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后期，经过太子之位的明争暗斗，晋王李治被立为太子。不久后，一代明君唐太宗终于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一个辉煌的时代也随之落下帷幕。政通人和、百业兴旺、文化璀璨，贞观之治奠定了大唐盛世的基石，也为后世治国理政提供了宝贵经验。贞观后期，李承乾与李泰争夺太子位，兄弟反目。李承乾谋反未遂被废，李泰因陷害兄长亦失宠。唐太宗最终立性格宽厚的晋王李治为太子，以避免宫廷纷争，为大唐未来的稳定奠定基础。
皇储之争
唐太宗即位后，册立与长孙皇后所生嫡长子李承乾为太子，并特命陆德明、孔颖达、于志宁、杜正伦、魏徵等重臣悉心辅佐教导。李承乾早年聪慧机敏，颇受太宗喜爱，但身患足疾，不良于行，渐生自卑。加之觉察魏王李泰有夺嫡之念，遂日益狂悖骄躁，行为失度。李承乾试图暗杀李泰，未果，后联合汉王李元昌、驸马都尉杜荷、陈国公侯君集等人，图谋政变夺权。贞观十七年(643年)事情败露，李承乾被废为庶人，流放黔州(今重庆彭水、黔江一带)。
李承乾被废后，太宗立与长孙皇后的幼子李治为太子。李治自幼聪慧仁慈，由萧德言教授《孝经》，深谙孝道。九岁时，因母逝而哀，受太宗宠爱。立储后，李治常随太宗上朝学习政务，表现出色，多次受到太宗的称赞。太宗崩逝后，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其统治初期的永徽年间，政局稳定，民生安宁，有贞观遗风，后世称之为“永徽之治”。
享誉史册的贞观之治，“千古一后”长孙氏功不可没。长孙皇后出身将门望族，父亲长孙晟是隋朝右骁卫将军，母亲出身渤海高氏。她仁孝俭素，博古通今，通达明理，对很多问题见解独到，与太宗谈古论今、襄理朝政。长孙皇后以温柔贤淑的形象赢得了李渊的认可和后宫妃嫔的好感。玄武门之变前夕，她亲至秦王府勉励将士，稳定军心。李世民登基后，她以身作则，稳定后宫秩序；善于借古喻今，匡正得失。提醒李世民行仁政、纳良言。著名的“太宗罢朝”故事，即是长孙氏相夫最好的注解。长孙皇后去世后，唐太宗悲痛道：“顾内失吾良佐，哀不可已已。”《礼记·昏义》有关于后妃制度的记载：“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唐代初期的后妃制度与周礼相近，三夫人改为四夫人，世妇和御妻分别划分为三等，品级略有差别。唐代后妃制度，在高宗李治即位后就开始进行大规模改制，至玄宗开元年间再次更定。唐代官宦人家，家婢数量庞大。她们在日常劳动中皆有职事细分，分工明确，家宅之内的家务劳动及日常服侍最为普遍，多由相貌出色者为主、宾侍奉起居、酒食。杨恭仁墓《七侍女图》体现初唐时期女性形象清秀修长的审美，依次手捧妆奁、杖、琴、食盒、碗、团扇、长杖等生活和娱乐用具。初唐贵族出行多骑马，内外命妇出行乘车，依照贵妇品级对车子各有命名，同时对驾车牲口(马和牛)种类及数量有着严格的规定；除乘马、牛等畜力载具外，也有辇、舆、担子等依靠人力抬的乘具。贞观后期，太子李承乾谋逆被废、东征高句丽失利等挫折使太宗身心遭受严重打击，再加上晚年喜服丹药，身体每况愈下。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二十六日，50岁的李世民在终南山翠微宫含风殿驾崩，与长孙皇后合葬昭陵。 昭陵位于陕西省礼泉县九峻山，因山为陵，是关中“唐十八陵”中规模最大、陪葬墓最多的。主要营建期自贞观十年(636年)长孙皇后首葬开始，至贞观二十三年太宗入葬基本完成，历时十余年。