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初年的李唐王朝处于盛唐前夕的艰难创业期，国家刚刚结束战乱，国力不济，物资匮乏，社会困顿，户口流失严重。唐太宗李世民以非凡的智慧与决心，确立并实施了以德化民的“王道”政治路线，推行开源节流、与民休息的政策，缔造了政治清明、思想解放、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民生安泰的盛世图景，最终将贞观时代打造为永垂史册的高光时刻。
贞观初年，民生凋敝、百废待兴，朝廷实行一系列安民政策：避免战争、降封宗室、合并州县、精简机构，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兴修水利、轻徭薄赋，广大百姓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经过连年治理，全国上下粮食充足，为实现“贞观之治”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不违农时 增殖人口
贞观时期，唐太宗颁布《贞观律》，以法律手段保障不违农时国策的落实，向无地或少地农民实行分配土地的均田制度，下令鼓励丧偶成年男女再婚配，鼓励富人“资送”贫困者，遣散数千名宫女出宫，令其建立家庭，生儿育女。经过数年努力，唐初农业劳动力缺乏的情况基本上得到改善，为农业经济的恢复与未来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基础。
持箕陶女俑
彩绘釉陶灶
泥质红陶。尖楣圆拱形灶门，上有曲尺状防火墙，单灶眼，有烟囱。
彩绘釉陶粮仓
圆形连体带盖，盖有钮，顶部有黑彩。
釉陶立猪（右上）
猪低头，头小耳大，眼小，嘴长，腿短，腹下垂似为孕猪。躯体施青釉且有冰裂纹，背部釉色较重，前腿之间有烧造留下的锈蚀斑块，小尾贴体。此猪造型生动，比例协调。
釉陶蹲狗
彩绘釉陶群鸡（左上）
釉陶卧羊（右下）
彩绘釉陶立牛（左下）
施黄釉。双角直立、平视前方、尾下垂，骨骼清晰，丰肥适度，嘴、鼻孔、耳孔及脖颈处施红彩。
三彩卧牛
牛身通体施褐黄釉，呈俯卧状，头部高抬，双目圆睁，凝视前方。双耳斜耸，尖角微凸，脖颈粗短，左前腿略微伸出，右前腿后蜷，呈现出沉静、安详的神态。整体造型肌肉线条饱满，体态雄健，生气盎然，堪称唐代三彩雕塑艺术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在我国古代金银器制作史上，金银质货币紧随着饰物而出现，最早的有东周楚国郢爰，其后则有汉代马蹄金、麟趾金等以及各代金质铸币等。唐宋以后尤其是明清两代，银铤、银锭等与金属铸币同时流通，且多书写或勒刻重量、年号、作坊名号等。唐代第一种官方统一铸币。唐高祖李渊于武德四年(621年)始铸。开元通宝结束了钱币以重量为钱文的历史，推动确立了中国古代重量单位“两-钱”的十进制换算体系，十进位的一两十钱制由此而来。作为钱币形式的重要转折点，开元通宝开创的通宝元宝币制流传了1300多年。开元通宝对唐朝周边国家的货币制度也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在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货币文化体系。健全法制
李世民即位后，修《贞观律》，内容涉及国家组织制度的方方面面。又命长孙无忌和房玄龄等在《武德律》基础上修订新法典，于贞观十一年(637年)完成，颁行天下，称为《贞观律》。《贞观律》秉持“宽仁慎刑”“礼法合一”的基本原则，废除斩趾酷刑，增设“加役流”，大大减少旧律中重刑条款的数量，缩小族刑、连坐的范围。它的制定与颁行，是中国古代法律史上的重要里程碑。高宗朝继而修订并颁布《永徽律》，并命长孙无忌、李勣等人负责编纂一部对《永徽律》的官方法律解释，即《故唐律疏议》，后又称《唐律疏议》，对后世各朝及日本、越南等周边国家的立法有着深远影响。
茶与酒
中国饮茶的历史源远流长，但是饮茶之风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比屋之饮”，始自唐朝。隋及唐初，北方饮茶并不多见。开元以后，由于禅宗仪轨要求僧人坐禅夜不能寐，且须过午不食，茶兼具提神醒脑和补充能量的功能，日渐成为僧人的必需品。唐德宗时，陆羽的《茶经》问世，它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将中国茶史带入一个新纪元，之后大唐王朝上至公卿下至黎庶无不饮茶。 饮酒之盛，也是大唐王朝特有的风景线。酒类品种丰富，除传统粮食酒、果子酒，还引进西域佳酿如三勒浆。各阶层普遍饮酒，唐太宗即好此道，以直言进谏著称的魏徵也是一位酿酒行家。官宦文人更为嗜酒，张旭、苏晋、李白等为酒中八仙，经常在宴会上赋诗以助酒兴，因此留下诸多名篇。唐人喜在酒肆畅饮，因此各地酒肆繁荣兴旺，成为社交、娱乐要地。三彩七星盘
这套三彩七星盘是一组茶具，施黄、绿、白三色釉，釉色完整，色彩艳丽。唐代，饮茶蔚然成风，且注重礼仪，讲究茶器。有专家认为，三彩七星盘是宫廷茶具的代表。该茶具由七个小茶盏、托盘、茶壶组成，称为七星盘，也称子母盘。茶盘面宽，盘底平，边缘浅，盏与杯放置平稳，取饮方便，且不渗水，也不易藏污纳垢，便于擦拭，又非常美观。七个小盏小巧玲珑，与中间的茶壶组成“七星捧月”的画面。“七星捧月”源于古人对月亮的膜拜，在汉代就有赏月的记载，而到唐代达到鼎盛时期，恰巧饮茶也是由唐代开始普及，赏月品茶，正如佳境。敞口，深腹，圈足。碗内在白胎底上施豆绿色彩，空下为火焰纹，火焰纹的内边沿又晕染土赭色彩焰纹。碗外侧为同样的装饰。 这件三彩斑纹碗兼具观赏性和艺术性，是当时三彩器皿中的上乘作品。特别是以白胎的端庄、圆润衬托出绿色斑纹的流畅、清丽，更添观赏之趣。这种利用不同釉彩的交融形成的自然图案，呈现出天真、烂漫的情态，在碗的内外布局中赋予多种变化。