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歌，发源于安徽桐城，流布皖、鄂、赣、浙西，以七言五句独特体式、方言俚语、婉转曲调，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Ⅰ-79） 。它既是皖江农耕文明的活态载体，也是民间情感、伦理、审美与地域精神的集中表达，更以跨地域传播与艺术渗透，深刻影响了中国民间文学、地方戏曲与江淮文化格局。本文从文化内核、历史流变、艺术贡献、当代价值四个维度，系统阐释桐城歌的文化内涵与深远影响。

一、桐城歌的核心文化内涵

（一）农耕文明的乡土底色：劳动与生存的精神表达

桐城地处江淮丘陵、大别山余脉，“七省通衢”的区位与稻作农耕、渔樵副业的生产方式，奠定了桐城歌最本真的文化根基。它源于田间、圩畈、山林、作坊，是劳动者在插秧、耘田、采茶、砍柴、纺织、贩运时，随口编唱、与劳动节奏共生的歌谣，是农耕社会最直接的生存叙事 。

歌中记录四季农事、渔猎纺织、圩区劳作，既有“手拔杂草汗如雨，只为秋收谷满仓”的辛劳，也有“一网撒下鱼虾满，归家笑把妻儿陪”的收获喜悦，直白呈现底层民众的生产状态与朴素期盼。它以口语化、生活化的表达，摒弃文人雅韵，保留乡土本真，凝聚着桐城人勤劳坚韧、脚踏实地、安土重迁的农耕精神，是皖江乡土社会的“生活史诗”。

（二）民间情感的本真流露：冲破礼教的生命呐喊

情爱婚恋类占桐城歌半数以上，是其最具感染力的文化内核。在封建礼教森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代，桐城歌以直白、热烈、质朴的语言，大胆书写青年男女的相遇、相思、相恋、送别与相守，突破礼教束缚，还原人性本真。

从“送郎送到大路旁，千言万语记心房”的不舍，到“想郎想得饭不香，日夜坐在窗前望”的痴念，再到“哪怕旁人闲言语，今生今世共白头”的坚守，没有矫饰，全是民间儿女的真情实感。它不仅是个体情感的抒发，更代表底层民众对自由婚恋、平等相爱、人性尊严的朴素追求，是封建压抑下民间情感的“突围之歌”，构成中国民间文学中最鲜活的情感谱系。

（三）伦理教化的乡土传承：文都家风的民间载体

桐城素有“文都”美誉，崇文重教、礼仪传家的地域传统，深深融入桐城歌的血脉，形成独特的劝善教化内涵。它以朗朗上口的七言句式，将忠孝、勤俭、和睦、诚信、向善等传统美德，转化为百姓易懂、易记、易传的歌谣，承担民间道德教化、家风传承的功能。

“父母恩情重如山，及时行孝莫等待”传孝道，“勤是摇钱树，俭是聚宝盆”倡勤俭，“远亲不如近邻好，互帮互助乐逍遥”讲睦邻，“为人处世守诚信，一诺千金值千金”明德行。这些歌谣无生硬说教，却潜移默化塑造民众价值观，将桐城派“清真雅正”的文人精神，与民间乡土伦理融为一体，实现雅俗共生、文野交融，成为桐城“耕读传家”文化在民间最广泛的传播载体。

（四）民俗风情的活态图谱：地域文化的鲜活记忆

桐城歌是桐城岁时节令、人生礼仪、市井百态、山川风物的“活化石”，全方位记录皖江乡土民俗生态。从春节贴春联、清明扫墓、端午挂艾、中秋赏月，到婚嫁哭嫁、撒帐、祝寿、添丁的人生仪礼，再到龙眠山、嬉子湖、文庙等地方胜景与特产风物，皆入歌中 。

它以歌谣形式保存民间习俗的细节、仪式的流程、民众的心理，弥补正史对乡土民俗记载的缺失，让后人得以窥见明清至近代桐城民间的生活图景。同时，歌中饱含对家乡山水、风土的眷恋，凝聚着强烈的乡土认同与文化归属感，成为桐城人共同的文化记忆与精神纽带。

（五）苦难与抗争的现实观照：底层民众的命运倾诉

诉苦控诉类桐城歌，承载着封建社会底层百姓的生存苦难与无声抗争。面对地主剥削、苛捐杂税、天灾人祸，民众以歌为诉，唱出“穷人日日受煎熬，衣不蔽体食不饱”的辛酸，“拖儿带女离家门，一路乞讨多辛苦”的流离，“万般苦难向谁告”的无助。

这些歌谣虽无激烈反抗之辞，却以真实的苦难叙事，揭露阶级压迫与社会不公，表达对安稳生活、公平处境的渴望，具备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它让桐城歌超越单纯抒情，成为反映民间疾苦、记录社会变迁的重要史料，彰显民间文学的社会价值。

