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深沉苍凉的歌

作者：陈汝干

　　1966年4月9日，我们56名知青来到了山东单县谢集红旗新村。单县四处新村，到红旗新村来的知青年纪较小，大部分十七八岁，有八九位小同志仅仅14岁，只有我们四五个人20多岁。

　　单县城关公社南关街欢送下乡知识青年合影留念

　　红旗新村原是陈桥大队的农场，只有几间简陋的土棚当牛屋，两间土棚当伙房。初到时我们寄住在陈桥大队部。地上铺的是麦桔，盖的是公家发的6斤重的薄被。衣服是统一色的天蓝裤，银灰褂。每天早起排着队，唱着歌，沿一条东西水沟步行三里多到新村。距新村百米处，有一条宽五六十米的翻身河，河心只有一米多的流水，跳过去并不困难。白天在河西干活，傍晚吃了晚饭，再排着队唱着歌回来，唱得响亮而愉快。

　担起革命生产两副重担　

　　“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我们走的是田间小道，攀的是‘公’字高峰”。我们带着火热的壮志激情，带着梦幻与憧憬来到新村。

　　当住进低矮的土棚，看见老式的犁耙，我的心猛然下沉了：中国竟这么落后，农村还这么穷，那些曾为革命出过力洒过血的老游击队员，那些推着独轮车支援淮海战役的老贫农，仍在吃糠咽菜。我的心震颤了，眼流泪了。我从虚幻的理想中落下来，开始脚踏实地地看问题，我拼命干活想尽快扭转这种局面。

　　男知青主要是挖土、运砖、盖房子，争取麦收前住上新屋，女知青跟着社员下地干活。群情振奋、斗志昂扬，一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几天过后，运砖的两手被新砖磨得流了血；挖土的手上都打了水泡；下地的累得腰酸腿疼，但谁也不叫苦、不说累。晚间回到村里还主动帮军烈属、五保户打水、扫地、推磨。据不完全统计，第一个月我们共做好事2000余次。第二个月就建立了个人“好人好事本”，每人一个，全挂在会议室里，许多人的本子都记得满满当当。有给灾区寄钱寄衣的，有捐钱办公益好事的，每个人都表现出标准的雷锋精神。当时我业余时间负责收集好人好事，饭前公布，也办黑板报，对大家不怕苦、不怕难的劲头，对同志们觉悟的提高、思想的净化、精神的升华看在眼里，记在心中，深有体会。

　　女知青为农村老大娘送粮上门(荆强提供)

　　1966年秋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许多知青同学生一样各地串联。我们新村却一如既往，仍然坚持劳动。1967年春，《人民日报》在“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的大标题下，刊登了红旗新村56名知青《抓革命促生产担起革命生产两副重担》的通讯。《大众日报》《光明日报》等许多报纸都转载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播放了，红旗新村的56名知青一时竟响遍全国。

　　鹤岗煤矿工人给我们寄来了30本《毛主席语录》，让我们进一步抓革命促生产；四川大都县团县委给我们寄来了几十本知青材料，愿意和我们相互交流经验；古路沟村(在我们红旗新村东北五里)的一位农民，在东北听到关于家乡知青的事，专门回家到新村看了一趟。

　　这一通讯发表后的两三个月内，每天都要收到三五封知青来信。有交流经验的，有谈理想的，也有说下乡受害生活不下去的……对生活不下去的我都一一回信，劝他们务实一点，要适应环境，学会生活。回信多了，我不得不考虑，下乡知青的出路在哪里？

　找　路　

　　1967年秋天，“文化大革命”也殃及到红旗新村，搞生产的越来越少。尽管许多人思想革命化、语言报纸化、不举语录不说话，但庄稼地里却垄生杂草禾苗稀。我思想上受到很大打击，产生了“下乡红旗”能打多久的疑问。

　　我到县知青办反映了这一问题，并提出能不能划出一块地，找几个人干，同他们比一比，看谁做得好。

　　领导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年发动，二年高潮，三年收尾。明年一结束，一切都会正常的。

　　说了几次，得不到理想的答复。1967年12月我和张玉惠、闵凡岑、王德河一同跑到济南，向省知青办提出这个要求，但仍被劝了回来。现在回想起来提出的要求应当是承包思想的萌芽状态。

　“一生一旦的戏哪朝没有？”

　　1966年4月9日一大早，知青们集合在东关电影院，看完电影《朝阳沟》就出发了。从电影院到白云阁三四里路，两边夹道欢送，敲锣打鼓，口号连天。我们穿着新衣，戴着大红花，排队走在街心，高呼“劳动光荣，下乡为贵！”挺胸昂首，像出征的战士，健步走出城里。