卷沿，浅腹，平底。采用绞胎工艺制作，在盘内外形成类似木质的纹理,色彩浓淡分明，富有变化，比人工绘制的纹饰更加自然和谐。 绞胎为唐代出现的制瓷工艺，以河南巩县窑为代表，极大丰富了我国古代陶瓷工艺。绞胎是将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泥料揉和相绞于一体，通过拉坏或印坯等方法制作成型，而后施一层透明釉，再高温烧制。唐代的绞胎器主要有枕、罐、盂、炉、杯、俑、钵、盘、球、碗等日常生活器物，因新奇精美，成为皇家贵族的高档用器。唐代饮食生活丰富多彩，各阶层差异显著。皇帝与贵族饮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如郇国公韦陟，便以“郇厨”闻名。一般官吏、富豪饮食依家境而异，地方官与富豪多奢靡。侠士们的饮食风格则更为粗犷，胡吃海喝，不拘小节。平民、举子生活清苦，多菜食粥饮，甚至寺院斋食。士卒饮食由国家供应，但多不足。贫民、奴婢饮食条件较差，仅求果腹，无缘享用精美食物。贞观年间，政通人和，百废渐兴。初唐人尚无盛唐时的体态雍容、服饰奢华，略显消瘦的身形仍留有魏晋余韵，眉宇间散发出从容与朝气，成为此时独有的风貌。透过陶俑、壁画中的人物形象，文化自信、昂扬向上的时代之美似在眼前。初唐女子发型承隋制，较为低平，但很快便有高发髻出现。太宗时期，高发髻的风尚自宫廷流入民间。当时女性的发式名目繁多、造型各异，且梳理方式不尽相同。发髻上的装饰也十分丰富，常见的有簪、钗、梳之类。王建在《宫词》中写道：“玉蝉金雀三层插，翠髻高丛绿鬓虚。舞处春风吹落地，归来别赐一头梳。”此诗形象地描绘出妇女发髻优美的造型和复杂的装饰。镯呈曲圈状，半圆形，中间较宽，逐渐收细，末端以银丝层层环绕，尾部以小圆环扣固定。镯身外饰三道或五道凸棱。
宝相团花灵山铜镜
圆形，突面，半球状钮，圆形钮座。钮座外饰六宝相团花纹，间以纤细的蔓草图案。外区有以小圆钉为起首标记的楷书铭文带，铭文右旋读：“灵山孕宝，神使观炉，形圆晓月，光清夜珠，玉台希世，红妆应图，千娇集影，百福来扶。”联珠纹斜沿镜缘，镜体厚重，制作精良。 宝相花纹是从自然形象中概括花瓣、花苞、叶片的完美变形，经过艺术加工组合而成的图案纹样，魏晋南北朝以来随着佛教的盛行而流行，盛行于隋唐时期。
双鸾双雀铜镜
菱花形，圆钮。铜镜内区饰双鸾双雀，间以花枝纹。鸾鸟呈曲颈站立状，雀鸟呈飞翔状，沿饰菱花蜜蜂花枝图案，具有唐代铜镜典型的特征。
大家可以将展板上丰富的发髻样式与下方女俑头上的发髻一一对应。中间最高的那款叫作“单刀半翻髻”；右边穿蓝色披肩、白色裙子的女俑，发髻为双螺旋状，因形似树杈而得名“双丫髻”；左边那件像锥子一样立在头顶的则称为“椎髻”。
彩绘釉陶女坐俑（右一）
女俑头梳高髻，眉目清秀，身穿窄袖襦、披巾，系红色长裙，左手放在膝上，右手曲前贴于小腿下，呈坐姿状。做工精细，形象生动。
彩绘袖手女立俑（右二）
彩绘白陶，通体施粉彩。女俑头梳高髻并饰有金簪，柳眉细目、朱红涂唇。身穿红色袒胸窄袖衫、深粉色帔帛绕肩，系淡蓝色曳地长裙，双手袖于腹前。姿容秀丽，气质高雅，为贵妇人形象。
彩绘袖手女立俑（右三）
此俑头梳双螺髻，面部圆润，阔眉细目，体态丰腴秀美。身穿袒胸窄袖衫，外套半臂，披蓝色帔帛。帔帛一端塞入裙腰，另一端绕过肩背，挽于手中，垂于腹前——此为初唐仕女中最流行的披法之一。帔帛绕肩而下，与高腰襦裙相得益彰。系红白间色齐胸条纹长裙，穿黑色高头如意履。神情端重，静立而侍。
从昭陵目前发掘出土的雕塑、壁画等实物资料来看，唐代女子无论尊卑，在居家、探亲、访友、郊游、宴会时，都喜欢在肩上披搭一条绕过胳膊的帛巾，女子的婉约灵动、娴静温柔便在这份潇洒飘逸中表现出来。
彩绘袖手女立俑（中间）
彩绘釉陶袖手女立俑（左三）
俑头梳椎髻，柳眉凤眼、樱桃小嘴。身穿窄袖襦衫，绿披巾，巾绕胸垂于身后，系红色曳地长裙，腹微鼓，双手袖于腹前。体态匀称，亭亭而立。
彩绘袖手女立俑（左二）
三彩女立俑（左一）
1972年陕西省礼泉县唐昭陵安元寿墓出土
女俑头梳高髻，面庞丰满，墨描眉目，朱红点唇。身穿小领窄袖长袍，束腰，双手置于腹前，双脚并拢，体态丰腴，神情端庄优雅，这是达官显贵之家的贵妇人形象。长袍施深蓝彩，遍洒白花团，花团中又略点淡棕色。衣褶清晰，气韵生动。 这件女俑的特别之处在于长袍所施蓝色钴料。唐三彩中蓝色的呈色钴料化学成分比较特殊，是一种锰、铁含量都很低的钴矿。这种钴蓝矿料源自进口，因此成本较高，使用者绝大多数是王公贵族阶层，所以蓝彩在早期唐三彩中极为罕见。
安元寿，字茂龄，凉州姑臧(今甘肃武威市)人，初唐功臣安兴贵之子，武德五年(622年)，入秦王幕府，授右库真。曾协助秦王发动玄武门事变。永淳二年(683年)薨，陪葬昭陵。
贞观年间的女性日常穿着，由魏晋南北朝和隋代发展演变而来，呈现纤长、柔美的风格特点。上装主要有襦衫、半臂、帔帛等，下装着裙，有时也穿裤装——裈(kun)和袴(ku)；随着初唐时与周边国家和游牧民族频繁的文化交流和人员流动，开放的社会风气也影响着女子的衣着，她们开始追求着装风格大胆开放、标新立异，喜穿胡服与男装。贞观年间女性的日常着装继承了魏晋南北朝和隋代的传统，整体风格纤长柔美。上身穿襦衫、半臂，下身着裙或袴。随着初唐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女性也会穿胡服或男装。
披帛是当时女性最喜爱的搭配——它原本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像上的飘带演变而来。披帛有宽窄两种：宽一些的披在肩上，垂于肩的两侧；窄而长的则绕手腕一圈，再垂于身体两侧，像展柜中两件蓝色披肩的披法，一端扎在裙内，另一端绕过肩背垂于手腕两侧，随风飘扬，格外优美。这就像今天人们喜欢用丝巾拍照一样，披帛是当时的流行风尚。
彩绘骑马女俑（左）
女俑头戴羃䍦(mì lí)帽，画眉，朱唇，足蹬黑靴，骑黑斑马。马低头张口，剪鬃缚尾，墨描络头，前有攀胸后有鞘，黑鞍，幕上饰有祥云描金团花纹饰。
