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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一年(1672年),渔洋山人王士禛奉命入蜀主持乡试,事毕返程途中,于九月二十六日途经新津,虽仅驻足一日,却被这片土地的灵秀与安宁打动,留下两首传世诗作。
《新津县渡江》
南过蚕丛国,秋风正授衣。
青山初日上,黄叶半江飞。
修竹连千亩,高楠径十围。
临江呼渡舸,极目一清晖。
在他的笔下,新津的山水如一幅清雅长卷,晴好秋日,岷江澄澈,岷江郁秀,问船唤渡时,极目远眺皆是清辉,满是心旷神怡的愉悦。
另一首:
《修觉山下》
田中处处稀秧马,
灶下家家爨箨龙。
记取新津江畔路,
苍崖红树杂秋冬。
这首诗把新津描绘得五彩斑斓秧马遍野、农家用笋壳做饭,炊烟袅袅,苍崖红树相映。寥寥数语,便勾勒出新津的田园生机与乡土温情、烟火气,好一副“太平年景”。

▲道光版《新津县志》艺文卷
他在《蜀道驿程记》中曾记载新津“江流修觉山下,山容郁秀,宛然图画”,这份清丽与生机,却与他沿途所见形成了强烈对比。因为长期战乱,加上瘟疫等,当时四川亦疮痍满目“城郭荒芜,田畴废弃”,他直言“自献贼之乱,城郭为墟,井邑非故”“村落十室九空,荆棘丛生”“颓墉废堑,虎迹纵横”,从新津向南“数十里无炊烟,最为荒阒”。写的诗词如“永安宫殿莽榛芜,炎汉存亡六尺孤”“曾听巴渝里社词,三闾哀怨此中遗”“孤城连远树,独客倚高楼”“关河极目悲戎马,父老伤心问帝庭”“鸟道千盘折,猿声万壑哀”等等也充满悲凉或压抑。加之他身有“五月,次子启浑死,时年17岁”之痛,本应满心悲戚,却在新津生出“极目一清晖”的欢愉,这份反差,绝非单纯的山水之美所能解释。
他确信只是在写景吗?他以“清淡高远、含蓄蕴藉”的诗风引领清初诗坛,独创“神韵说”,与浙江朱彝尊并称“南朱北王”的“一代诗宗”,钱谦益赞其“宗盟海内五十年,时人尊仰如泰山北斗”。那么,他这首诗的“神韵”究竟在哪儿呢?
我们不妨看看另外一首写于新津的诗:
《题北桥楼》
望极春城上,开筵近鸟巢。
白花檐外朵,青柳槛前梢。
池水观为政,厨烟觉远庖。
西川供客眼,惟有此江郊。
这首《题北桥楼》作者是大名鼎鼎的杜甫,作于761年,研究者普遍认为,这首诗并非简单地写景应酬,而是赞美当时县令为政清廉,人民安居乐业。我们现在两相对照,会惊奇地发现王士禛的“临江呼渡舸,极目一清晖”与杜甫的“西川供客眼,惟有此江郊”、“修竹连千亩,高楠径十围”与“白花檐外朵,青柳槛前梢”意境何其相似,形成了跨越近1000年的历史和声。
只不过杜甫所赞美的县令已不可考,而王士禛所赞美的县令却在道光版《新津县志》上留有姓名:他,就是被老百姓尊为“真父母”、并谱写歌谣以传颂的常九经。

▲道光版《新津县志》政绩卷

百姓口碑里
“真父母”常九经的政绩

常九经,号梅溪,陕西洋县人,顺治戊戌科(1658 年)三榜同进士出身,康熙三年(1664 年)赴任新津知县,为清代新津第二任知县,亦是有记载的任职新津时间最长的县令(任职至康熙十八年,1679 年),在任十五载。
常九经赴任之时,新津历经明末清初战乱、天灾、瘟疫多重重创,民不聊生。据《旧四川通志》记载:“国朝顺治元年八月,流贼张献忠陷成都。掠崇庆州,入新津,大肆屠勠,人民殆尽,后止存六七姓,皆平复后逃归者。”康熙版《新津县志》经常用到“不敷、不足”等字样形容新津行政、民生的窘迫。面对如此困境,常九经做了什么呢?
抚民垦荒,厚植民生

道光《新津县志・卷三十二・政绩》记载:“时人民稀少,男妇出耕,送幼孩于署,官为视养之,至夜引回。”此举解百姓耕作之忧、凝聚民心,百姓“奉新米与官同飧”。他还招回流亡民众,鼓励移民插业垦荒(插业即插标占地,湖广填四川时移民以木片、树枝标记土地归属),破解土地荒芜难题。
清丈田亩,保障公平

