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漫长的一天
1976年寒冬，我十九岁，是粤北山区715兵工厂的一名军工学徒。
天还没亮透，厂里就炸了锅——102车间出事了。金鸡岭下腾起紫红色硝烟。军代表叶书记匆匆赶来：“管道爆裂，TNT浓液漫上山岗，凝固成冰块了！上级命令：人工清除，不惜一切代价！”
我跟着第一批突击队往山上走。TNT冰块呈金黄半透明，阳光下竟有些晶莹。可我们清楚，这美丽的东西随时可能把我们撕碎。镐头砸下去，弹手，像挖冻土——轻了挖不动，重了可能炸。
叶书记走过来，理了理我的衣帽，拍了拍我的肩，那双手微微发颤。刘工长把镐头递给我时，镐柄已被他握得温热。
腿有点抖，手心全是汗。我偷偷看了一眼身边的工友——杜师傅和他女朋友都上来了。这么一想，心反而定下来。
镐头与冰块撞击，碎硝四溅。没有人大声说话，只有起落的声音和粗重的喘息。那是一生中最漫长的一天，一秒一秒地数着。我忽然想：《林海雪原》该还人家了；《唐诗小札》以后还看得着吗？最可惜的是没机会画画和拉小提琴了。
每人一麻袋的任务完成了。我把镐头交给下一拨工友：“兄弟，没事！回来一起喝酒！”
太阳下山时任务全部完成。我们互相看着——脸上身上全是黄白色的硝尘，像一群石膏像。不知谁先笑了一声，接着大家都笑了。笑着笑着，有位女工背过脸去，擦了擦眼睛。
那一天，我真正懂了什么叫“生死之交”。十九岁的怯懦，在镐头起落间被砸得粉碎。
夜晚，宿舍楼前燃起篝火。我取出小提琴，拉起了《如歌的行板》。琴声响起，眼睛湿润了。快弓拉出一个又一个高潮，琴弦仿佛连着心脏。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楼上窗户一扇扇推开，工友们静静地看着我。没有人说话，篝火噼啪作响。
不久工厂下马，工友们各奔东西。四十多年后我独自回去，金鸡岭上白云悠悠。《如歌的行板》在心中回响。
二、我的女师傅
师傅白白胖胖，漂漂亮亮，左脸上有一道浅红色刀痕，像漏擦的胭脂。大家背地里叫她“熊猫”。
我希望师傅是电影里那种粗壮勇敢的工人老大哥形象——她的力量在哪里？
工作中的她严厉得像另一个人。一次夜班，凌晨四点我打起瞌睡。她赶紧推醒我：“千万不能瞌睡！这是硝化车间！一旦发生事故，国家财产、人命关天！”她给我讲兵工厂前辈的故事：张师傅的胳臂，抗日战争时炸伤；韩师傅的右眼，抗美援朝时炸伤。
可平日里，她会悄悄塞给我一个馒头；午间为我披上呢子工衣；顺手把我的饭盒拿去洗了；不时递来一个新笔记本：“学习总是有用的。”
真正读懂师傅，是“大会战”那天。一群工人想把红旗插到二十多米高的铁塔顶上，可一个个男士爬到一半就发晕。师傅脱下细花棉袄塞给我：“把红旗给我吧！”
她一级一级往上爬，风很大，铁塔微微晃动。工人们屏住呼吸。红旗终于在塔顶展开。她回到地面，全场掌声雷动。我把那件带着她体温的棉袄递过去，那一刻，我觉得全世界最骄傲的事就是当她的徒弟。
还有一次101车间出事故，紫红色硝烟越来越浓。工人们纷纷撤离。师傅没有动身。“咋办，师傅？”她回头看看我：“你也赶紧撤吧。”“跑出来就能活吗？”她愣了一下：“跑进隧道，起码尸体是全的。”师傅那种在生死面前的从容，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我考上大学要离开了。她摸摸我的小提琴，说：“受不起呀！赶紧先回家，几年没见妈妈了。”我问她脸上的疤，她歪头一笑：“不难看吧？”我说：“师傅最漂亮了。”她眼眶红了。
真正的英雄从来不自以为英雄。她们只是在该站出来的时候，一步也没有退后。
三、不散的宴席
当年从韶关各知青场一起来兵工厂的有十个人。卡车往山里开时，一个知青突然哭了。我说：“男子汉大丈夫！我们没有退路！”我伸出手：“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十只手掌，一只一只搭上来。那一刻，十个萍水相逢的年轻人把命交给了彼此。