唐代上层社会妇女出行有骑马的习俗，且一般都要佩戴帽子，先后出现过羃䍦和帷帽两种形式，均用于妇女出行时遮蔽面容。戴上此类胡帽，女子玉颜在随风而动的纱幔后若隐若现，灵动迷人，因此很受初唐女子喜爱。
羃䍦是古代西北少数民族的遮面之巾，最初为男子所戴，将面容甚至肩膀包裹得严严实实。北齐、隋时，女子渐尚骑马，又不欲使人窥之，故藏上羃䍦。唐初，统治者要求女子骑马出行时戴上羃䍦。昭陵出土了多件头戴羃䍦的骑马女俑，当时的羃䍦已发展成面容外露的形式。
彩绘骑马胡帽女俑（中）
俑戴翻沿胡帽，墨描眉目、朱点唇，面部丰腴，着圆领偏衽窄袖袍。束腰，袍为粉绿彩，脚蹬黑尖靴，左手握拳贴腰际，右臂自然下垂。马披鬃拖尾，耳、眼、嘴内残有朱红色，墨描缰络，红色鞍鞯上饰白色团花。人马比例协调，形象生动俊美，栩栩如生，是唐俑精品。
彩绘骑马女俑（右）
俑戴阔沿羃䍦帽，柳眉，红唇，鼻子俏直，姿容秀丽。穿圆领窄袖衫，外套对襟袒胸半臂，袖口彩绘花饰，系红色长裙，足蹬黑靴踩马镫。左手呈控缰驭马状、右臂自然下垂。马剪鬃拖尾、虔首张嘴、似嘶鸣状。墨描缰络、鞍鞯，局部贴金，饰蔓草花纹，为初唐妇女骑马出行的写真。此俑做工精细，描绘细腻，栩栩如生，是唐俑精品。
嬉戏侍女图壁画
1973年陕西省礼泉县唐昭陵李震墓出土
画中二侍女均头梳双螺髻，曲眉细目，朱唇，面似银盆，体态丰腴。在前者穿白色窄袖袒胸襦，披深紫色帔帛，系红、黄色条纹相间长裙，外套红色裙护，左手横持团扇。在后者穿红色窄袖襦，系紫、白色条纹相间长裙，搂抱前者。壁画生动地表现出二位女侍在偷闲中恣意嬉戏、天真活泼的一面。
李震，字景阳，宰相李勣(徐懋功)的长子。贞观九年(635年)以门荫入仕，历千牛备身、城郎、朝散大夫守尚乘奉御。高宗朝，历中大夫守宗正少卿，泽州、赵州、梓州刺史等。麟德二年(665年)卒，陪葬昭陵。
微笑侍女图壁画
1979年陕西省礼泉县唐昭陵段简璧墓出土
画中的仕女头梳高髻，髻佩两枚发簪，柳眉凤眼，朱唇，双眼上部及面颊晕染淡粉色，双手相交拢于腹部。上身着朱砂色低领窄袖襦衫，袖边饰团花锦纹，下穿紫、红色相间条纹长裙，以白色丝带当胸系结。外披宽幅帔帛，左端从左腋下垂，右端搭右肩从右上臂外侧下垂，足蹬黑色如意履。
段简璧，字昙娘，唐太宗外甥女，母为唐高祖李渊第四女高密公主。十八岁时出嫁长孙顺德的后裔邳国公，为邳国夫人。永徽二年(651年)病卒于长安，陪葬昭陵。
三彩马
马闭嘴、双目平视，剪鬃缚尾，绿缰络、鞍鞯均贴花饰，通体施褐、绿、黄三色釉。马形体高大，做工精细。
唐朝的统治者为了巩固和维护其统治地位，首先在军队中提倡开展体育活动，用来强健身体，壮军威。《历代兵制》云：“贞观初，太宗择善射者百人，日百骑”，太宗常在围猎中，趁机带领士兵练习排兵布阵，以加强武备、宣扬国威。唐代猎手称猎时身边常伴有得力动物带手，它们与主人相配合，鹰、雕、鹘、鹞等大型猛禽眼光锐利，能及时发现猎物并猛扑之；地面上除猎狗外，猎豹成为贵族们的新宠，它们凭借锋利的爪牙和矫健的身躯，能在草丛林间迅速捕捉猎物。贞观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形势逐渐向好，文学艺术亦逐渐活跃，诗歌、音乐、书画等艺术成就在中国历史上独树一帜。乐舞集南北乐曲、舞蹈之长，让唐代歌舞艺术在融合中得到发展。此外，文学、书法和绘画均呈现出欣欣向荣的面貌，王勃、杨炯等诗人开创新诗体，欧阳询、虞世南等书法家楷书成就高，为盛唐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唐初宫廷音乐繁集，多承隋旧，宫廷宴会中所演奏的各种乐舞，包括汉族俗乐与外来乐舞。唐高祖李渊置内教坊于禁中，掌教习音乐。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将隋炀帝时形成的“九部乐”调整为“十部乐”，形成燕乐、清商乐、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康国乐、疏勒乐、西凉乐、高昌乐和高句丽乐的宫廷音乐构建，其中后八部多为少数民族音乐或由外邦传人。喜爱乐舞的李世民亲自主持创作乐舞《秦王破阵乐》和《功成庆善乐》，前者歌颂了李世民征战四方之武功，后者唱诵他文治、德治后的天下太平。承袭魏晋、隋代中原与西域音乐文化交融的基础，唐代也孕育出了爱好胡乐的社会风尚，这在器乐组合上体现得十分明显，许多来自西域外族的乐器被大量引人大唐。段安节在《乐府杂录》中记载的唐代乐器多达300多种，其中琵琶、箜篌、羌笛、筚、笙、羯鼓等源自西域乃至域外民族的乐器都在唐乐演奏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彩绘骑马男乐俑
昭陵发掘的陪葬墓中出土了不少乐舞俑，这些俑神态各异，妙趣横生，是大唐乐舞的真实写照。他们有的圆鼓双腮，横眉竖目，似在使劲吹奏乐器；有的挥动双臂，衣带飞舞，似在狂击钟鼓。此件乐俑名为骑吹，所奏之乐叫骑吹或铙歌。李白曾有诗句云：“铙歌列骑吹，飒沓引公卿。”
彩绘骑马男乐俑
俑戴红色风帽，墨描眉目、朱红涂唇、八字胡，内穿圆领窄袖蓝色衫，外穿翻领短袖红袍，腰束黑带，脚蹬黑靴踩马镫。身体左侧胯部有一小孔，原似插物。双手似击鼓状。马披鬃拖尾、双耳竖起、低头、张嘴似嘶鸣状、墨描缰络，豹斑纹鞍鞯，马身有釉斑，通体施淡黄色釉。人马比例协调，做工精细，生动传神。
彩绘骑马男乐俑
俑头戴黑笼冠，浓眉圆目、小八字胡、朱点唇，身穿蓝襟边、蓝袖边阔袖红袍，足蹬黑靴。双手似勒马状。马张嘴，低头，披鬃，墨描缰络，黑鞍，豹斑纹鞯，马身涂有不规则红花点。此骑马乐俑做工精细，比例协调。
彩绘骑马男乐俑
俑头戴红风帽，墨描眉目，八字胡，朱点唇，身穿红色窄袖长袍，足蹬黑尖靴踩马镫，双手持乐器做吹奏状。马抬头闭嘴，目视前方，墨描缰络，黑鞍，豹斑纹鞯。体形较大，比例协调，形象生动。
彩绘击鼓女乐俑
