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1948年6月19日上海《大公报》第三版。
万架“飞歌”载歌飞
胜利歌、和平歌都过去了，只有美国产品在中国装配的飞歌在满处飞。
记中央无线电器材生产事业
（一）
国营的电工事业先后已有了四姊妹——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央无线电器材有限公司筹备处，和中央绝缘器材有限公司筹备处及中央有线电器材有限公司筹备处。电工厂儿女成群，已有了八个单位，在同辈的弟兄中颇可一比高低。绝缘器材厂以电瓷为主，比较简单，技术合作，当无问题。有线电器材有限公司是原先电工三厂的后身，刻在筹备期间尚无大量出品，只有无线电器材厂，尤其是在他们装配的飞歌牌收音机大量问世后，这个新兴工业的前途，颇为在电力世界中生活的人们所关怀。
抗战时候惨淡经营桂林总厂的周维干，今后专任行政院驻加拿大的购料代表了，总经理一职决定由天津分厂负责人马师亮继任。这位陕西绥德的工程师自美返国后，六载教书，六年办厂，在北方的一年中，还兼任了资委会平津办事处长，把津厂在经费艰辛中，作得成绩沛然，于是进一步又负起筹划全厂的担子。他在五月二十五日飞沪转京，到总厂去接事。这个喜欢作事的人，迷迷笑着以充分自信力说道：
“我们说老实话，第一步总是得要用人家的牌子带起来我们的牌子。”
无线电厂原想与美国RCA合作，但因为我们的环境不好，目前初步作的东西有限，却不需要花那么多的专利费用，于是改与飞歌厂合作。第一次合同是运一万套交直流两用收音机的零件，在中国分在南京及天津装配，一切都按照美国标准，决不放松一点。以取得国外的信用，并建立起自己牌子。这万架“飞歌”像鸽子一样地正在出笼四散高飞中。
“今天和战前不同，国家不许成件的外国货无线电器进口，以现有的能力来说，无线电厂想多作一点事，不失为一个机会。”
电工器材厂的四边到处都是竞争者，但无线电厂则不然。在抗战以前，就没有很大的厂家，外国货潮水似的大量拥进来，中国即便有第一流的人才，但制造出来不够成本，也就无从下手。到抗战中间，中央电工器材厂，在锁国中，都成为近乎独占性的企业，即如无线电厂，那时的零件也作到百分之八十五可以自给，胜利到来以后，客观的形势改变，一切都要重新作起。因为，这已不是抗战的时代。
马师亮怀着一团热望到东北去，他想日人留下的电工器材厂中，改建四五个无线电分厂不会成为大问题。在七七时候，日人的无线电制造已到可观的位置。他们与RCA合作，每一个单位，都认真的下了功夫，完成了自己模仿的基础。这次接收，本约集了二十四个合作的朋友，想要有计划地工作一番，可是“一个黄金时代过去了”，什么都不能实现。他的朋友们又纷纷四散，有的仍然应聘再回到国外去，本国内根本没有他们的工作。
“中国无线电制造虽然只有十年历史，可是遭受的经历，却并不十分简单。我们在抗战中间什么都想法子作过的，今天为什么又都不作了呢。中国的无线电人才不太多，但几百个人总是有的，为什么从来也没有几个较比大的民营工厂呢？这里面都是问题，都不是我们单方面能解决的问题。”
（二）
马可尼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电世界是迅速的，电的工业是瞬息万变的，马师亮说：
“在最近十年，我们的设备，我们的能力，只有追的份儿，无线电制造方面，不可能创造奇迹。”
电的应用历史很短，但进步的速度最猛。从电波利用史上看来，一八七六年三月十日作距离二英里通话电话发明家裴尔（A.G.Bell），到一九一五年又作横跨大陆的三四〇〇英里通话时，虽然是用四十年前的那句话，就是他对他的助手说：“华特生，请你过来，我需要你帮忙。”但这已是从对面谈话，发展美国对法国对话了；一八三七年电报机及电码的发明家莫斯（Morse），他看着从每分钟三十个字进步到四百个字，以至于高周率电报的完成。从一八六五年以来的无线电硏究，到了马可尼（Marconi）才集大成，电波与光波一样，除了沿着地面走，还可以经过反映的天波，到更远的地方去。
马可尼早已死了，马可尼所喜欢的法西斯政府已倒了台，但无线电的领域更扩大了，真空管的应用更是“日新月异”，这也是发明原理的爱迪生及制造家佛来铭等当时所想不到的。真空管的四大作用，振荡、放大、检波及调幅都有了新的硏究，造成为无线电的新时代。有声还有影，将来还要创造出颜色……