二、桐城歌的历史影响：从乡土传唱到文化辐射

（一）文学影响：独创歌体，引领民间歌谣范式

桐城歌最突出的艺术贡献，是独创七言五句体式（桐城歌体），突破传统民歌四句、七言的定式，形成“起—承—转—合—衬”的独特结构，语言凝练、韵律和谐、余韵悠长，被后世湘、鄂、皖、赣、浙西多地山歌广泛借鉴，成为中国民间歌谣的经典范式。

明代中后期，桐城歌已风靡“两淮以至江南”，冯梦龙《山歌》专辟“桐城时兴歌”卷，收录24首，赞其“乡俚传诵，妇孺皆知”；《明代杂曲集》等亦大量收录，推动其从口头传唱走向刊刻传播，成为明清民间俗文学的重要代表 。它以俗中见雅的特质，影响吴中山歌、扬州清曲等，丰富中国民间歌谣的艺术体系，更滋养桐城派散文，为文人创作注入乡土活力，实现“民间—文人”的双向文化互动。

（二）戏曲影响：孕育黄梅戏，奠定皖江戏曲根基

桐城歌对黄梅戏的形成，具有基因性、奠基性作用，是黄梅戏最重要的文学与音乐源头之一 。明清时期，桐城歌随移民、商贸流布湖北黄梅，为当地黄梅采茶调提供大量唱词素材、情感母题与曲调元素；清末民初，黄梅调回流安庆、桐城，再次吸收桐城歌的精华，完成从民间小调到地方戏曲的蜕变，最终形成黄梅戏 。

从唱词结构、方言韵律到情感表达，黄梅戏处处可见桐城歌的影子：严凤英等大师自幼习唱桐城歌，将其曲调、韵味融入表演；桐城歌的情爱、民俗、叙事题材，直接成为黄梅戏经典剧目（如《天仙配》《女驸马》）的创作源泉。可以说，无桐城歌，便无成熟的黄梅戏，它以民间艺术之力，孕育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深刻改写皖江乃至全国戏曲格局。

（三）地域文化影响：构建江淮歌谣文化带，凝聚文化认同

凭借“七省通衢”的区位优势，桐城歌跨地域传播，在皖西南、鄂东、赣北、浙西形成绵延千里的“桐城歌谣文化带”，打破地域壁垒，推动江淮文化的交融与整合 。它以共通的情感、相似的体式、相近的方言，让不同区域民众产生文化共鸣，形成“相通兼容、少排它性”的文化共同体，丰富江淮文化的内涵与活力。

在桐城本土，桐城歌与桐城派、六尺巷、文庙等文化符号共生，共同塑造“文都桐城”的文化品牌，成为地域文化标识；它代代口耳相传，维系乡土文脉，凝聚民众的文化自信与身份认同，是桐城文化传承的核心载体之一。

（四）历史文献价值：补正史之缺，留存民间社会史

桐城歌以口头文学的形式，保存了大量正史未载的民间信息：生产方式、民俗仪式、方言土语、社会矛盾、民众心态，构成一部鲜活的“桐城民间社会史”。从明清到近现代，它记录了皖江地区的农耕变迁、民俗演变、阶级关系与民众精神世界，为研究中国民间社会、民俗学、方言学、文学发展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弥补了传统文献对底层社会记录的不足。

三、当代传承与文化价值：非遗保护中的时代意义

进入现代社会，桐城歌虽面临传唱式微、传承人老化的挑战，但作为国家级非遗，其当代价值愈发凸显：它是乡土文化复兴的重要资源，助力乡村文化振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间样本，彰显文化多样性；是情感与伦理的现代滋养，传递勤劳、向善、和睦的价值理念；更是地域文化的金名片，提升桐城的文化影响力与软实力。

结语

桐城歌，生于乡土、长于民间、传于四方，以农耕为根、以情感为魂、以伦理为脉、以艺术为翼，既是皖江乡土文明的结晶，也是中国民间文学的瑰宝。其文化内涵，囊括生存、情感、伦理、民俗、现实五大维度，立体呈现民间社会的精神世界；其历史影响，跨越文学、戏曲、地域文化、史学四大领域，深刻塑造中国民间文化与地方艺术格局。

在新时代，守护、传承、活化桐城歌，不仅是对一份非遗的坚守，更是对乡土文脉的赓续、对民间智慧的致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愿这源自田间地头的千年歌声，继续传唱不息，让文都桐城的文化根脉，永远鲜活、永远动人。

彭旵生，男，安徽桐城人，安徽省散文随笔学会会员、安徽省作协会员、桐城市签约作家、桐城市诗词协会会员，爱好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