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愠阜民向天歌
——《南风歌》的创作研究
刘哎
一、引言
山西运城有一座南风广场，其名源于传说中舜帝所作《南风歌》。这首四言短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千百年来被视为圣王体恤百姓的象征。然而，这首诗歌是否真为舜帝所作？如非舜作，又出自谁手、成于何时？
二、早期文献的记载与缺失
（一）《礼记·乐记》的权威记载
关于舜与《南风》之诗的关系，最早的权威文献出自《礼记·乐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这段文字明确记载了舜“歌《南风》”这一行为，但关键之处在于——它并未记载歌词内容。
更重要的是，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在注释这段文字时特别注明：“南风，长养之风也，以言父母之长养己，其辞未闻也。”郑玄明确表示，关于《南风》的歌辞，他未曾见过。这一记载极具分量：郑玄是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遍注群经，若当时有《南风歌》的完整歌词流传，他不可能不知。
（二）郑玄“未闻”的学术意义
《礼记正义》孔颖达疏进一步阐发了郑玄的立场：“此《南风》歌辞，未得闻也。如郑此言，则非《诗·凯风》之篇也。熊氏以为《凯风》，非矣。”孔颖达明确指出，郑玄所说的“其辞未闻”，意味着当时的学者并不知晓《南风歌》的具体歌词，更否定了将《诗经·邶风·凯风》当作舜《南风歌》的错误说法。
这一记载构成了《南风歌》考证的基点：在东汉末年之前，虽有舜歌《南风》的传说，但其歌词内容并无明文流传。
三、歌词的首次完整出现
（一）《尸子》与《孔子家语》的记载
“解愠阜民”四句歌词，首次完整出现于两部文献：
其一，战国时期尸佼所著《尸子·绰子篇》记载了前两句：“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其二，三国魏王肃编撰的《孔子家语·辩乐解》首次记载了完整四句：“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二）文献年代的辨析
《尸子》成书于战国时期，作者尸佼是商鞅的门客，活动于公元前四世纪。这意味着，至迟在战国中期，舜歌《南风》的歌词已有前两句流传。
《孔子家语》历来被认为是王肃伪托之作。但需要指出的是，“伪托”不等于“伪造”。王肃可能是在汇集旧传文献的基础上编撰此书。事实上，魏晉时期的学者如皇甫谧《帝王世纪》等已广泛引用此诗，说明在三国时期，这四句歌词已成为公认的舜帝作品。
（三）唐代学者的质疑
唐代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记载了当时的一场学术争论：
“案《圣证论》引《尸子》及《家语》难郑云：‘昔者舜弹五弦之琴，其辞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郑云‘其辞未闻’，失其义也。今案马昭云：‘《家语》王肃所增加，非郑所见。’又《尸子》杂说，不可取证正经，故言‘未闻’也。”
孔颖达的立场很明确：他支持郑玄的说法，认为《尸子》是“杂说”，《家语》是王肃增加，不足以作为“正经”的依据。因此他沿用了郑玄“其辞未闻”的判断。
四、关于真伪问题的现代考证
（一）否定王肃伪作说
清代以降，学者对《南风歌》的创作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一个重要的进展是，现代学者普遍否定了“王肃伪作”的说法。
著名学者逯钦立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详细论证：“《史记》已言歌《南风》之诗。冯衍《显志赋》又云咏《南风》之高声。步骘《上疏》亦言弹五弦之琴，咏《南风》之诗。俱证《尸子》以后，此诗传行已久。谓为王肃伪作，非是。”
这一论证极具说服力：《史记》成书于西汉武帝时期，早于王肃数百年，已经记载舜“歌《南风》之诗”；东汉冯衍、三国步骘都明确提到咏《南风》之诗。这说明在王肃之前，此诗已经广泛流传。
（二）音韵学的证据
王力先生从音韵学角度提供了重要佐证。他指出：此诗以“时”“财”为韵，属于上古音的“之”部韵，这种古韵格局“决不是汉以后的人所能伪造的”。
“薰”与“愠”押上古“文”部韵，“时”与“财”押上古“之”部韵，这种押韵方式符合先秦古音，与汉代以后的语音系统有明显差异。这为诗歌的古老渊源提供了语言学证据。
（三）陈泳超教授的考证
当代尧舜传说研究专家、南京师范大学陈泳超教授在《尧舜传说研究》中，专设“舜弹五弦歌《南风》的传说”一节，对此问题进行系统梳理。他的研究表明：舜与《南风》的关联在先秦文献中已有记载，而具体歌词的形成经历了长期的口耳相传和文本化的过程。
五、本文的结论
综合以上考证，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南风歌》并非舜帝亲作。 舜作为传说时代的人物，其事迹本身带有浓厚的传说色彩。所谓“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礼记》记载的是传说，而非信史。
第二，此诗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最可能的创作情形是：战国时期的学者或民间艺人，根据舜歌《南风》的传说，结合当时流行的诗歌形式，创作了这四句歌词。前两句可能形成较早（战国），后两句至三国时期定型。
第三，最早出现于战国文献。 《尸子·绰子篇》记载了前两句，这是现存最早的文献出处。完整四句最早见于三国魏王肃编撰的《孔子家语·辩乐解》。
第四，此诗虽非舜作，却具有深厚的文化价值。 它凝聚了先秦儒家关于“圣王体民”的政治理想，体现了“南风”作为仁君之风的象征意义。从“解愠”到“阜财”，从体恤民情到富国裕民，短短四句包含了完整的治国理念。
六、余论
清代乾隆皇帝在《御制再题乐律全书》中曾评论此事：“考舜歌南风，见于乐记，有篇名而无其辞。韩非子、淮南子、史记皆是秦及西汉人，未见其辞也。郑康成礼记注云：其辞未闻，是东汉亦尚无其辞也。解愠阜财四句，始于家语及尸子。”乾隆的考证与本文结论基本一致。
运城南风广场的命名，寄托着对先贤德政的追慕。即便《南风歌》并非舜帝亲笔，它仍是中华文明对理想政治的永恒表达。正如司马迁所言：“《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这种“与天地同意”的境界，才是这首千年古歌真正的精神内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