女俑头梳双螺髻，脸庞圆润，神态端庄。内穿低领窄袖襦，外套半臂，系条纹长裙，跪坐于台上，双腿上置一细腰鼓，两手分贴于鼓面，似拍击伴奏。细腰鼓在中国历史悠久，晋代有谚语：“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击细腰鼓。”这件击鼓女乐俑，是唐代拍击细腰鼓的代表作，是研究唐代腰鼓形制、发展以及器乐文化的珍贵资料，同时对研究唐朝妇女头饰、衣着喜好等方面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俑共两件。两俑均头戴红风帽，身穿淡绿色长袍，束黑色腰带，足蹬黑尖靴。其中一俑左手大拇指置于唇上，其余四指掩口，右手扬起，作仰天长啸状；另一俑则左手扬起，亦作仰天长啸姿态。两马均虔首张口，双目圆睁，墨描络头，前有攀胸后有鞘，黑鞍，素色鞯，剪鬃缚尾。唐代，啸是一种专业技能，在手指、口型及舌尖的配合下发出不同的歌啸，并应用于各类仪式与表演。善啸者，声闻数百步，若鸾凤之音，穿越在山谷、河流、森林、庙宇等场所，回荡在皇宫的盛大庆典、皇亲国戚的宴会乃至民间的各种庆典等场合。这两件彩绘男骑马长啸俑，为我们研究唐代音乐提供了直观形象的实物资料，弥足珍贵。乐队是宫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乐器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丝竹乐器，以弹拨为主，如琵琶、箜篁、筝等；另一类是吹打乐器，如笛子、筚篥、羯鼓等，通过吹奏和敲击发声。
这件陶俑，人物骑在马上手持乐器吹奏，这种形式称为“骑吹”。骑吹本是汉代鼓吹乐的一种，唐代仍沿用，多用于出行仪仗和军中音乐。
这两件陶俑姿态颇为特别：一人将拇指放在嘴边，其余四指捂住口，另一只手高举，仰天长啸。这种“啸”是一种专业技能，通过手指、舌头与嘴型的配合发出清越的声音，在古代仪式、游艺或隐士生活中常见，称为“长啸”或“啸歌”。魏晋名士如阮籍即善此技。
唐代社会开放包容，使得唐人以喜乐琴、善歌舞为荣。上到皇帝贵族，下至黎民百姓，形成各阶层广泛参与的风尚。《资治通鉴》记载了高祖李渊与太宗李世民与诸王、妃、主置酒凌烟阁，弹琴起舞至深夜。唐代文人举办宴会活动，必以歌舞相伴，大量民间艺人在街头巷陌、酒肆、茶馆献艺歌舞。更有色艺俱佳的胡姬将西域舞蹈带入大唐，如“舞急转如风”的胡旋舞、“跳身转毂宝带鸣，弄脚缤纷锦靴软”的胡腾舞、“翘袖中繁鼓，倾眸溯华榱”的柘枝舞，为唐代文化艺术增添了浓厚的异域色彩。彩绘侏儒俑
俑头戴黑色圆顶毡帽，身穿朱红色交衽窄袖袍，系黑色腰带，足蹬黑色尖头靴。阔眉圆目，鼻梁扁平，耳垂肥厚，面相圆润，腹部圆鼓，体态憨厚，四肢短小，右臂上举，左臂自然下垂，左手握拳，拳中有小孔，呈持物状，双脚分开站立，似正在进行表演，形象憨态可掬。
从出土文物与文献记载看，这些充斥宫廷和世族贵胄之家的侏儒，或作滑稽表演，供主人取笑娱乐；或为服侍主人生活的一般杂役。唐朝侏儒一般为地方进贡，如道州居民身材短矮，每年都要向朝廷上贡，号为“矮奴”。有些则是从非洲地区、东南亚和古倭国等地进献的贡物。
白陶舞马
白陶舞马三足立于踏板上，通体皆为乳白色，如象牙雕刻。肌肉健硕，身体匀称、修长，姿态优雅。右前蹄抬起，身体重心落在左前腿和两条后腿上，扬颈低头，鬃毛呈波浪状披在颈部左侧，尾巴上翘，好像正随着乐曲有韵律地踩着舞步。马首骨骼清晰，躯体健壮舒展，臀部曲线优美，胸部肌肉充满力量，整个造型集骨感、力感、动感和美感于一身。
唐代，宫廷舞马风靡长安、洛阳，被视为祥瑞之物，且深受社会各阶层喜爱。马听到音乐时，随着优美的旋律，时而四蹄交替踩着乐拍；时而两后蹄着地，两前蹄空中合拍；时而三蹄着地，前一蹄自然抬起。雕塑家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瞬间，塑造出舞马表演时自然、轻盈、协调的生动场面，并将舞马抬起的右前腿和直立的左前腿内部骨骼的变化、后两腿肌肉的变化，以及下视的眼睛和张开的嘴巴等细微之处，刻画得惟妙惟肖。
初唐时期，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展露锋芒，并称“初唐四杰”。逐渐引领初唐文坛。他们的诗文作品虽然仍带有六朝时期绮丽的遗风，但诗歌题材范围已经从宫廷的狭小领域拓展到自然山水和边疆风光。卢照邻和骆宾王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磅礴；王勃和杨炯的五言律绝则开始走向规范化，音调和谐。他们的骈文也在华丽的辞藻中融入了生动灵活的气息。唐太宗李世民及虞世南、魏徵、李百药等人的诗歌作品以应制颂圣、润饰鸿业及以隋为鉴、谏议讽喻为主题，是当时宫廷诗歌的代表。箕形陶砚
砚为陶泥烧制而成，造型小巧，体薄而轻。砚首高翘呈圆弧形，两侧折腰，似箕形，而称箕形砚。因呈“风”字形，又称风字砚。砚面下斜形成砚池，并与砚堂连为一体，表面光滑，可与石砚相媲美。
唐朝是中国古代书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期，楷书在这一时期臻于成熟，初唐则为楷书的发展奠定了关键基础。初唐楷书具有“清秀瘦劲”的特点。这一时期，尤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人最为后世称道，代表了初唐书风，并称为“初唐四大家”。唐太宗特别喜爱书法艺术，极其重视书法教育，他命虞世南和欧阳询等充任弘文馆学士，选部分官员子弟人馆研习书法，他本人也喜临摹书法家的作品，对王羲之的书法情有独钟，在《王羲之传论》中独赞王羲之：“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更有传李世民以王羲之《兰亭序》陪葬昭陵。白釉辟雍带盖砚
1986年陕西省礼泉县唐昭陵长乐公主墓出土
