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光是我和姐姐，大院里的小伙伴们也好不到哪里去。除了许叔带着大家集体训练，父辈们还会各自带着自己的孩子练私功，只是练私功的时间各不相同。排练厅成了大院里的集聚地，不管是晨光熹微的早上、烈日炎炎的中午，还是月明星稀的晚上，都有家长带着孩子在那里挥汗如雨地练功。
每个父辈基本都是一样的模式，手里拿着一杯浓茶、一根藤条棍子，坐在排练厅的木长条椅上，眼睛死死地盯着自己的孩子。练不好，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打骂。我们家住在前后院的中间部位，经常能听到排练厅里传出来孩子们哇哇大哭的声音。
要是别人家的孩子今天会翻小翻了，自己家的孩子就必须得会，家长们不惜一切代价逼着孩子训练。在那个小小的梨园大院里，我们每个孩子的成就，就是父辈在人前说话的底气，家长们的攀比心一家比一家强烈，谁也不甘让自己家的孩子落后。
几个月的紧张学习和训练，像一根绷得快要断裂的弦，日夜拉扯着我们紧绷的神经。在那个蝉鸣聒噪、阳光炽烈的午后，这根弦终于有了松弛的理由——产房传来一声清亮的啼哭，我们家一个新的生命悄然诞生，我的妹妹，裹着柔软的襁褓，呱呱坠地。
父亲推着那辆掉了漆的二八自行车，后座绑着母亲精心准备的碎花棉被，小心翼翼地把虚弱却满含笑意的母亲接出了医院。自行车碾过石板路的声响，惊动了大院里正在择菜、乘凉的邻居们，大家纷纷围拢过来，七嘴八舌的祝贺声瞬间填满了狭窄的巷道。
王婶颤巍巍地从围裙兜里掏出几个还带着余温的鸡蛋，硬塞进母亲怀里，嘴里念叨着：“妹子快拿着，这都是自家老母鸡下的，养身子最好使！”张姨掀开蓝布包袱，露出几块方正的红糖，说道：“给妹子补身子用，冲水喝可甜了。”
最热闹的当属父母那三个最要好的师兄弟家，尤其是许叔，一进门就风风火火地抱起襁褓中的妹妹，粗粝的手掌托着她粉扑扑的小脸，咧着嘴打趣：“哟！你们家老三就是个多余的！”
这话可不是空穴来风，我们四个家庭原本就有八个孩子，整齐有序，神奇的是每家都是一儿一女，年龄相差不过半岁，站在一起就像复制粘贴的小人儿。如今妹妹的到来，打破了这份奇妙的平衡。
母亲笑着翻出那张泛黄的合照给大家看，八个孩子挤在公园假山前，我穿着露膝盖的补丁裤，姐姐扎着歪歪扭扭的羊角辫，每个孩子脸上都挂着比阳光还灿烂的笑容。假山旁的柳树垂下枝条，轻轻拂过我们的肩膀，仿佛也在分享那份快乐。
“还没起名字吧。”许叔一边打趣着，一边轻轻摸着妹妹细软的胎发，眉眼间都漾着笑意。坐在一旁的宋姨一拍大腿，嗓门亮得像唱花旦：“要我说，就叫多余！多喜庆！”几个阿姨笑作一团，清脆的笑声撞在斑驳的土墙上又弹回来，妹妹也跟着“咿咿呀呀”地应和。
谁能想到，这个玩笑似的名字，竟真的跟着妹妹走过了整个童年，直到她上小学，郑重其事地在作业本上写下学名，才慢慢淡去。但每次听到长辈们提起“多余”，妹妹总会假装生气地嘟起嘴，又偷偷笑起来，那模样可爱极了。
起初，我心里像揣了块石头，沉甸甸的，总觉得妹妹是我们家突然闯入的“小怪兽”，会抢走父母对我和姐姐所有的关爱。可转念一想，父母有了妹妹要照看，就顾不上盯着我们练功了，对我们的训练也能放松些。这么一想，心里头顿时舒服了不少。
