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元宵节过后，我接到老家信息，说本家92岁高龄的二爷故去了，我和大姐、哥哥三人，匆忙赶往二爷家吊唁。拜别过二爷，沿着绿油油的麦田间的小道，我回到日思夜想、一直心心念念的家——我儿时的老宅。

早在二十年前，老宅就轰然颓圮了，只剩下一片宅基地。如今，宅基地的后半部，被搭建起一座又宽又高的大棚，墙体是粗大密集的钢筋，冰冷、僵硬。大棚前面圈起来的一小块场地上，几只肥硕的羊正悠闲地踱着步，还时不时地停下来，一脸疑惑地看向我们这几个陌生人，似乎在问“客从何处来”？宅基地的前面，是一条绿苔覆盖、杂草围困，冒着腥臭气的死水沟。

这里，就是镌刻了我人生最珍贵记忆的“家”。

这里，曾有我回味无穷的过大年记忆。无论城市乡村，无论过去现在，过年，总是每个孩子心里最热切的期盼。记得小时候，每当春节的喜庆气氛开始在日子里发酵、蔓延，在孩子们望眼欲穿的等待中，大人们就开始了紧张忙碌的过节准备。

民间有习俗，正月初一到初五，不能动火蒸馒头。所以，从前每家在春节前，都要蒸出够全家人吃上一周的馒头。记得每年过年，母亲都会提前好几天开始忙活，准备春节的各种美食，尤其要做大量的面食，什么面糕、米糕、豆泥馒头、咸味馒头、白面馒头。母亲做的“迷你”动物面食最有趣，像“长着”两只红眼睛的小兔子，盘曲成一团的小白蛇，涂上红点的小寿桃，小巧玲珑，造型各异，精致传神，应有尽有。母亲会把蒸好的面食，统统放在一个大匾子里，用洁白的笼布罩着。这一大匾子面食，给了我们满心的欢喜、神秘的诱惑和期待，不觉间，新年的味道就悄悄地弥漫了满屋满院。

记得我大约六岁那年，春节的前两天，母亲在厨房忙碌了整整一上午，和面、上笼、蒸馏，累得腰酸背痛，快到吃中饭时，才将蒸好的馒头“出笼”，放在堂屋的大匾子里晾着，然后又赶忙折回厨房忙活去了。我站在大匾旁，看到大白馒头个个圆润饱满、细腻光滑，薄雾般的热气和诱人的香气相互缠绕，在室内缭绕盘旋，袅袅娜娜，真让人馋涎欲滴。

忽然，我发现其中一个馒头的一侧，翘起了一小片馍皮。我用两个手指尖，小心翼翼地将翘起的馒皮揭下来，放进嘴里品咂着。馍皮薄薄的，香香的，嚼起来很筋道，别有一番滋味。于是，我把整个馒头的一层皮都揭了下来，有滋有味地咀嚼着、品味着。一个、两个、三个……不知不觉，刚出锅的一笼馒头，全都被我扒光了皮。惨遭“酷刑”的馒头们瞬间失去了光泽，没了灵气，一个个伤痕累累，萎靡不振，惨不忍睹。

不一会儿，母亲手里提着小凳子走进堂屋，看到眼前的一幕，惊讶得大叫一声“哎呀！”我也被母亲的这声惊叫吓醒了，赶紧跑到院子正中，愣愣地站着，不知所措。随即，气得涨红了脸的母亲，啪的一声把手里的凳子丢到了地上。她旋即转身出来，一声不响地快步直奔东屋的窗户下，弯下腰，伸手抄过靠在墙根的一把笤帚，紧攥在手里，一声不响就朝着我走过来。

我瞄一眼母亲的脸色，情知大事不妙，吓得心惊肉跳、魂飞魄散，撒腿便往外跑。我沿着门前的小道向东一路狂奔，吓得头都不敢回，疾如无影旋风，快似离弦之箭。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出很远很远才停下来，回转身，远远望见母亲提着笤帚，还站在我家门前的小路上，怔怔地看着远处惊魂未定、瑟瑟发抖的我。虚惊一场，母亲虽然非常生气，但根本没有追着我打的意思。

童年的这件糗事，至今还深深地烙在我的记忆里。

这里，曾有我家卖年猪的感伤记忆。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农户每年养一头猪，近年关时卖掉，用卖猪的收入，来支付过去一年里的亏空，再为未知的来年留些积蓄，是每个家庭必不可少的生活规划。

我家也是如此。父亲虽说在县城工作，是令人羡慕的“公家人”，但在那个积贫积弱的年代，年轻的父亲收入原本就不高，除去自己的正常开支，每月工资便所剩无几，谈何经常贴补家用。善解人意的母亲理解父亲的难处，每年我家卖了年猪，在还清生产队的欠款后，她还会挤出一些余款给父亲，让他手头宽裕些。我在四姐妹中年龄最小，做不了农活担不了重任，放学之余除了玩，也只能做点割猪菜、捡烧草这些力所能及的小事，所以，家中饲养年猪，我是功不可没。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全家人日复一日地付出，终于看到年初时娇小萌宠的猪崽，长成了年终时壮实健硕、毛发油亮的大肥猪，那种源于内心的喜悦自不待言。

人怕出名猪怕壮，这是真理。辛苦了一年，猪长大了，也是该“出圈”的时候了。每年卖年猪，全家人既有收获的喜悦，更有与猪“伤别离”的无奈和不舍。买年猪那天的场景，一直盘踞在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