后续在高宗时期仍有增建。高宗李治时期，又在陵侧修建崇圣宫，在北麓立十四国蕃君像。陵园占地200平方千米，已探明近200座陪葬墓，皆为初唐时期的皇子、公主、王侯将相、勋臣之墓葬，他们共同见证了贞观年间的辉煌与强盛。墓志青石质，盖盝顶形。盖及底均为正方形，盖面篆书阴刻“唐故恒山愍王墓志铭”。盖斜杀饰四神，四侧面及上面边浅减底线刻团云纹饰。志文楷书阴刻，十二行，满行十三字。四侧面饰浅减底线刻十二生肖。该墓志简略叙述李承乾家族谱系及薨葬年月，有极高的史料和书法价值。李承乾，字高明，唐太宗嫡长子。武德九年(626年)立为太子。贞观十七年(643年)被贬为庶人，徙往黔州，后薨于黔州。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归葬昭陵。两唐书有传，志文所载卒年葬日可与史料互校。石马为青白石。马体肥壮，剪鬃缚尾。立姿，左后腿微屈呈歇蹄状。抬头平视，眼眶凹陷，眼珠圆凸，层次分明。鼻翼张开，抿嘴，两耳朝前耸起，呈警惕状。马头部或有颊带、额带、鼻带、咽带等辔饰，口内含卡马衔，衔环贯插“W”形马镳，镳体上有穿孔，连接络头。马鬃精心修剪成弧状，额前两绺长鬃分梳两侧。尾分绺缚起，马前鞍桥立，后鞍桥向后倾斜，有凹曲弧线，便于骑者上马。鞍后左右两侧各系垂五条鞘带。制作讲究的马镫悬挂于马腹两侧，马臀部两侧系有短小跋尘。郑仁泰葬于龙朔三年(663年)，此马身上的跋尘，将以往认为跋尘出现的时间由盛唐提前至初唐。石马做工精细，为研究唐代墓葬石刻提供了宝贵资料。灰白石。石人头戴幞头，眉眼清晰，鼻小唇厚，小口微张留红彩，颧骨圆凸，有胡须。身穿大衣，腰束带，左手置腰间，右臂贴身曲肘于胸前，足蹬尖状靴立于方形石座上。被塑造成和蔼可亲的老者形象。天王俑竖眉怒目，抿嘴，面偏右俯视。擐甲执戈，右手握拳，中有孔以插所执兵器。右衣下角有书“丐”字。下踩小鬼。天王俑施粉彩绘，彩绘已剥落，从遗斑来看，曾涂有朱红、翠绿、深红、土红四色。头盔贴金。粉彩泥质红陶。俑头戴兜鍪，面目凶狠狰狞，蹙眉瞪眼，眉脊凸起，宽嘴微张，唇上两侧贴塑胡须，身穿明光铠，双臂饰螭首披膊，腰束兽面宽护带，铠衣下露出蔽膝飘垂，脚蹬高靿(yao)靴。左手作持械状，右手叉于胯处，脚下踏一人面鬼蜮，小鬼神情痛苦、畏缩。此天王俑形体高大，做工精细，生动逼真。镇墓兽为蹲姿，双耳竖于头顶，阔口獠牙，肩有翼，背有鬣(lie)鳍，尾上竖。通体彩绘，鬣、鳍贴金，在唐代陶俑制作工艺中比较少见。彩绘与贴金相结合的工艺，让镇墓兽造型威猛霸气又不失沉稳内敛，呈现出唐代陶俑制作和彩绘工艺的高超水平。镇墓兽是神话传说中的产物。在古代，人们相信死后有灵魂存在，野鬼会对死者的灵魂造成危害。因此放置镇墓兽以辟邪、震慑鬼怪、保护死者灵魂不受侵扰，也有引领死者灵魂升天的作用。镇墓兽的历史可追溯至战国楚墓，主要流行于魏晋至隋唐，五代以后逐渐消失，见证了中国古代丧葬文化的发展演变。早期的镇墓兽以木质为主，随着时代的发展，到唐代，陶质和三彩逐渐成为主流。现在看到的这些文物属于墓葬中的明器（随葬品），其中包括我们面前的这件“镇墓兽”。在昭陵墓葬中，镇墓兽有兽面和人面两种，成对出现。兽面镇墓兽形似牛头，长有牛耳，嘴里露出獠牙，形象狰狞。古人认为人死后灵魂尚存，而鬼魅会侵扰灵魂，因此将镇墓兽置于墓中，起到镇魂驱鬼、守护墓主的作用。