该辟雍砚由砚台和砚盖两部分组成。砚为乳白色瓷质，砚面隆起未施袖，方便研墨。砚盖圆形，盖面隆起呈覆碟状，有弦纹，桃形钮。砚台周边有圆形水槽，形如辟雍。砚座由25个蹄形柱围成圈足。此砚器形规整，端庄大气，制作精美，光莹澄澈，立意新奇，用赏兼得。唐及其以前的文人士大夫，平日书写翰札没有高桌子、低板凳，而是盘腿席地而坐，左手持简或纸(纸卷成筒状)，右手持笔悬臂书写，砚台放在身旁地面，故唐以前的砚台是有足的。
“辟雍”一词源于古代一种圆形的建筑形式，传为周天子所设大学。在古人看来，辟雍是高等学府的象征，于是先民模仿其形，制造出辟雍砚，希望朝廷重视教育，培养更多人才。唐初，政治稳定，经济文化繁荣，制瓷业迅速发展，瓷砚盛行，辟雍瓷砚的制作日益精美。贞观时杨师道在《咏砚》中“圆池类璧水，轻翰染烟华”诗句，当指此种砚。
唐代是我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唐太宗李世民酷爱书法，摹写多本《兰亭序》，分赐给皇亲国戚和大臣。当时，从宫廷到民间，研习书法成为一种风气。唐太宗第十一女临川公主少年时写得一手好字，而深得太宗钟爱。此砚出土时，砚面弦纹内仍留有些许墨迹。长乐公主墓志记载“耀银书於于彩，春葩掩丽”，此瓷砚当为长乐公主生前所用之物，为唐砚中的上乘之作。
随着政局稳定、民生安定，民间娱乐活动得到空前发展。最为流行的项目有蹴鞠(足球)、马球、鞦(秋千)、步打(曲棍球)、蹋毬(踏球)、抛球、射鸭、剑术、十五柱球、百戏(杂技)、围棋、礼射、投壶等。同时，出游活动蔚然成风。春天阳光明媚，贵族们结伴成队骑马踏青，文人、百姓也多去郊外、水边等地，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男女对歌相会，热闹至极。隋唐的长安城，是中国古代棋盘式城市规划的典型。太宗一朝，长安城发展为世界闻名的大都会，是当时规模最大、建筑最宏伟、布局最规范的都城。城内坐落着堂皇宏伟的宫殿、宽阔笔直的街衢、商旅如织的市场、鳞次栉比的民居……一座长安城，折射出大唐帝国的繁华与光荣。唐代都城长安，在隋代大兴城基础上改进并逐步扩建而成。是唐代第一大城池，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曾有“世界第一城”的美誉。唐长安城东西宽9721米，南北长8652米，周长约36.7公里。城中南北向街道11条，东西向街道14条。其中，纵贯南北的朱雀大街宽约130米，而宫城与皇城之间的横街宽达220米。唐长安城由宫城、皇城和108个里坊组成，将这座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分割为整齐严密的棋盘状。城市规模宏大，人口密集，盛唐时期居住人口最多时超过100万，其中有固定人口，也有流动人口，后者包括赶考的举人、赴选的官吏、上番的士兵，以及商人、使节等。段简璧墓出土石棺床边分东、南、北三面，由四块条石围成。展出的这件为东面床边北段石条。棺床边上沿均线刻宽约7厘米的忍冬纹，忍冬纹上下各有双细线边栏；其正面(即外侧)凿有壶门，壸门内各浮雕怪兽一个。三面共十五幅怪兽图，采用局部减地浮雕工艺。十五个怪兽形如虎豹，威似雄狮，或立或蹲，或走或奔；或张嘴昂首，或抿嘴俯视，或屈肢回首，或缩头缩脑；或左向，或右向。各具姿态，无一重复。此棺床石刻，设计细腻，构图多变，刻工精湛，堪称唐墓石刻艺术品的典型代表。古人认为有一种名为“罔象”的精怪喜食死者的肝脑器官，却惧怕老虎和松柏，人们为了驱除邪恶，保护逝者尸身，便会在墓前种植松柏，放置石虎，并在墓内安放类似狮、虎的瑞兽。太极宫 建于隋初，时称大兴宫，唐睿宗景云元年(710年)改称太极宫。太极宫位于长安城中轴线北部，是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曾经居住的宫殿，称“西内”。太极宫东西宽约1285米，南北长约1492米，面积约1.9平方公里。 大明宫 始建于唐贞观八年(634年)，是李世民为太上皇李渊修建的避暑别宫。贞观九年(635年)五月，李渊驾崩于大安宫寝殿内，大明宫建设随即中止。高宗李治即位后，于龙朔二年(662年)继续修建大明宫，开启大明宫作为大唐帝国新的政治中心的序幕，称“东内”。大明宫面积约3.2平方公里，是“三大内”中规模最大的。兴庆宫 原为兴庆坊，位于长安城外郭东城春明门内偏北，最初是唐玄宗李隆基做藩王时期的府邸。在他登基后改为兴庆宫，于唐开元二年(714年)大规模扩建，成为开元、天宝年间唐朝政治中心所在地，称“南内”，面积1.35平方公里。陶鸱尾
鸱尾由上下两节组成，空心，中间接合处有卯口，上部分为尾尖、其形如鸱的尾部；下部分四面的中间有相对的四个小圆孔，两侧边雕饰成羽毛状。鸱尾是中国古代建筑屋脊正脊两端的一种饰物。相传鸱可以激浪降雨，故在殿角、殿脊、屋顶之上塑鸱尾，用以避火。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开唐代以山为陵的风气之先河，陵冢即九嵕(zong)山主峰，陵周围有献殿、寝宫、祭坛等建筑遗址。昭陵由阎立德和阎立本两兄弟仿照唐长安的风格修建而成。单从这件鸱尾推算，昭陵献殿高度应在10米左右，可以遥想唐时昭陵前建筑以及唐代长安城的宏伟壮观。
在平定边疆部族侵扰后，唐朝凭借强大的国力使周边民族纷纷归附。唐朝以高度繁荣的经济、多样的文化和富足安定的生活环境，吸引大批外国人前来定居、经商、求学，甚至为官。大唐成为社会开明、近悦远来、威名远播的世界强国。