卖猪一般都在上午进行。那一天早饭后，母亲会一改以往的习惯，用玉米、高粱等粗粮，佐以青菜，精心烧制出一顿上好的猪食，让猪饱饱地美餐一顿，算是惜别。“二师兄”的脑子一点也不复杂，它看着前面颇具诱惑力的美食，便高兴地哼哼着，摇摇摆摆地小跑上前，肥胖的身躯、壮观的肚子随着笨拙的步履，一左一右地摆荡着。

它来到石槽前，低下头猛嘬一口美食，然后便向上高仰着头，不停地伸着脖子，大口大口地吞咽，心满意足地享受着这“最后的美餐”。冬天的清晨，又轻又暖的热气从石槽里袅袅地升起，好像要拥簇着它一起腾云驾雾，飞升到一个缥缥缈缈的神秘仙境……我蹲在它的旁边，用手轻轻地抓挠着它的头，满心的不舍和无奈，婆娑的眼泪一滴接一滴地渗进脚边的泥土里。猪却没心没肺地一边进食，一边温顺地享受着我的安抚，全然不知夺命时刻已经悄然逼近。

待猪吃完食，叔叔和哥哥他们几人，把早就准备好的独轮车推到了猪圈旁边。趁猪吃饱后躺下闭目养神的工夫，几个男子汉猛地同步蹿上前，分头死死按住猪的四只脚，然后把它拖到旁边的空地上。猪猛然受到这出其不意的粗暴袭击，惊恐万状，惊天动地地号叫起来，那凄惨的尖叫声，简直可以传遍整个村庄。你若是见过这样的场景，一定不难理解“像杀猪一样嚎叫”是怎么回事了。

叔叔他们用粗粗的绳子先将猪脚捆紧、扎牢。接着，他们会把独轮车倾斜着，然后七手八脚地顺着车正面的斜坡，把猪弄上去，用粗粗的绳子把猪牢牢地捆扎在车上，五花大绑，俨如行刑。猪经过这样一番虐待、折腾，被死死地控制在独轮车上，一点也动弹不得，早已筋疲力尽，更没了挣扎反抗的锐气和心力，只能乖乖地认命。它可怜巴巴、心如死灰地闭着眼睛，有气无力、高一声低一声地哼哼着，任人摆布。

看到猪遭此“非猪待遇”，站在一旁的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早已心碎一地，泪流满面。经过三百多天的精心呵护、饲养、陪伴，这头猪俨然成了我们家庭中的一员。看到猪即将走向屠宰场，走向生命的终点，我们心疼、怜惜不已，却又无可奈何，谁让猪的宿命就该如此呢？

卖完猪回来，叔叔拿着一沓钞票向母亲报账。看着那沓用猪命换来的钱，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这里，曾承载着全家人的欢乐时光。我家门前有一条小河，当年的小河清澈见底，波纹縠皱，涟漪层层。冬天，河面上结了一层薄薄的冰，在阳光下晶莹闪耀，透亮见底，顽皮的孩子们向冰面比赛扔石子，小石子冲击冰面的脆响，随着一群孩子的雀跃和欢呼声，瞬间在小河边回旋荡漾。夏夜，总会有农家饲养的鸭子夜不归宿，在小河边的浅水里生蛋。清晨，我们会早早起身，去小河边捡鸭蛋。当我们急切地跑向河边，远远望见小河边的浅水底下，有个白白亮亮的东西，随着细腻的水波在轻轻摇晃、摆动，向我们招摇着，我们的心啊，瞬间绽开了一片无边无际的艳艳芙蕖……

那个年代，鱼特别多，想钓鱼一点也不难。鱼钩装上蚯蚓，随便向河里一甩，活蹦乱跳的“刀鱼”便会噌噌上钩，让垂钓者提竿直接累到手软。

我哥哥是个钓鱼能手，常在门前的小河边钓鱼，所以，我们家的餐桌上，鲜香味美的鱼可是家常便饭。

记得一个细雨蒙蒙的清晨，哥哥去钓鱼，我提着小板凳戴着斗笠，屁颠屁颠地跟在他后面去观战。小雨淅淅沥沥地飘落下来，在水面上漾出了一圈圈美丽的涟漪。一些小鱼儿不知河面上发生了什么事，争先恐后地将头伸出水面，好奇地张望，但它们只在水面上冒了一个泡，然后迅疾一甩尾巴，调皮地“噗啦”一声钻进水里，逃得无影无踪。

哥哥全神贯注地注视着静静的水面，那专注的神情，仿佛这一刻世界上只有一河、一人、一杆而已。突然，哥哥猛地站起身，将长长的钓竿用力提起，瞬间，一条活蹦乱跳的红鲤鱼，随着钓竿被同步抛起，在空中划了一道耀眼亮白的弧线后，重重地落到了身后的小菜园里，在地面上惊恐万状地上下翻飞、蹦跳不已……

真喜庆，哥哥钓到了一条较大的红鲤鱼。也就在那天，1971年7月的一个清晨，我弟弟在老宅出生了，这是全家的大喜事。具有纪念意义的是：就在这一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是中国人民的喜庆之日，标志着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重新走上了联合国舞台。全国上下，普天同庆，父亲兴奋不已，为弟弟起名叫“葛联”，沿用至今。

季羡林在《月是故乡明》中说：“每个人都有个故乡，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人人都爱自己故乡的月亮。”也许在我心里，老宅就是我心中最皎洁的月亮。儿时的老宅虽然早就消失在时间的烟尘里，但始终执拗而清晰地摇曳在我的心头。

老宅，是我心底里最珍稀的山水长卷，是我骨血里最恒久的基因铭刻，是我回望来路时的物理地标，更是滋养我一生一世的精神伊甸园！

作者简介 葛玲玲，教育局退休职工。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江苏省普通话测试员，江苏省优秀教育工作者，宿迁市散文学会会员。爱好阅读、书法，尤喜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