画面人物头戴黑色幞头，身着红色圆领窄袖长袍，束腰，足穿黑色长筒靴。双眉紧蹙，凝视前方。双脚并拢，双手隐于袖中持笏板举至右肩。上身微前倾，头微仰起，耸肩弯腰，面露谄媚讨好之态。“宦官图”因段简壁墓壁画在出土时有一幅壁画上部尚存“给使”二字，又称“给使图”。给使，即供人役使之人，特指王公贵族的随从、内侍，多为阉人。《后汉书·杨震传》：“臣案国旧典，宦竖之官，本在给使省闼，司昏守夜。”由于唐墓壁画的内容多是世俗生活的反映，所以昭陵陪葬墓发现的壁画中，给使形象为数不少。韦贵妃，唐太宗嫔妃。武德年间，李世民攻克洛阳后纳韦氏为妃，生临川公主李孟姜和纪王李慎。李世民登基后，于贞观元年(627年)册封韦氏为贵妃。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册拜韦氏为纪国太妃。乾封元年十二月(667年初)，陪葬昭陵。画面人物戴黑色幞头，穿白色窄袖圆领长袍，束腰，佩蹀躞囊，足蹬长筒黑靴。左手握拳屈胸前，右手指点，伸颚，张嘴，龇牙，呈讥讽、指责状。段简璧墓遗存下来较为完整的壁画共17幅，第二过洞的东西两壁均为给使图，各绘出两个开间，每间绘给使(宦官)一人，共有四人。此为其中一幅。画工运用“白描”的绘画技法，线条圆润流畅，将四位服饰相同但面部表情各异的给使描绘得淋漓尽致。昭陵唐墓壁画中，画匠们以夸张的艺术手法，通过对人物外形的丑化，表现宦官的生理和心理、性格与人格的缺陷，可能源于唐代人对宦官厌恶和蔑视。展出的这两幅壁画——“宦官图”，大家会发现，画中的人物形象有些怪异甚至丑陋。宦官又称“给使”，指在宫廷中侍奉皇家的阉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公公”。在墓葬壁画中，宦官形象往往被描绘得搞怪、丑陋。我们眼前这两幅，已经是昭陵宦官图中相对不那么丑陋的了。
贞观之治，造就出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灿烂的大唐初景，为高宗李治、女皇武则天、玄宗李隆基等接续辉煌夯实基础，亦为后世王朝治国理政提供实践借鉴，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太宗留下的庞大帝业，经过几代人接续发展，在盛唐时期实现国家仓储殷实。玄宗天宝八年(749年)，全国大型粮仓总储量1265万余石。充足的食物供应推动人口的增长，到盛唐时期达到近6000万人，考虑到户籍隐漏及边疆人口未统计的情况，当时的全国实际人口可能更多。四角内曲(倭角)，平底，印纹为菱形花叶纹。菱形花叶纹是典型的西亚中东地区的纹饰母题，宝历二年的黑石号沉船上是单纯的仿制，但20多年后的晚唐中期，这个题材已经实现了中国化。四曲，敞口，圈足。内壁印花的分栏单株草叶纹和底部的摩羯纹，印纹清晰，产地应为井陉窑或山西泽潞窑。这件器物具有晚唐时期瓷器仿金银器造型、纹饰的特点，也具有强烈的西亚中东地区的纹饰特征。由托和两部分组合而成。玉环底，曲口，对应处起筋。据研究，五曲口是中国瓷器的特点，四曲口则是西亚中东地区的特点。这件器物应该是胡商定制准备销往印度洋地区。侈口，深腹，圈足。这种单柄杯是典型的模仿西亚中东地区铜器的造型，从盛唐时期开始，在北方的巩义窑和邢窑中十分流行。贞观之后，高宗、玄宗进一步加强对西域的管控，设安西四镇节度经略使，增置军镇，巩固河西走廊的安定，使唐朝的声威远达西亚。各国使者、商队络绎不绝，珍奇琳琅，应有尽有。经济繁荣催生出规模空前、技术先进的手工业，且金属、琉璃等工艺深受到外来技术和风格的影响。唐诗兴盛、群星璀璨，文人墨客诗酒趁年华，酒人豪肠，绣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酒筹筒由上下两部分组成。底座为鎏金银龟，昂首曲尾，四足内缩，神态如生；中间有二层莲花，托圆形酒令筒，筒有盖，盖与筒身子口相接，盖顶为卷边荷叶造型，莲苞盖钮，有银链与盖相连。