唐太宗在位时，专心国家建设，开疆拓土，攻灭薛延陀，平定高昌、龟兹和吐谷浑，沟通了同西域、吐蕃及周边民族的往来，维护了大唐境内的和平稳定，同时也维护了丝路的畅通。唐帝国盛极一时，为当时最大的大一统多民族国家之一。当朝施行和亲、册封、互市等策略，强化各族和睦，确保了国家的长久和平与繁荣。此外，还于国都长安设立鸿胪寺，广迎周边民族及外国使节，将长安塑造成举世无双的国际化大都市。贞观年间，为有效管理辽阔的疆域，唐朝设立了以都督府、都护府和羁縻府州为骨干的边疆管理体系，在“缘边镇守及襟带之地”设都督府，在边疆非汉民族地区设都护府，实行羁縻府州制度，纳入国家行政区划体系。通过“以夷制夷”和“因俗而治”的方式，任用部落首领或贵族担任都督、刺史，让其直接管理本民族事务。和亲是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结成同盟的重要方式，其中尤以文成公主入藏最为著名。吐蕃是藏族在青藏高原建立的王朝。贞观年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倾慕大唐文化，决心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两度向唐太宗求娶公主。为保边疆安宁，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将宗室女文成公主远嫁吐蕃赞普松赞布。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了不少工匠，还将一些生产工具、种子、书籍和手工业技术传入吐蕃。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唐王朝和吐蕃之间关系融洽、和睦相处。唐代陈陶有诗句“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生动描绘出和亲促进民族间交流互鉴的图景，体现了民族融合的趋势。贞观年间的胡人，主要指中原以北和西部地区的游牧民族，包括粟特、回鹘、突厥等族群。这些胡人在大唐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唐王朝中有众多五品以上官员是胡人，许多高句丽人担任武将。此外，还有来大唐经商的各邦商团、传教学习的僧侣……他们崇尚东方文明、进行文化交流，与中原汉人共同创造着绚烂多姿的大唐文明。彩绘骑马胡人俑（左）
胡俑头戴翻沿胡帽，凸眉、深眼、高鼻、朱唇、大络腮胡，身穿翻领窄袖长袍，下着红裤，足蹬黑靴，双手曲前做驭马状。马低头、张嘴、左披鬃，墨描缰络，鞍鞯齐备。
彩绘牵马胡人俑（右）
此俑头戴黑色幞头，深目高鼻，八字胡须弯曲上翘，身穿朱红色圆领窄袖长袍，腰束黑革带，足蹬黑色软高皮靴，身体稍向左后倾，左手握于腹前，右手握拳前举，作牵引状。雕塑者形象地塑造出一个胡人牵马者的瞬间。
此俑所穿圆领袍，带有浓厚的胡服元素，窄身、窄袖利于驰射，软高皮靴便于涉草。圆领袍虽为胡服样式，但在当时多民族融合的背景下，以之为常服却是很合适的。
三彩胡人骑驼俑
此俑头戴胡帽，深目高鼻，面带微笑。内着窄袖衫，上套半臂，外穿翻领长袖长袍，左臂穿长袖，右臂未穿，右翻领及右长袖披于后背。束腰，双手握拳置于胸前，作牵驼状。脚蹬靴，帽及衣施黄、绿、褐色釉。驼引首张口，舌尖抵上颚，朝向天空嘶鸣，尾部贴身左甩。驼头顶、脖颈下、双峰、尾及四肢施深褐色釉，其余部位施黄褐色釉。此骑驼俑形体高大，做工精细，形象生动传神。
中国新疆和中亚地区地形复杂，海拔较高，气候变化非常大，长期生活在那里的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惯，也创造出独特的服饰——胡袍。高原气候，昼夜温差大，中午气温高，就脱下一只袖子。此外，因为这里的人们一般用右手劳作，穿着胡袍不方便干活，于是脱下右边的袖子置于后背。这件三彩胡人骑驼俑真实地再现了当时胡人的服饰及生活习惯。
彩绘载物骆驼（左）
骆驼为立姿，头向右偏，双目圆睁，驼背上有毡及凹面夹板，驮囊饱满，并有彩绘花纹，挂着水壶和猎获的野兔、山鸡。驼的头顶、颈下、腿部及双峰为堆塑状驼毛。
彩绘胡人牵驼俑（右）
彩绘载物骆驼
驼俑引颈昂首作嘶鸣状，鼻翼张开，双目圆睁，头顶、颈下、腿部和双峰处有堆塑状驼毛。背上有椭圆形花毯和凹面夹板，上置鞍架，架上有一条装满物品的长条花袋。袋两端横置丝、绸各一卷。丝为两股，拧绞成绳，染蓝色；绸中间为白色，两头为红色。花袋下面一旁挂有扁壶、勺、野鸡、兔子等，另一旁挂有刀鞘、箭囊等。 此俑生动再现了骆驼在丝路古道上负重跋涉的艰辛，使人遥想当年的驼队正是带着黄土高原的尘埃踏破河西走廊的寂静，满载友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经济的繁荣。
彩绘红陶立驼
前面看了中原地区出土的陶俑，现在来看看西域胡人的形象。这件骑在骆驼上的胡人俑。胡人最鲜明的外貌特征就是高鼻深目，眼窝深陷。他身上穿的胡服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其中一只袖子被脱了下来。这种脱袖穿法非常智慧，特别适合昼夜温差大的地区——中午温度高时，就可以把一个胳膊的袖子脱下来别在腰后，既凉快又方便劳作。他整体的动作，仿佛正牵着缰绳，而这匹骆驼也正仰天长啸。
这个位置展出的还有一些满载货物的骆驼。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货物细节的复原和描绘，有打猎的野兔造型、水壶，还背着两捆丝绸和绸缎，真实再现了丝路驼队的风貌。
贞观年间，驼铃声声见证了东西方贸易的繁荣。唐代政府高度重视对外贸易，沿途设立众多商馆热情接待远道而来的外国商旅。中国的丝绸、瓷器、纸张等商品远销西亚乃至欧洲；同时，远道而来的胡商也将奇珍异兽、异域商品传入中土。双方经济、文化交流融合，唐代手工艺品呈现耳目一新的面貌。唐代长安城的东市和西市是城市的经济活动中心，也是当时全国工商业的贸易中心，成为中外各国进行经济交流活动的重要场所。这里商贾云集，邸店林立，商品琳琅满目，商业贸易极其繁荣。据载，东市靠近“三大内”，周围坊里多皇室贵族和达官显贵宅第，故东市“四方珍奇，皆所积集”，经营的商品多上等奢侈品，以满足贵族的需要。西市位于皇城外西南部，是长安城乃至全国最重要的市场。周围以平民住宅为主，经营的商品多是衣、烛、饼、药等日常生活用品。商贾大多集中在西市，故西市的贸易比东市更为兴盛。西市周围还留居有不少胡商，因此西市也是一个国际性的贸易市场。镜为圆形，镜背以联珠圈和弦纹线圈分为内外两区。