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上下九的“印钞机”

1.

上九路，下九路。广州人叫它“上下九”。

2000年的上下九，是另一番天地录骑楼底下一家挨一家的商铺，卖衣服的、卖鞋的、卖金银首饰的、卖烧鹅的，人挤人，脚不沾地。周末的时候，你从人民桥那头走进去，只能被人流推着走，根本不用自己迈腿。

而这条街上最火的，不是服装店，不是珠宝店，是大头贴机。

从步行街入口到荔湾广场，不到一公里的路程，我数过——最多的时候，大头贴机有四五十台。一个铺面里摆两台，门口再摆两台，巷子深处还藏着几台。有的店专门做这个，有的店是兼营，在角落里塞一台，照样排队。

那阵子，街坊邻居管这条街叫“大头贴一条街”。

不是夸张。是真的。

你在上下九随便拉住一个拎着大头贴纸袋的小姑娘问：“哪家拍得好？”她能给你分析出一篇论文来——“光科的机子背景多，但颜色偏淡”“雅岚的全身版效果好，但有点贵”“鸳鸯的软件最好用，MTV合成功能太强了”。

我当时就想，这帮小姑娘要是去卖大头贴机，业绩肯定比那些销售员强。

2.

说到大头贴机，就绕不开几个名字。

光科，最早做这个的。东北人在深南大道上开的公司，1995年就起步了。他们的机器是半身版，拍出来就是肩膀以上，画质一般，胜在稳定。光科那批人，是真正吃螃蟹的，在大家还不知道大头贴是啥玩意儿的时候，他们就敢把机器往街上摆。

我记得有一次去光科公司拿配件，跟他们一个老销售聊了几句。他说当初推广的时候，没人相信这玩意儿能挣钱。他们就在商场里摆样机，免费给人拍，拍了你自己看，满意了再付款打印。慢慢地把市场打开了。

那是一个靠“免费”打开市场的年代。

雅岚，潮汕人做的。潮汕人做生意，那叫一个精明。光科出了半身版，他们就搞全身版。雅兰机器能拍全身照，还能换动态背景。价格比光科贵，但小姑娘们吃这一套。谁不想把自己从头到脚拍得美美的？

潮汕人的厉害之处，不光是产品，是渠道。他们在全国搞代理，一层一层铺下去，你来代理，他给你培训，给你技术支持，给你营销方案。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雅岚在南方市场稳稳站住了脚跟。

后来我听一个业内朋友说，雅岚的老板是从光科出来的，自己拉了团队搞的。不知真假，也没法考证。但这行业就是这样，徒弟学会了手艺，出去单干，再跟师父抢饭吃。

鸳鸯科技，真正把大头贴做成了大众生意。

鸳鸯科技的老板是时贵斌，公司1999年在天河百脑汇电脑城成立的，主攻图像处理和多媒体软件。他们没自己造机器，而是搞了一套软件，叫“鸳鸯系列”，功能特别强大——背景库丰富，操作简单，还能做MTV实时合成。

什么叫MTV实时合成？就是你拍完照片，选一首歌，软件自动把照片做成MV，配上字幕、转场特效，最后刻成光盘。这个功能在当年就是黑科技。

我第一次看到鸳鸯的演示时，嘴里蹦出两个字：“牛逼。”

3.

大头贴这东西，到底是谁发明的？

这事儿一直有争议。日本那边，说是佐佐木美穗——她喜欢贴纸，就琢磨着能不能把照片也做成贴纸，于是找程序师合作，1995年捣鼓出了第一台大头贴机，叫“Print Club”。佐佐木女士因此被称为“Print之母”，在日本是一个挺响的名头。

但国内这边，有个更炸裂的说法——前微软中国区总裁唐骏，自称大头贴是他发明的。他说自己还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搞了一个“婚恋交友系统”，后来把专利卖给了日本公司，卖了五十万美元，日本公司用这个技术做成了大头贴机。

五十万美元！九十年代的五十万美元！这要是真的，唐老板就不仅仅是职业经理人了，那是真正的“打工帝”啊。

这事到底是真是假，谁也说不清。唐老板自己说得斩钉截铁，日本那边也不认账。反正当年的年轻小姑娘们不在乎谁发明的，她们在乎的是新出了什么相框、能不能把自己拍得好看一点。

4.

大头贴最好赚的时候，江湖上有一个传言——

“舅舅不卖机给外甥”。

什么意思？就是说一台大头贴机，一万多块钱，放进商场里，几个月就回本，剩下的全是净赚。这钱太好赚了，舅舅宁可不卖给亲外甥，怕外甥抢了自己的生意。亲戚都信不过，要自己吃独食。

这个传言是不是真的？我接触过的大头贴圈子里，没人证实过。但我信。因为在那个“印钞机”年代，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我亲眼见过有人开着宝马来看机器，二话不说付全款，拖走三台。也见过一个小姑娘，高中刚毕业，在商场里摆了台机子，两三个月赚的钱比她爹一年的工资还多。更夸张的是，有人把大头贴机搬到乡下集镇上，逢集的时候一天拍一百多单，一个集下来赚的钱赶上种一年地。

什么叫“印钞机”？这就是。

5.

