，是二手的，但比她原来那台快多了。她们见面的频率，从每天一次变成了每周两三次。不是不想见，是时间对不上。沈嘉仪白天上班，晚上有时候还要加班；陈念棠忙着写毕业论文，还要应付公司的项目。但她们还是坚持每周见。哪怕只是吃一顿饭，哪怕只是在学校门口站十分钟。她加班到八点多，回到学校，在校门口看到了陈念棠。陈念棠站在路灯下，手里拎着两个塑料袋，一个装着豆浆，一个装着油条。“等你。”陈念棠把塑料袋递给她，“还没吃晚饭吧？”“因为你每次加班都不吃。”陈念棠说，“你这个人，一忙起来就忘记吃饭。”沈嘉仪喝了一口豆浆，热气从杯口冒出来，模糊了她的视线。沈嘉仪提前一个小时到了。她站在进站口，手里拎着一个袋子——外婆做的桂花糕，还有一包她自己在超市买的零食。她不知道陈念棠爱吃什么，就把觉得好吃的都拿了一份。陈念棠拖着一个行李箱走过来。行李箱是旧的，拉杆有点歪，轮子也不太灵光。她的背上还背着一个双肩包，鼓鼓囊囊的。“能带的都带了。”陈念棠说，“到北京要花钱的地方多，能省就省。”两个人站在进站口，谁也没说话。火车站的广播在播报车次信息，人来人往，拖着行李箱的、牵着小孩的、拎着大包小包的。“你说，‘不管你在哪里，我们都是朋友。’你还记得吗？”“我也是。”陈念棠说，“不管你在哪里，我们也是朋友。”沈嘉仪想哭，但忍住了。她想起外公说的“体面”——体面不是不哭，是哭完了还能站起来。她现在不需要哭。她需要的是让陈念棠放心地走。“念棠。”沈嘉仪看着她，“你到了北京，要好好吃饭。不要总吃泡面。”沈嘉仪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她的书包还是那个旧书包，她的行李箱还是那个轮子不灵光的行李箱，她的头发还是扎成一个马尾。只不过四年前，她是走进校园。现在，她是走进车站。四年前，她说“你的名字好听，我想认识你”。现在，她说“你是最好的”。沈嘉仪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她没有擦。她站在上海火车站的进站口，哭了。没有人注意到她。火车站里，每天都有无数人在告别。哭的人很多，不差她一个。她哭了一会儿，擦干眼泪，走出火车站。外面的阳光很好，晒在身上暖洋洋的。她深吸一口气，空气里有夏天的味道。沈嘉仪打字，删掉，再打，再删掉。最后她只打了两个字：“保重。”她想，一千二百公里，其实不远。坐火车十二个小时，坐飞机两个小时。想见的话，总能见到的。但她也知道，有些事情，不是距离的问题。是时间的问题。是生活的问题。是两个人都在各自的轨道上越跑越快、越跑越远，某一天回头看，发现已经看不到对方了的问题。黄浦江的夜景很美。浦东的摩天大楼亮着灯，倒映在江面上，波光粼粼。江风很大，吹乱了她的头发。四年前，她刚来上海。十八岁，什么都懵懵懂懂的。不知道大学四年会怎么过，不知道以后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人。然后她遇到了陈念棠。一个因为“你的名字好听”就故意拿错军训服的人。一个请她吃十块钱麻辣烫、但从不觉得丢人的人。一个说“等我挣钱了请你吃好的”、但到现在还没兑现的人。一个在她失恋的时候递纸巾、在她想哭的时候让她哭、在她需要的时候永远都在的人。陈念棠沉默了几秒。然后她发来一条消息：“等我回上海，我陪你看。”然后她把手机关了，站在黄浦江边，吹着江风，看着夜景。她想，一千二百公里，确实很远。但有些东西，比距离更远。也有些东西，比距离更近。不管你走到哪里，她都在。就像外公书房里那面墙的书，不管多久没回去，它们都在。就像外婆做的糖醋排骨，不管多久没吃，那个味道都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