内区是姿态各异侧伏于地的6只瑞兽，鬃毛、尾巴刻画精细，点缀以葡萄叶蔓和果实。外区5只雀鸟嬉戏于葡萄叶蔓和果实之间，昂首翅尾，栩栩如生；5只瑞兽以不同的姿态攀援于葡萄枝蔓之上，或游戏于葡萄叶实之间，形象饱满，富有动态。两圈弦纹形成缘区，中央瑞兽镜钮四肢往前作匍匐状，头部显露，帚尾直伸。 唐代的对外交流极其活跃，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纹样中有禽兽与葡萄组合的图案。唐代工匠受到丝绸之路传来的西方艺术的影响，将中国传统的瑞兽题材与外来的葡萄纹样加以结合并应用到铜镜上，彰显了唐代开放包容的文化气度，同时也表达出我国古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和追求美的质朴情感，它对于研究我国古代铜镜、金属铸造技术等均有重要价值。玻璃的制作历史源远流长。古代玻璃与丝绸制品一样，是探索丝绸之路上中外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实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境内就发现了大量由埃及、东地中海或中亚地区传入的蜻蜓眼玻璃珠。自汉代开始，西方的玻璃器皿也开始传入我国，可分为罗马玻璃、萨珊玻璃、伊斯兰玻璃等。隋唐时期，在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法门寺地宫及河北定州静志寺地宫等处发现的玻璃器皿主要采用了西亚的玻璃制作工艺。伊朗高原因蕴藏着丰富的石英砂矿产资源，其玻璃制作工艺早在2000年前的帕提亚(安息)帝国时期就已经取得很高的成就。经过萨珊王朝时期的积淀，公元8至9世纪以后，伊斯兰玻璃器的贴丝、贴花、釉彩、刻纹、印压、描金等制作工艺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水平。此杯通体圆筒形，质地稍厚，蓝色透明，直壁平底，口部烧成圆唇，底部有疤痕。素面，外壁近口处饰一凹线。无模自由吹制而成，即吹出玻璃泡之后将底部粘在铁棒上，从吹管上剪下杯子进一步修整杯口。同位素X射线荧光分析表明此件玻璃杯属于钠钙玻璃，含有一定含量的钾。筒状玻璃杯在伊斯兰早期的玻璃器中非常常见，推测其为饮器，也有的被当作灯具使用。11世纪之后，这类直筒杯逐渐消失。素面蓝色琉璃盘
吹塑成形，口沿稍侈，腹部内收，束腰形，浅腹，底部凸出，通体素面，呈浅蓝色透明状，底部有环沟二周，在盘面形成二周凸环，底有铁棒痕迹，棒痕四周有螺旋纹。
法门寺地宫后室发现了唐僖宗供奉的20件晶莹剔透、造型精美、纹饰独特，有着明显异域色彩的玻璃器，它们便是从东罗马和阿拉伯诸国不远万里传入中国的"琉璃"，价值昂贵，十分珍稀。
丝绸成为往来丝绸之路上商团追捧的重要货品，数量巨大、品种繁多。同时，中土丝绸还充当着丝路贸易主要货币的职能。唐朝一方面大量向西方输出丝织品，一方面也吸收中亚、西亚等地反向传来的技术和纹样，如新疆地区考古发现有粟特锦和波斯锦，唐代丝织品上常见的联珠纹、含绶鸟、翼马等纹样。为衣物残片。红色为地，红、黄、绿显花。团窠外圈为枝干状纹饰，间饰小团花。圈内为含绶对鸟，长颈昂首，颈后飘绶带，抿翼翘卷尖，短尾，略下垂，双足站在棕榈叶座上。整体图案清晰、繁复、华贵，色泽艳丽，制作精美，比较罕见。该锦为中亚锦，有利于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和唐代丝绸之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含绶鸟纹是一种广泛流行于丝绸之路上的装饰纹样。含绶鸟纹样以侧面立鸟为主体，通常单体或成对出现，鸟喙部衔有珠链或坠饰，颈后系绶带，有时环绕圆形或椭圆形联珠纹或花瓣纹团窠环。这一母题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和帕提亚时代，被赋予神赐王权、胜利等意涵，其后中亚、萨珊晚期乃至中国艺术中，王权、胜利的含义逐渐淡化，衍生出吉祥、福气的象征意义。这个西方的图像，沿着丝绸之路跨越世纪和里程，传播至中国的新疆、甘肃、青海，甚至中原腹地，屡见于壁画、丝织品、石雕等处，成为唐代的流行纹饰之一。系衣物残片。绿色为地，黄、红、藏青显花。主体图案为联珠团窠翼马纹。团窠内为一匹侧身立马，马微展双翼，一足前抬，其余三足直立。团窠外圈为联珠组成的椭圆形图案。团与团窠间以小联珠作纽连接，辅花为十样花。该锦为中亚锦，1：2斜纹纬二重。团窠保存完整，色泽鲜明，纹饰清晰，在同类织锦中较为罕见，具有极高的研究展示价值。 联珠纹源自中亚粟特地区，受到波斯萨珊王朝图案的影响，自魏晋南北朝时期经西域传入中国，到唐代成为丝织品上的常见纹样，在新疆、青海、甘肃等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多有出土。翼马的原型是古希腊神话中海神波塞冬与美杜莎之子珀伽索斯，据说它的马蹄踩过的地方便有泉水涌出，诗人饮用后可获灵感。类似的翼马纹锦在埃及的安底诺伊、我国吐鲁番的阿拉沟等地也有出土。丝质残片。残存部分约呈三角形，锦作红地，蓝线勾轮廓，以黄、蓝、绿等色显花。五个团窠圆环排列成横带状，外环以八片花瓣装饰，中间立有一鸟。鸟分为三类，第一类鸟头戴联珠光圈，颈部饰有项圈状物，身部有花瓣状的羽纹，乌头后有一条飘带。第二类鸟嘴衔联珠飘带，项系联珠带，鸟头后生出两条平行的带结飘带，鸟身有方形排列整齐的羽纹，翅膀和尾部用横条或斜线表示。第三类鸟头带瓣窠光环，鸟头后有一条飘带，颈部饰有项圈状物，身部有鳞甲片状的羽纹，鸟尾向上翘起。圆环之外饰以宾花，宾花为对称的十样花，花中心为八瓣小团花，四周方形花，四向伸出花蕾。墓志呈方形。志盖盖面篆刻着“唐故右武卫将军赠兵部尚书李君铭志”16个大字，四杀刻饰四神像。志文正书三十四行，满行三十五字，四侧饰刻十二生肖。阿史那思摩，即李思摩，东突厥贵族。