哪成想，事实压根不是这么回事，现实却让我哭笑不得——父亲对我们练功的要求不仅没松，反而愈发严苛。那段日子，家里的气氛总是紧绷绷的，父亲一边要照顾哺乳期的母亲，变着法子给母亲炖鸡汤、熬红糖水；一边又要参加剧团排练，整日忙得脚不沾地，连片刻歇息的时间都没有。
即便如此，他也没放过我和姐姐。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第一缕阳光还没来得及穿透窗户，父亲便来到我们床前，一把掀开盖在我们身上的薄被，语气没有丝毫缓和地喊我们起床练功。那声音不高，却能穿透院中的薄雾，清晰又严厉，容不得半分推脱。
那天在排练厅的意外，成了我记忆里一道醒目的伤疤。阳光斜斜地透过排练厅破旧的窗户，在木地板上投下细长的影子。我站在场地尽头，盯着远处的软垫，后空翻的动作在脑海里循环播放。许叔和父亲分站两侧，伸手示意我放心。可当我跃起的瞬间，心底突然涌起一阵没来由的恐惧，身体不受控制地“晃了范”，紧接着，便是手臂重重砸在地板上的闷响。
钻心的疼痛从手臂一路窜到头顶，我“哇”地大哭起来，眼泪混着汗水滴在冰凉的木板上。泪水模糊了视线，许叔满脸焦急地上前查看，而父亲的脸瞬间涨得通红，太阳穴上的青筋突突直跳，他抄起墙角的棍子就冲了过来。许叔眼疾手快，一把按住父亲扬起的手臂，说道：“孩子还小，胆怯正常！”父亲的棍子悬在半空，最终还是重重落在了墙上，震得墙皮簌簌往下掉。
姐姐躲在角落里，攥着练功服的手指关节泛白，大气都不敢出，眼神里满是担忧与害怕。在父亲眼里，他的儿子本就不该有半分胆怯，更不该在练功时露出一丝一毫的退缩。
当晚，父母的争吵声穿透薄薄的门板，在寂静的院子里格外清晰。母亲红着眼眶，眼角还沾着未干的泪痕，语气里满是争执：“孩子还小，你就不能悠着点练？”父亲背着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眉头拧成一团，语气生硬地说：“练功就得从小抓起，等长大了骨头硬了，还怎么练？我当年……”话未说完，便被母亲打断了。
母亲转头看向我和姐姐，轻声问道：“你们两个自己说，以后还要不要再练下去了？”我坐在小板凳上，头埋得低低的，脚尖反复蹭着青砖的裂缝，心里既怯于父亲的怒火，又实在厌倦了那些让我受伤的基本功，嘴唇动了动，始终没敢发出声音。姐姐却猛地挺直了腰板，声音虽轻，却带着不容置喙的坚定：“我不想练了。”那一刻，我清晰地感受到姐姐骨子里的勇气，也深深为自己的怯懦感到羞愧。
家庭会议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父亲的目光在我和姐姐之间来回逡巡，最后像探照灯般定在我身上。他的眼神炽热得可怕，仿佛要把“继承衣钵”“拿梅花奖”这些字眼烙进我心里。在那道灼人的目光下，我最终还是点了点头。姐姐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却又心疼地摸了摸我的头，从她手掌传来的温度，让我心里暖暖的，也有了一丝坚持下去的勇气。
因为受伤，我总算能歇上几天。父亲却急得团团转，脸上满是焦灼，时不时就凑到我跟前，盯着我的手臂反复问：“能不能练练腿功？”听了父亲的话，我把手臂蜷得更紧，说道：“疼，特别疼！”其实不过是右臂还有些伸不直，早就没了当初的剧痛。可父亲哪能看不穿我的小把戏，第二天便揪着我往“小医院”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