“中国自己作真空管”，马师亮说，“不是不可能，而是作多少的问题，起码的数字应是几十万套，而不是几万套，才能有一定的计划，分别预先准备。数量越多，对自己越合适，越少却是越不合适。无线电材料方面，中国的问题很多，如电容器方面的特殊纸或云母，电阻所用的炭精，喇叭所用的磁石，我们自己有的都不十分合用。我们虽有了十年的历史，可是从来没有得到安定。……”
无线电制造今天以美国为中心，像飞机与汽车一样，能够认真花钱作硏究，便有最新的出品，美国是后来居上而且超过了先进的国家。美国人认为把电比作一个家庭，除了一对夫妇之外，真正的儿子只有三个，就是电压电流和电阻，睡着的时候是静电，醒了的什么是动电。音波的速度，每秒走三百米，已然快得可观，若是比起电波，则还差他一百万倍。用中国的地域来比，音波从东南的台湾走到西北的塔城，需要四小时，若使用电波，则只要五十分之一秒。谁能控制这个淘气的孩子，谁就能得享他的幸福。而控制这个淘气孩子的工具，便是电气制造工具的发展。
每百个中国人要是能有四具收音机，那就需要一千八百万具。比起今天的实际生产数字。真是惊人。无线电机真有其未来的出路。马师亮说：
“我们不是只喜欢造贵东西，为阔人们消闲取乐的。我们满心想为蓝大褂和光脚鸭子服务的，可是我们什么都没有基础的时候，不能不多卖一点贵的，因为长波与短波费的工料差不多，而卖的钱却差得太多了。”
（三）
中国无线电器材生产，在短短十年内，历尽了风霜奔波之苦，中国工业的艰苦茁长，出乎一般工业发展史家的想像。
二十五年九月在湖南长沙黄土岭筹备时期，本来名为湖南电器制造厂，二十七年四月正式成立，改名为中央无线电机制造厂，那时候规模虽小，情绪却高，先以全力供应抗战的通讯机械。在八年中，各式大小收发讯机共有一万余部，百分之六十是陆空军机关，百分之四十供应交通单位。马师亮说：
“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长沙大火，迁到桂林，从荒坟上从新做起房屋，二十八年一月开工了。那时资本只有一百二十万元。昆明又设分厂，还在重庆设修配所。二十九年十一月，第二次不幸遇到大火，又把茅屋烧得干干净净，这时周维干先生下了决心，两个月后又重开工，并开始建设新式厂房。十二月又改名称为中央无线电器材厂。”
桂林总厂那时规模扩大，除了军用机、交通机、无线电话机外，更设有收音机、手摇发电机，电源设备、翻砂、油漆、内燃机厂及硏究室。昆明厂则着重大型发射机，及航空用收发机的制造，重庆厂则着重中小型发射机及收讯机的制造。
“三十年五月三十日敌机二十七架分批来厂投弹四十枚、屋房损毁二栋，员工死十人，伤者十九人，工厂及器材未受损伤。三十二年大礼堂落成，各工场改为工厂。以社会化、家庭化、公园化，学校化为目标，希望以此温床为无线电制造工业培育出一批人才。”
火没有烧掉，炸弹没有炸掉的无线电厂，终于在三十三年湘桂大撤退中把三百吨器材全部牺牲在金城江与独山，这年冬天，桂、柳、金、独全部失守，这一次耻辱的撤退，曾埋下了要在胜利到来奋发重建的种子。胜利前后，电工厂的恽震，机器厂王守竞及无线电厂的周维干陆续赴美，洽商技术合作，当时谁也想不到这希望却成为一场春梦。昆明厂迁回南京，重庆厂迁到天津，都是把一所所旧存的厂房改建为目前的需要，而对东北的梦，慢慢地也整个地醒觉了。周维干也就没有回来。
这困苦的八年间，从小电力机件造到四瓩的大电力发射台，如军委会政治部的“军中之声”的发射机。军用电台的电源设备及零件本为舶来，这时期也能自制小型内燃发电机、手摇发电机、电表、耳机及各种零件。又如最初仅能制造发报机件，后来却可以大量制造收发话机及报话两用机。由装配所而改为的重庆分厂，那时便由从浙江大学到工厂的马师亮来负责，他又笑迷迷地说：
“在抗战末期，我们曾设计了超短波五米无线电话机，有两根线，可收可发，我们曾列举必需的零件，要求租借法案拨给我们一万套，美方当时曾派人来试验，认为满意让我们制造，当领到一万套的必需零件时，胜利来到了。”
重庆收音机制造部分，还有一个计划，就是制造各式收音机一万架，用以广播最后胜利的消息。马师亮每天掉头发，在想尽办法来设计。
（四）
一万架收音机计划想不到是在胜利后第三年才完成的，这就是与美国飞歌厂（Philco）合作的出品，中国无线电器材制史上，第一次自己制配这么多的收音机送到社会上。
中央无线电器材公司第一分厂设在天津，由一所旧机器厂改建为一所近代化工厂，也可以说完全欧美化的工厂。在长方形的厂房中，合成为一条长桌，两面有可容六十人的坐位，新训练出来的装配生正在那里不停的工作。高等职员们随时给她们上课，在工作中同时训练头脑。
这是一个特殊的工厂，若干架收音机同时在那里开腔乱叫，把空气搅得混乱异常，大鼓、平剧夹杂着西乐，他们在按着美国标准，试验收音机的每一个部门，听听声音的好坏，然后再装进电木的外皮，装箱入库，算是整个完成了程序。
