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沙塘期间，西大农学院经费紧张，基建很少，1941年利用贮存的建筑材料新建教授宿舍9家，也远远不足分配。农学系主任肖辅教授仍始终租赁居住沙塘街的民房。1941年以后，纸币越来越贬值，教职工主要靠米贴维持最低的生活，当时一个教授的实际收入还不及银行、企业中的一个普通杂工。

刘同圻教授，家庭人口较多，入不敷出，长期以粥代饭。王履和教授患慢性病，由于缺医少药，缠病几年，终于在疏散途中与世长辞。部分教职员租地购肥栽植西瓜、椰菜、洋葱等，获取微薄的收入，弥补家计。个别双职工的家庭，妻子的全部收入不足以雇保姆（因其本人的和子女的米贴已由丈夫报领），只好辞职回家，抚育孩子，处理家务。学生生活也很苦，特别是从沦陷区来的学生经济来源断绝，只靠公费或工读维持生活，就是在这样艰难岁月中，教师坚守岗位，认真教书，学生也能用心学习，刻苦钻研，继续发扬学校艰苦朴素，勤奋好学的优良传统，这真正是值得称许的。

曾任北京农大教授的汪厥明1939年应西大农学院院长王益滔教授之聘，转赴柳州沙塘任西大农学院教授兼农艺系主任。1939年冬季，汪厥明全家终于在柳州团聚，而几十年心血积累的文献资料，几乎全部失落于香港，荡然无存。1944年，柳州、桂林，相继沦陷，汪厥明全家大小由学生陈士毅、张仲葛帮忙避居于荔浦县的瑶山，生活极其艰苦，住的是茅棚竹舍，吃的是蕨根野菜，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汪厥明也只得白天上山打柴，寻找和挖掘野菜充饥。同时靠两位学生设法把他在陕西和柳州搜集的大批资料送进山里，得以继续坚持进行生物统计学的研究，并完成了《动差、新动差、乘积动差及其相互关系》的巨著原稿写作。在艰苦岁月中，他常以自己的切身感受，鼓舞同事们和年轻人树立“日寇必败，中国必胜”的信心，并把胜利寄托在敌后坚持斗争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寄托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虽避居瑶山，身陷困境，亦从不动摇。

从上海来的女同学黄仁美、程绪珂等，开始很不适应沙塘的生活，这里晚上没有电灯，复习功课点桐油灯照明。日本的飞机还不时飞来干扰，常常是一节课还没上完，警报就响，大家只好跑到野外去躲避。仅有的一个图书馆，座位有限，图书也不多，尽管如此，同学们尤为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往往为了在图书馆争到一个座位，常常是吃完饭后就守在门口，门一打开，就一窝蜂地拥进去，抢书、抢座位，埋头看书，认真做笔记。由于学习时间紧，同学们把平时玩的扑克牌用刀砍碎，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学习上。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全国大学农林院系学生学业竞赛考试中，西大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学生代表曾有两年夺得第一名。

1941年至1943年春节，西大农学院与广西农事场等单位同当地农民联欢，举办先进农具陈列品展览和农产品、家畜家禽比赛。沙塘、柳城、宜山的农民都赶来参加农展会。西大农学院学子分别带引农民参观并作讲解，把先进技术传授给农友，推广科技成果。

潜伏在农学院的中共地下党员何康、郑大兴、唐最培等，积极发动当地群众、青年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同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言行进行斗争，宣传中共中央的抗日主张与策略。怀着满腔热血投笔从戎的有陆丽华、陆汝升、梁元伦、吴启增、罗书镇、梁致和、杨思铭、张毅、许炳文等数10名学生。

苦苦求学不放松，立志救国结硕果。当年在桐油灯下苦读的西大农学院学子，大多数成为新中国农业、两岸三地科研机构或大专院校的主要骨干：何康担任国家农业部部长、李崇道任台湾农复会主任、黄成达任香港渔农署署长，刘祖洞是中国人类医学遗传学领域的创始人之一，程绪珂成为我国著名园林专家，贺善文当选中国园艺学会副理事长、国际柑桔学会执行委员，罗达新任广西农科院副院长，蓝乾福是全国兽医寄生虫学界知名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