大头贴在国内火起来，不是光科一家的功劳，也不是雅岚一家的功劳，是鸳鸯科技把价格打下来、把门槛降下去之后，才真正普及的。

鸳鸯的做法很聪明——他们不造整机，只卖软件。你买一套鸳鸯的大头贴软件，几百到一千多块，再自己去电脑城攒一台电脑、买个摄像头、配台打印机，找个木匠打个外壳，你自己就能做出一台大头贴机。

这下可就热闹了。电脑城里的装机小哥、打字复印店的老板、甚至修手机的小贩，都开始攒机子卖。最便宜的时候，一台自制的大头贴机成本才四五千块，售价七八千，不到光科的一半。

价格降下来，市场的盘子就大了。

那时候还有一个现象——“大头贴韩国风”。在鸳鸯科技之前，韩国的大头贴品牌已经在国内有了一定的影响力。韩国人的东西，设计感强，边框花哨，滤镜多，特别符合亚洲人的审美。后来Life4Cuts（人生四格）把明星做到相框里，更是直接带火了韩式大头贴。国内的小厂子跟着模仿，出了一堆“韩版大头贴机”，什么“韩国四格”“韩式自拍”，商标上印着韩文，底下写着一行小字“Made in China”。

那是一个“英文日文韩文并举”的时代。

你打开一台大头贴机的软件界面，菜单栏上写着英文字母，工具栏上标着日文假名，相框缩略图旁边印着韩语说明。谁也搞不清哪个是哪个，但你点进去，功能都是通的。

那时候的年轻小姑娘，拍照的时候嘴里蹦的全是外来词——“欧巴”“卡哇伊”“sunflower”“虹の桥”，混在一起，谁都听得懂，谁都说不清。这就是属于那个时代的青年文化——管你是什么文，我高兴就行。

6.

2005年，《超级女声》火遍全国。

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那届超女的影响力，不是现在的选秀节目能比的。每周五晚上，千家万户守着电视，投票票数以百万计。

大头贴机也在蹭超女的热度。

鸳鸯科技出了一个“超女模板包”，里面几十款超女同款边框——李宇春的爆炸头、周笔畅的黑框眼镜、张靓颖的海豚音造型，你想拍谁就拍谁。我下载装上了，效果确实好。小姑娘们来拍，第一句话就是“有没有超女的边框？”

那段时间，我的店里天天循环播放《想唱就唱》。“想唱就唱要唱得响亮，就算没有人为我鼓掌……”歌一响起来，整个店里的氛围都不一样了。

我还做了一个小活动——买大头贴送超女贴纸。成本几毛钱，小姑娘们开心得要命。有一个女孩连续来拍了三天，每天不同的边框，我后来才知道她是李宇春的铁粉，要把所有春春的边框都集齐。

那一年，你走在上下九，骑楼下飘着烧鹅的香味，音箱里放着《想唱就唱》，大头贴机前排着长长的队伍，小姑娘们叽叽喳喳地讨论着谁能进前五。空气中全是青春的味道。

7.

生意最好的那几年，上下九的大头贴店，有些二十四小时不打烊。

不是老板勤快，是排队的顾客不答应。

我记得最深的是一个叫小燕的姑娘，湖南人，在制衣厂打工。她每个周末都来上下九拍大头贴，拍完就贴在自己的工作证背面、宿舍的床头、手机壳上。有一次她来刻光盘，把一百多张照片做成MTV，背景音乐是陈奕迅的《十年》。

我问她刻这么多干嘛，寄回家给父母看？

她说：“不是，是给我自己留的。哪天我不年轻了，拿出来看看，就知道自己曾经好看过。”

我把光盘递给她的时候，她站在店门口翻看，看着看着眼圈就红了。我没敢问为什么。

后来小燕成了我的常客，每个月都来，有时候拍，有时候就是路过聊几句。再后来，制衣厂效益不好，她说要回湖南了。走的那天，她把自己拍过的大头贴整理了一个小相册，送给我做纪念。

那本相册我现在还留着。封面上是她歪歪扭扭写的字：“肥哥，谢谢你帮我留住青春。”

8.

大头贴机最火的那几年，我其实没赚到最多的钱。

不是因为生意不好，是因为我太“老实”。

别人一台机子放商场里，一天拍一百多单，我一天七八十单；别人价格战打到五块钱一版，我不降价，还卖十块；别人用杂牌耗材省成本，我用威宝原装盘。老李说我不是做生意的料。

但我的回头客是最多的。

因为他们知道，肥哥这儿拍出来的东西，不褪色、不飞盘、用得住。

2000年到2010年，我在广东待了整整十年。从广州到深圳到汕头，辗转了几个地方，换过十几台刻录机，攒下了一笔不算多也不算少的钱。但这十年，我最珍贵的收获不是钱，是那些刻在光盘里、印在相纸上的故事。

毛毛从不会走路到上了小学，从广州的出租屋到汕头的步行街，她的每一个生日、每一次演出、每一张奖状，都被我刻成了光盘，存得好好的。

弟弟出生那年，我做了一个电子相册，从毛毛的照片开始，到他出生的录像，再到一家四口的合影，配的音乐是《亲亲我的宝贝》。这张光盘我现在偶尔还会放，每次看到自己二十六七岁的模样，都想说一句——年轻真好。

刻录机刻的是光盘，我刻录的是人生。

从代课老师到复合肥厂，从卖大米凑路费到南下广东，从第一台光科大头贴机到三星刻录机，从VCD到DVD再到蓝光，从广州到深圳再到汕头，最后回到望江。

这一路上，我在不停地“刻”。

刻照片，刻音乐，刻视频，刻回忆，刻日子。

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所有人都在做同一件事——把自己的人生“刻”进时间。有人刻在光盘上，有人刻在纸上，有人刻在心里面。

做不了几纳米刻蚀机里的沟槽，但最起码，我刻过几万张光盘。

这一辈子，够本了。

（第八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