严洪景是其中最沉默的一个。他是锅炉工，整日与煤灰为伴，话不多，但厚实直率。在我最艰难的时刻——父亲重病、停薪留职、全力备考——他默默伸出了手。他从不多问，只是把钱塞给我，轻松地说：“别想太多，先干了再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天气。我也知道，那时他自己也并不宽裕！
我成了十个人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欢送会上，有人哭了，有人摔酒瓶。严洪景一言不发，连夜把我送到三公里外的安口火车站。上车前，我脱下身上呢子服（硝化军工特制）的给他。火车开动，他抱着那件工服，一直站在站台上。
到了学校，我给他们写信——居然没人回。两年后我放假回厂，去找那些哥们，一个也不见了。原来，那天聚餐后师傅对着大伙说：“哭什么哭！他能考上，你们为什么不能？”一个个发愤图强，全都冲出去了。严洪景没有考学，回到家乡做了一名工作踏实、认真负责、令人尊敬的会计。我曾替他惋惜，他却说：“各有各的路。你把书读好，就行。”
这些年来，逢年过节对他的问候和礼数从不缺席；有了成绩第一时间告诉他，他比我还高兴；家里遇到难事互相之间，二话不说就帮忙。但是，他从不提起当年对我的资助，仿佛只是件不足挂齿的小事。
近日我请画家关山雪画了一幅国画《韶阳楼挹翠》赠他。故乡美景，寄托情谊，意义非同寻常！
酒桌上提起当年挖炸药，才知道那天他也参加了，只是不同一批上阵。我惊讶地问他怎么从没说过，他摆摆手：“又不是我一个人干的，有什么好说的。”母校聚会时，我想把他资助我的事告诉同学们，他当场拦住我，满脸不自在：“过去的事了，别说了。”
他就是这样的人——做了十分，只说一分，甚至一分也不说。他的善良，从来不是为了被看见。在这个人人都想被记住的时代，他安安静静地做一个“被遗忘的人”。可正是这样的人，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友情：不是挂在嘴上的肝胆相照，而是你需要的时候，他已经在路上了。
尾声
如今我已六十多了。走在街上，某个行人的烟火气让我想起师傅塞给我的馒头；看到背着琴盒的少年，想起我竟没来得及专门为师傅拉一首曲子。还有严洪景——他不久前告诉我，儿子学以致用，工作踏实，已经评上副高职称了。说这话时他语气里的骄傲，比他自己的事还浓。人生有这样的朋友，实在难得！
那些用青春换来的东西从来没有离开过。它们变成了一种底气：这辈子最危险的事都扛过了，还有什么好怕的？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兵工厂的军号声，不时在我梦中回响。
青春、热血、恐惧、勇敢、音乐、友情——都过去了，又都没过去。它们我曾以为工友们忘了那段往事。后来重逢，酒过三巡，不知谁提了一嘴“当年挖TNT”——一桌子人忽然静了。杜师傅把酒杯一墩：“怎么不记得？我一镐下去，心想完了——没炸。”满桌大笑。笑完一个接一个说起来：谁的镐头弹得最高，谁吓得尿了裤子……有人别过脸去，拿手背蹭了一下眼睛。不是忘了。是日子太长，平时不敢轻易碰。一碰，就扯出一整片山河。
像一首弦乐四重奏，永远演奏着那支《如歌的行板》。
（作者：周建平博士：文化学者、中国晚报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文化学会会长、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原副总编辑，1975年至1980年在715兵工厂当军工）
严洪景（左一）、关山雪（左二）周建平（左三）摄于武江美术馆（2016年）
韶阳楼挹翠 68cmx138cm 关山雪画
周建平（前一排左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