龟身用写实手法刻出背纹，筒身下饰一周尖状条纹，上面錾刻相啄飞鸟的两方连续纹样，筒身以鱼子纹衬底，上刻龙凤一对，间以卷草纹。筒正面刻一长方形框，内线刻“论语玉烛”4字，筒盖一圈也以鱼子纹衬底，上刻鸿雁两对，间以卷草、流云纹。整件器物刻花处皆鎏金，造型精巧，装饰华丽，上下两部分对比强烈，用简练的手法表现龟座，衬托出筒部纹饰的繁复华美，充分体现了唐代的审美情趣。酒令筹出土时盛放于"论语玉烛"酒筹筒内。同出土50枚，形制大小相同，呈长方形，切角边，下端收拢为细柄状。每枚正面刻行体令辞，字内鎏金。令辞上半段采用《论语》语句，下半段为酒令内容，可归纳为6种饮酒方法：自饮、伴饮、劝饮、定人饮、放、处；6种饮酒数量：五分(半杯)、七分、十分、四十分(四杯)、随意饮、放。这是一组宴集行令的专用器具，在唐代文物中属首次发现，对研究唐代酒令制度提供了实物资料。展柜中的这套文物——酒筹筒与酒令筹，它展示了唐代酒桌上的一种小游戏，类似于现代的“真心话大冒险”，抽到什么签就要执行相应的“惩罚”。这件酒筹筒分为几个部分：底部是一只龟的造型，中间是两层莲花，上层是一个筒，顶部有盖子，盖钮呈荷包形状。筒身正中有一个长方形框，框内写着“论语玉烛”四个大字。下面摆放的这些细长的签，便是“酒令筹”。之所以叫“论语玉烛”，是因为每支签的上半部分选自《论语》的语句，下半部分则是抽到该签后的“惩罚”内容——包括谁喝酒、怎么喝、喝几杯。签底部还标有“三分”“五分”“九分”等字样，表示饮酒的量。
盒身已残破，仅存盒底。锤揲成四曲菱花形薄片。底面刻一只三爪云龙，两足间饰火焰宝珠。刻花处鎏金。同出土7件，形制相同。托盘呈五出变体莲瓣形，凹底，喇叭形圈足。圈足内皆刻"力士"二字。同出土4件，形制、纹饰相同。半球形，瓜蔓形钮，盖面散点饰折枝花四朵。刻花处皆鎏金。内扣沿錾刻“力士”二字。此杯由黄金锤成型。六瓣花口，随形高足。腹外壁凸起，形成6个纹饰区，錾刻多组骑马狩猎人物图案，间有线条清爽的花草、飞鸟、走兽和云纹，纹饰之间填充珍珠地(又称鱼子地)；人物表情、动作刻画生动。内壁光素，底亦用锤揲、錾刻装饰。此杯形制由粟特八曲仰莲瓣纹杯简化而来，无论仰视或俯视，都如盛开的花朵，是对粟特器物的发展与创新。器物为圆形，由底、盖上下两部分组成，底盖造型相似，直壁，子母口扣合，盖面与盒底相对隆起成弧形，高圈足外撇。造型端庄大方，制作规整，气魄浑厚。盖面主题图案是一对鸳鸯在花丛中嬉戏，周围饰以折枝石榴纹，盖与底直壁处各饰缠枝纹一周，均以繁缛细密的鱼子纹为地做衬托，盖面折沿处饰联珠纹一周，圈足上整齐排列一周三曲的半片叶忍冬纹。盖面纹饰不仅寓意着百年好合、多子多福，石榴纹的运用，更体现了唐代装饰艺术的独特魅力，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银质。同出土4件，形制纹饰相同。盖与器以子母口相扣，矮圈足。盖面中心锤揲一对衔草鹦鹉，并饰变体莲瓣纹一周。圈外饰飞雁10只，间以缠枝莲花。外壁刻菱形和破式菱形纹带，圈足沿饰变体莲瓣纹带。通体以鱼子纹为地。外底皆錾刻"力士"二字，其中一件刻有"="符号。此器刻花处均鎏金，光彩夺目，是唐代金银器中的精品。贞观之治，悠悠画卷，以铁马金戈勾勒边疆安宁，以文墨书香描绘文化繁荣。万民并安乐，四海咸宾服。繁花似锦，非春日独绽，而是文明交流，碰撞出的姹紫嫣红。岁月更迭，英雄远去，贞观之治的辉煌恰似不朽丰碑，屹立于历史长河之中。以贞观为镜，明兴替之理；以太宗为镜，晓得失之因。贞观之风，到今歌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