其曾祖父是突厥汗国的创立者——伊利可汗，祖父是达拔可汗，父亲是咄陆设。据史料记载，或因思摩相貌与其他突厥贵族有异，曾被怀疑非纯粹阿史那血统，故一度未获充分信任，所以处罗可汗、颉利可汗均不让他执掌兵权，只让他担任负责邦交的伽苾特勤、罗失特勤。作为特使，阿史那思摩曾经多次入唐朝贡。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出兵北伐伐突厥，生擒颉利可汗，送于京师。阿史那思摩始终追随颉利可汗，唐太宗为了嘉其忠诚，授其右武侯大将军、化州都督，赐姓李氏，统领突厥降众。贞观十三年，唐太宗改授思摩“乙弥泥孰可汗”，并让他率突厥人回到黄河以北。因为受到薛延陀汗国的逼迫，突厥人又退居黄河以南，李思摩回到朝廷，获授右武卫将军。贞观十九年，李思摩跟随唐太宗远征辽东。在攻打白崖城时，李思摩被流矢射中，太宗亲自为他吮血，“亲观传药”。贞观二十一年，李思摩卒于长安，享年65岁，陪葬昭陵。高宗李治诏令琢诸蕃君长十四人石像，列置在昭陵北司马门内，李思摩即为其一。唐代，宗教文化呈现出多元共存的格局。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唐代步入鼎盛发展时期，并与本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多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流派。除佛教外，经丝绸之路陆续从西方传来的宗教还有祆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兰教。诸多外国使臣访唐，唐朝僧侣足迹亦遍布周边国家，玄奘西游便是其中最醒目的存在。玄奘在贞观年间历尽艰险只身前往天竺(今南亚地区)参学取经，潜心修学后返回大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
西行天竺
为探究佛学疑难，玄奘于贞观三年(629年，一说贞观元年)从长安出发，经凉州(今甘肃武威)，渡玉门关，穿越莫贺延碛，历尽艰辛至高昌，再取道焉耆、龟兹，越凌山，经中亚粟特地区，最终抵达天竺(今印度)。在摩揭陀国(今印度比哈尔邦的巴特那和加雅地区)那烂陀寺从戒贤法师学习五年，后又游历天竺各地，论法弘辩，名震五竺。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携佛经657部及佛像、花果种子等回到长安。玄奘归国后，在弘福寺、慈恩寺等处译经75部1335卷，并口述完成《大唐西域记》，记录西域至印度的地理、风俗、宗教，成为研究古代中亚和南亚的珍贵文献。此外，他曾将《道德经》《大乘起信论》译为梵文传入印度，促进中外文化的双向交流。
多教并行
李唐王朝自起兵创业起，便将道家创始人老子李耳尊为先祖。唐高祖李渊建立唐朝后，立道教为国教，奉其为三教之首。此外，大唐以开放包容的胸襟，接纳世界宗教在华传播，一时祆教、摩尼教、景教等外来宗教遍地开花，思想多元、文化繁盛，堪称世间乐土。
菩萨头戴花冠，面容丰满，笑容微露，项戴璎珞饰物，腰微左曲，下着长裙，左手弯曲上举执柳枝，右手下垂执净瓶，跣足立于莲座上。莲座下有四方形镂孔床座，正面有刻铭“贞观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为亡母造究厝观音一区马(冯)禹仁造”。造像脑后有突出的榫，由此可知此造像原有与之相套的背光。制作精美，形象生动，是研究唐代佛教发展史的重要实物。直口，细颈，口颈相交处作一凤首，凤眼圆睁，喙张噙珠，神姿英发。椭圆腹，高圈足。凤冠长伸至腹为柄。腹部两面的中央雕塑着凸起四瓣形的团花，圈形器座上雕塑着垂莲瓣纹，并且精细地刻画出头部额下的毛羽以及花瓣的脉络。器身各部位，交错施绘鲜亮的赭红、黄、青三种釉色，色彩绚丽多姿，壶形线条流畅，是唐三彩中极为罕见的艺术瑰宝。 唐三彩凤首壶，色彩绚烂，造型独特，是唐三彩的代表性器物。据考证，这类唐代陶瓷凤首壶的出现与中西亚传入中国的一种带把银壶有关，这种银壶又被称为“胡瓶”，它明显具有波斯萨珊式器物造型的风格。萨珊是公元3至7世纪位于现今伊朗一带的王朝，汉魏至隋唐时期，萨珊王朝与中国贸易往来频繁，萨珊王朝的金银器对唐代器物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三彩釉工艺和凤鸟形象则是唐文化的特征，因此这类器物融合中西文化风格于一体，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也是当时“丝绸之路”繁荣的见证。立姿，腰微曲，头戴宝冠，右手屈举，左手下垂持净瓶，背光上有立佛，左侧有小立佛，下为多层莲座。圆光背部有九字铭文。盖身相合，前高后低。盖为拱形，盖面雕刻牡丹花叶纹，盖四角各有牡丹纹饰，棺身一侧为迦陵频伽捧持果盘供养佛舍利，对称一侧刻《无常偈(ji)》：“佛说偈/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如来证涅槃/永断于生死/若能志心听/常得无量乐。”棺正面装饰一方形假门，尾端刻莲花香薰，棺身有彩绘，已脱落。
迦陵频伽指佛经中的一种神鸟，又名美音鸟或妙音鸟，形象为人首鸟身，在我国最早出现在北魏时期，唐代敦煌壁画中多见其造型。在藏传佛教中，迦陵频伽也常用作建筑装饰。
塔式罐又称塔形罐、带座罐，是唐代新出现的具有佛教装饰特征的陪葬明器。塔式罐一般由盖、罐和底座三部分组成。盖多由盖盘和盖钮两部分粘接而成，盖盘多呈敞口覆碗状，盖钮多呈塔刹状。罐多在肩上部和腹部贴饰三个或四个模制兽面，以马、狮居多。从现有考古发掘资料看，塔式罐主要出土于宁夏、陕西、河南、河北、山西、甘肃等地区的唐代墓葬中。它的流行时间主要集中于唐代，初唐出现，盛唐、中唐流行，武宗灭佛后逐渐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