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29日，中央音乐学院蒲方教授以《近现代中国民歌“艺术歌曲化”发展概况》为题，在内蒙古师范大学歌剧舞剧中心举办了专场讲座。蒲方教授梳理了百余年间中国音乐工作者在该领域的探索实践，即中国民歌如何从民间采集、记录，到被作曲家配上钢琴伴奏，最终发展为可供专业舞台演唱的“艺术歌曲”这一完整过程。

蒲方教授认为，正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与思想解放，让民歌进入到了专业音乐领域。时代变革之下，普通民众的价值受到重视，民间通俗文化开始得到知识分子的关注。五四时期，文学界率先行动，在周作人等文化先驱的倡导下，北京大学面向全国征集歌谣，成立了歌谣研究会，累计收集作品一万三千余首。然而这批采集成果只有歌词记录，并没有收录曲调，没能进入专业音乐创作当中。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为配合抗战宣传、服务边区群众，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应运而生，学院音乐系组建民歌研究社团，工作人员深入陕北、绥远等地开展采风，整理出上千首珍贵的民间音乐资料。抗战期间，人口大迁徙，客观上带来的文化流动，使北方民歌广泛传播至全国各地，具有了全国影响力。凡此种种，为民歌艺术歌曲化发展打下了基础。

完成民歌的采集记录后，如何对其进行艺术化加工，成为当时有文化抱负的年轻作曲家们重点钻研的方向。赵元任是这一领域较早的探索者，他熟稔西方音乐理论，始终致力于发展中国本土音乐。早在1913年，他就创作管风琴作品《湘江浪》，开启了中国民歌西洋器乐化的尝试。1933年他编配的《江上撑船歌》融合两首船歌旋律，巧妙利用原民歌同主音大小调的特点，使用多种织体表现和声，在中国早期同类作品中具有一定代表性。讲座中播放了赵元任本人的演唱录音，即便时隔多年，音质有所损耗，依旧能听出赵元任扎实的音乐功底，质朴的演唱气质，深深烙刻着那个时代的特色。

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重庆国立音乐院的“山歌社”成为推动民歌艺术歌曲化发展的中坚力量。院内作曲专业学生意识到“一味”照搬西方创作模式行不通，转而扎根本土民歌，寻找创作灵感。他们从上百首民歌里挑选出21首作品编配钢琴伴奏，并在1946年整理出版《中国民歌选》。这本曲集篇幅短小，多数曲目结构精简，创作初衷不仅是要用于舞台表演，更是尝试探寻民族旋律与西洋和声相融的方式。之后“山歌社”还携手舞蹈家戴爱莲，举办民歌专场演出，收获了不错的反响，也为民歌登上专业舞台奠定基础。

新中国成立前后，民歌的改编创作迎来新的发展阶段，舞台表演的专业化要求，催生出成熟的民歌艺术歌曲。马思聪创作的《民歌新唱》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其创作打破了以往钢琴伴奏单纯依附人声的形式，将民歌素材融入整体创作构思，伴奏织体更为丰富，钢琴声部拥有了独立的艺术表现力。20世纪50年代，丁善德改编的《槐花几时开》《太阳出来喜洋洋》、黎英海编撰的《民歌独唱曲集》等经典作品相继问世，标志着中国民歌艺术歌曲走向成熟。与此同时，业内也对创作概念做出清晰界定，一般对原曲不进行结构调整称作编曲，大幅度重构则归为改编，这种划分也体现出创作者对民间音乐始终保持着严谨与敬畏。

民歌“艺术歌曲化“的蓬勃发展，有着多重现实原因：一方面国内音乐行业想要摆脱对西方的模仿，建立属于自身的民族音乐体系；另一方面抗战之后国民民族意识不断增强，再加上新中国成立后民间艺术得到大力扶持，民歌自然成为中国新音乐发展的核心依托。

回望这百年发展历程，中国民歌从乡野间的口头传唱，到文字形式的简单记录，再到搭配钢琴伴奏的艺术改编，最终演变为结构完整、意境悠远的艺术歌曲，这一演变过程，是一代代音乐人立足本土，努力搭建中国民族音乐体系的坚定信念与探索过程。

讲座最后，蒲方教授结合当下行业现状，提出了几个值得大家进一步探索的问题。如今演唱形式愈发丰富，原生态唱法、民族唱法各有特色，如何在用美声演绎民歌时，保留其原本的乡土韵味，是演唱层面需要思考的难题；大众早已熟悉原汁原味的民间歌曲，大家对使用美声演绎、重新编配后的作品接受程度，还需要在实践中慢慢验证；现在不少艺术歌曲改用管弦乐队伴奏，传统钢琴与人声之间紧密配合、相辅相成的关系，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同样值得探讨。这些问题目前都没有标准答案，也是时代交给当代音乐人的责任与使命。整场讲座不仅完整梳理了民歌艺术歌曲的发展脉络，更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一首首家喻户晓的民间歌谣能够成长为舞台经典，背后离不开数代音乐人的坚守、探索与创新。

图片：研究基地

文字：王敬茹 王清源

整理：李雨佳

初审：张凡

复审：田晶

终审：廉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