　　豫剧《朝阳沟》确实是知青最爱唱的。男的一张嘴就吼出：“咱两个在学校，整整三年……”女的一开口就是：“清凌凌的一股水春夏不断，往上看……”唱得优美、神往、陶醉。

　　1968年以后，我们挂在嘴边的却是：“我往哪里去哇，我往哪里走……”也唱：“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忧伤感人，眼里含满泪水。是阶级感情的抒发？是想家？还是感叹自己命运？即使唱《东方红》等革命歌曲，也不自觉低了八度，慢了几拍。

　　邻村放映《朝阳沟》懒得去看，农村文化生活实在贫乏，最后还是都去了。因为看过多次，我就远远地站在最后。身边的几个老农边看电影边吸烟谈论：“一生一旦的戏哪朝没有？”“谁不欢迎女知青到他家当儿媳妇”……当时，对他们的议论很反感，觉得他们把《朝阳沟》庸俗化了、生活化了，后来反复思考，又认为他们说得深刻、说得实际。上山下乡的号召者毛泽东主席不仅看了《朝阳沟》，而且同演员们合了影，老农的议论大概就是他内心的注释吧？

　　曲阜县青积会合影留念(乔彦红提供)

　　1971年9月我参加了县积代会，领导叫我作典型发言，因为心情低沉，仅说了些下乡干革命的套话。会下讨论，不自主地摆了一些实际问题：知青吃不上饭，穿不上衣，结不了婚，怎么在农村安家落户？领导用惊异的目光看着我，好一会，他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没钱，你也要买变压器！”

　　1968年到1970年3年间，红旗新村的队长走马灯似的换了4任。1970年我们的工值只有0.19元(我县农村当时平均工值0.3元)。社会上“山头”林立，派性十足。知青的心里也七股八岔，散沙一盘。1971年麦后，我侥幸被选为队长，确实是危难受命，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心里也明白，像我这样的“臭老九”子女，招工、当兵、推荐。上大学是找不到我的。尽管现在全票选我，以后社会一稳定，那些“左”了又“左”的当权者，会叫我下台，我感到被人利用的委屈。考虑再三，还是不管社会的评论和个人的得失，先干起来再说，因为我们知青大部分要在这里安家过一辈子。

　　要干就得干好。我同队委会的几个同志商量着烧窑、搞木业、办电。因烧小瓦来钱，我们就烧小瓦，但踩泥累，谁也不干，我就干起来。踩泥必须穿着特制的鞋(厚底纳帮，当地叫铲鞋)把泥踩三遍，每天要踩一方半泥。踩到什么程度呢？用弓子切成二尺多长，半尺宽，一厘米厚，两手托起来走一米多，不能断裂，再捂到轮子上旋成四片瓦。实际上比过年做馒头的面还熟成。当时我的饭量也大得惊人，一天三顿，每顿四个窝头(一斤面做五个)三碗稀饭，顿顿吃得美口香甜。我一气干了三个月，踩烂了两双铲鞋，另一盘轮子换了三次人，也没干下来。

　　当同邻近大队共同拉电失败后，我决心走自己的路，独立办。通过县知青办，直接找到县委李文彬书记。跑了多次(约半年的时间)县里决定给我们一台50千瓦的变电器指标，我们十分高兴。但拉变电器需要2700元的现金，一个生产队一年仅收入1000多元，哪里去弄钱？新村所有成材的树都卖了，才凑了500多元，咋办？我只好硬着头皮又去找李书记，想贷点款。李书记看着我无可奈何地说：“小陈呀，没钱你也敢要变电器！”

　　县知青办的老于同志对我说：“赶紧借钱，把变电器拉走，一个月内不拉，就批给别人啦。”我一下慌了，忐忑不安地往回走，路过大窑时，看到我们的地同窑地接壤，触景生情，茅塞顿开，想到卖土。开队委会一商量，决定隔五米卖三米，平整后不耽误种地。半个月筹齐了钱，顺利把变压器拉到新村。大家那个高兴劲，就别提啦。吃饭时，许多人都端着碗，围着变压器边吃边议论。

　收　尾　

　　1975年3月我被安排到黄河故道林场，我的队长职责就自然解脱了。又从卫生部门下了一批新知青到红旗新村。那时候，我大女儿已出世，他娘俩仍在新村。不久，新村就把我的家属赶了出来，造成乡下不留、城里不收的尴尬局面。

　　弹指一挥间，知青们大部分已过花甲之年，回想往事不胜感慨。我们这批人，献出了青春，留下了记忆，积累了人生财富。下乡9年受益一生。无论哪位知青，到了哪个单位，干什么工作，都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尽职尽责，尽心尽力，都成了单位的骨干。

　　在乡下9年，我取得了农民身份，学会了木工、泥瓦工、编匠……也可以从生活中提炼自己的人生感悟，上报纸、上刊物，出版写知青生活的长篇小说《青青杨柳》。不是上山下乡这段特殊的经历，我绝对学不会这么多。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李岱岩

封面设计：武　斌

版式设计：张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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