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冲锋—1993年夏天
文 | 为歌
看到同事老Z写他1996年参加的高考，我也想起了自己的高考。只不过，我比他早了几年，而且是考了两次。
我是1992年第一次参加高考，文科考生。
那个时候，高考的时间是7月份，高一高二的学弟学妹们也已经放假了，热闹的校园变得有些空空荡荡。7月7号、8号、9号，我走进了考场，三天考六科。说实话，第一次考完，我心里就有数了——数学考砸了。文科生嘛，最怕的就是数学，偏偏那一年的数学题我觉得特别难。考场上咬着笔杆子，看着那些数字和符号，脑子里一团浆糊。最后成绩出来，离上线差了十几分。
十几分，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这十几分就是天堑。
带着落榜的消息，我回到村里，那晚都没敢抬头看父母的脸。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那时候，父亲已从小学教师岗位上退休了好几年，他坐在门槛上抽了好长时间的烟，母亲则在灶台边抹眼泪。那个夏天，我拼命地去山坳里收玉米挑回家，上午在稻田里施肥耘禾，下午则赶牛上山放牧，只是看牛的时候不忘带上高三的错题本。整个多雨的夏天，我心里都在复盘，两个月的时间里，我觉得天都是灰的。
还好，父母没有说“别读了”。他们只是问我：“还想不想再试一年？”
我想。我不甘心。
于是复读。
9月初，我坐回了教室，文科补习班一百多号人，挤满了图书馆一楼的大教室。还好的是，高三时的班主任农老师又亲任我们的班主任，而数学课老师则是全校最严厉又最有教学威望的方副校长！复读的日子怎么说呢？比高三更苦，但心里更有底。知道自己的短板在哪儿，就拼命补数学。刷题、总结、再刷题，把能找到的数学卷子都做了个遍。那一年，我的草稿纸摞起来有半人高。
1993年7月，我第二次走进考场。
这一次，数学打了一个翻身仗，当时的满分是120分，我考了76分，过了及格线。不光数学，其他几科也发挥得不错。考完最后一科走出来，太阳明晃晃地照着，我深深吸了一口气，觉得天特别蓝。
成绩出来那天，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总分过了400分大槛，特别是地理科上了80分，不仅考了文补班的第一，还进了全县文科前十名。
四百多分放在现在可能不算什么，但在那个录取率不足20%的年代，在那个分数段，这个成绩已经足够我跳出农门了，我被师专中文系顺利录取。
说“跳龙门”，一点不夸张。一个西南边陲的农村娃，虽然父亲是教师，但我户口依然是在村里的农业户口。高考之前，我去过最远的地方也就是县城。考上大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户口从农业变成非农，意味着毕业包分配，意味着从此吃上“商品粮”，意味着不用再面朝黄土背朝天。
1993年9月份，我和一起考上的老常、阿牛和阿炮一起，坐着两个多小时路程的大巴车到学校报到，开始了大学求学生活。我们那个年代，高考就是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唯一通道，没有之一。
现在回想起来，很多细节都模糊了，但有些东西刻在骨头里。
记得复读那年冬天特别冷，教室里四面透风，我们裹着单薄的毛衣背书，手冻得握不住笔，就往袖子里缩一缩继续写。记得每个晚上，宿舍熄灯后还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书。记得食堂里自己拿米去蒸的铝饭盒，就着两毛钱一份的青菜，吃了一个又一个学期。
也记得那晚十点多了，我还一直在教务处门外等着查分数，那一刻，我的手在抖。记得带着录取通知书回家的那天，母亲杀了一只鸡，从来不沾酒的父亲破天荒地喝了两杯米酒……
上了大学，读了中文系，毕业后分配了工作。从此，我的人生和同村里的好多同辈人完全不同了。
现在回头看，高考公平吗？可能未必完全公平。但对我们这些农村孩子来说，它是最不坏的制度，是唯一看得见、摸得着的出路。没有高考，我大概率现在还在村里种地，早早地娶妻生子，也早早地当上了爷爷或者是外公，或者像很多同龄人一样去广东打工。
有人说高考是“人生独木桥”，我觉得这个比喻很准确。桥窄，人多，挤过去不容易，挤不过去就得另寻出路。但只要你挤过去了，对面就是另一番天地。
我庆幸自己挤了两次，终于挤了过去。
马上又要高考了，看着现在的孩子们有家长陪考、住宾馆、收鲜花，我一点都不觉得矫情。时代不同了，条件好了，孩子们值得更好的待遇。
但我想对他们说一句心里话：
无论外部条件怎么变，高考的本质没有变——它依然是你为自己的未来拼搏的一场硬仗。认真打，别留遗憾。
至于结果，尽力就好。考上了，天高地阔；万一没考上，天也不会塌。人生的路有很多条，只不过对我们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高考确实是那条最宽、最直的路。
最后，祝所有考生笔下生花、金榜题名。
也感谢1992年那个没放弃的自己，和1993年那个拼尽全力的自己。
那段青春，有些曲折，但真的值得。
《另一种妇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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