康熙六年(1667年),常九经奉文清丈田地,已开垦水田3250余亩、旱地2790余亩,扭转“土地荒芜、人烟断绝”的局面,并明确上中下三等田地的税赋标准:“上田二顷一十六亩二分一厘五毫,每亩载粮一升三勺四抄”,规范赋税标准,杜绝豪强隐田避税。

▲康熙版《新津县志》
防范风险,守住底线

常九经重建县衙时,同步重修常平仓,《新津县志・卷三十一・仓储》记载:“仓廒共七十三间,在署左右及署后环列,实贮仓谷三万九千石。”该仓成为清代新津官方储粮核心,有效地应对了荒年饥馑。

▲道光版《新津县志》卷二十一
修复城垣,筑牢屏障

康熙四年(1665 年),常九经在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组织人力物力,重新修筑城墙:“以资捍蔽。”(嘉庆版《四川通志》),有效抵御了盗匪侵扰和洪水冲击。

▲道光版《新津县志》卷七
重建县衙,完善体系

《新津县志》载,康熙六年(1667 年),重建县衙“计头门三间,仪门五间,戒石坊一道,大堂五间,二堂三间,三堂三间,厢房六间”,恢复了医学、阴阳学、典史等附属机构,重塑了地方行政与法律权威,推动新津从“战乱无序” 逐步走向“安定有序”。

▲嘉庆版《四川通志》
振兴文教,涵养文明

修复儒学,为学子提供读书求学之所;恢复春秋祭祀、乡饮酒礼仪,完善文教体系;康熙六年双流并入新津后,奏请朝廷添设训导一员充实文教力量。乾隆年间,覃儒英考中举人,成为清初新津第一位举人,此后童宗颜、岳逢阳等相继考中进士。
主动降薪,厉行节约

知县岁额俸银、薪银、油烛、伞扇银等原合计七十五两四钱九分,而常九经仅领四十五两;后因“钱粮不敷”“军需浩繁”等原因多次裁减,如康熙七年,将办公必需的心红纸张银裁去五钱。县衙、典史、教官衙门衙役,每人每年额定工食银七两二钱,实际仅发六两,自康熙八年起,还需“摊支两个月零九日工食银一两一钱五分”。
裁减衙役,按需设岗

新津县衙额定衙役103人,而常九经原因“因凋残后人民稀少”,仅招募37名,康熙七年六月又裁去7名,仅保留负责门子皂役、文书、捕盗、差役等核心事务的人员30名。典史、教官等衙门也仿效裁汰衙役:典史衙门原定衙役6名,康熙七年“复裁去衙役二名”;教官衙门额设衙役13名,实际仅招募4名;递铺原定禁子4名亦只招募2名。


▲康熙版《新津县志》
为人厚道,孝友谦厚

《洋县志·卷八·先贤传》记载:“居家孝友,处乡谦厚”。《大清一统志》亦载其“慈良诚悫,官民相亲”,甚至有百姓男女外出耕作,就将孩子送到县衙来,让常九经等堂堂朝廷命官代为照看,晚上才把孩子接回去,把县衙变成了“托儿所”。

▲《大清一统志》卷一四二
常九经治新津十五载,以民为本、务实笃行,以清廉立身、以实干兴邦,让残破的县域焕发新生,人丁增加,开发的土地也越来越多,为新津逐渐成为重要的水陆码头,连接川康藏的交通枢纽奠定了基础。
从目前史料来看,常九经在新津卸任后并没有得到升迁,回到了老家洋县,因为“孝友、谦厚”而被列入先贤传,新津人民不仅立“开辟仁厚德政碑”纪念,还尊为“真父母”,以歌谣传唱颂扬,他的父亲常化龙也被朝廷封赠为“文林郎知县”。

▲(《洋县志》卷八先贤传)
即便地方政绩突出,身为钦差使命的大员王士禛,未必会专门为偏远小县的县令写诗赞誉。实则二人同为顺治十五年戊戌科进士,虽王士禛为二甲、常九经为三甲末位同进士,但“同年”情谊在古代官场至关重要,或许,王士禛正想用诗词抬举同年。当然,这是笔者的狭隘猜测。
非常遗憾的是,常九经没有留下文集之类的文献资料供后来者研究其文学修养、为政思想,笔者力所能及的只是在《汉南续修郡志》的艺文志里收录了他的一首七律(见下图):


▲嘉庆版《汉南续修郡志》

编辑:付 马 王梓菲 陈政然
校对:何毅豪 肖 燕 李阑希
审核:张义桃 周利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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