如果发现声音不好的机器，就立时交到修理部校正，那部份是有十几位男练习生，以分工合作的制度来处理需要修理的那一部分，没有一个人在闲着，也没有任何工具在闲着。
从美国来的零件起始装管座、焊线路、装阻力、蓄电器、电源变压器及真空管，到试验及校正的完成，在桌子上旅行一周，每个机器需要二小时光景。在过程中，每个工作者都在一张卡片上签字，到最后的部门，合格的则写上OK。
“每部收音机的总成本为美金五十几元，在去年冬天预约时，每部定价一千五百万元，到五月下旬，新价已改为九千多万元了，这就是通货膨胀的速度，但工厂方面却仍然愿意卖去年的价钱，因为那时的钱比今天的钱要值钱得多。”
中央无线电器材公司津厂还有一个西厂，机械虽不多，但秩序的整齐，工作的认真，比东厂更为紧张。这里是专作收音机内用的电源变压器。缠线是使用小型的自动缠线器，用在桌上的小型电动机来带动。多用漆皮线，依转数表来记载圈数，用一人主持运转。层间并加绝缘，缠好以后，装置铁心，就算完工，再经过一道检查，就可分配使用。
“我们这一批长短中波交流直流两用机作完，就再作一批一波段的长波收音机，那批的价格比这批要便宜些，我们实在太穷，只是多绕几圈线，就可以多卖几个钱，我们还是想作好的。虽然也不能不注意人民的购买力，如这次在运往重庆一带的，居然销掉三四百架，使人不能不回想那个地方，必要时还想去设一个厂子。”
马师亮有很多的计划，只要基础稳固，他想把学无线电制造的朋友们多多团结在一起，如在美国从事雷达的朱兰成，在北平的孟昭英和其他的某专家都可统力合作，只要是机会到来，这些朋友们也都愿意直接间接来帮忙的。
至于南京的工厂，据马师亮说：
“比不上这里的规模，我相信不久就可以扩大的。”
（五）
由于无线电器材的普及，本可以使地球缩小，人间的距离减少，是促进文明的工具。但相反地，也可增加冷战，把举世的神经刺激皇皇不安。世界如此，中国也不能例外。这是政治家的责任，工程师常是时代的牺牲者。
北方军事在扯锯战，在捉迷藏，南方给北方的偏枯，使北方工商业都无法生存，民营工业想南迁逃避，国营工业在艰苦支撑。物价指日高升，而出入远追不上支出，接收的成品耗光了，新的原料买不起进不来，政治局面变动，一切都像停摆似的，于是这些种声音在耳边作响，一起奔向这一个地方单位的负责人，那就是资委会平津办事处长马师亮所处的地位。他在自己的无线电厂中听惯了最复杂的交响乐，所以他有充分的忍耐来处理这些日常的繁杂，任环境再坏，他可以合目养神，安然入睡。
今天的局面像是万架飞歌一齐正作无法控制的狂歌，把宇宙间填得满满地，不论感受性如何，谁也逃不出电波的影响。这是一个宣传的世界，无线电正在为宣传服务。但制造工业的资委会天津电台在榴花五月中也仿桂林时候的电台设施，新台举行试播，但只播音乐，必要时加入教育节目，这电台的主持人却这么说：
“好的音乐使人可以心平气和，减少无谓的脾气，我们要人们旋开电纽，暂时谈不到教育，只是先给听众一点精神上的慰藉。”
在胜利之前，电工学会曾经热烈讨论过“调幅”“调频”“调相”三种方法的优劣利弊，大家认为“调幅”最有把握，“调相”经验最少。但在超短波波段，调幅应用减少时，调相及调频有利。即电视的声音部份，亦将采用调频。所以对于调频收音机的构造简化，传真电报的利用，这些势必随技术成熟而扩大的使用。那时希望大家努力硏究的人，至今也都寂然无声了。
中国无线电器材制材在抗战中成长，经过了抗战后的冷落，但热心者仍然日有增加，成品的禁止入口，不失为给制造商保留了一线希望。马师亮表示他们决不独占，民营工厂备具了条件尽可以求发展，和国营事业并行不背。
也许有一天日本电器材料又将倾巢来犯，政治上给他们只有消极的防御，那我们的无线电工业是否又将走上抗战以前的局面？
马师亮只这么低调地答复道：
“希望西北还能安定，我们打算今年秋天再来大量收购云母、石墨等等换取我们必需的原料。”
（六月五日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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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广告图来自1948年7月9日《新闻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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