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聆风资源网-宋一平:抗战歌曲的历史内涵与文化价值论析

宋一平:抗战歌曲的历史内涵与文化价值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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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

2025年第8期总第26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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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
□抗战中的文艺力量系列专题
策划：本刊编辑部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场中华民族艰苦卓绝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中，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着夺取战争胜利的正确方向，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众多文艺工作者投身抗日救国的洪流，文学、音乐、舞蹈、美术、话剧、戏曲、曲艺、电影等各类文艺作品纷纷涌现，饱含爱国热忱，充满战斗激情，凝心聚力，团结民众，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抗战文艺是历史的生动写照，记录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带给中华民族的深重苦难，展现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坚韧不屈的抗争精神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魄，表达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心声，彰显了抗战中的文艺力量，载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史册，激励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投身民族复兴伟业。
对抗战文艺的学术观照，将深化对抗战文艺历史脉络、思想内涵、表现形式、艺术创获、精神价值等方面的认识，展示其在新时代的价值与意义。回望抗战文艺的澎湃力量，向众志成城、前赴后继、牺牲奉献、战斗到底的英雄和先辈们致敬，铭记历史，珍视当下，开创未来。

抗战歌曲的历史内涵与文化价值论析
宋一平
【内容提要】抗战歌曲由抗日战争催生，始终与战争形势同频共振。其在充分发挥战时社会功能的过程中，既有力推动新音乐的自身发展，亦为探究其社会功能与艺术性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提供了实践基础。在民族救亡图存使命驱动下，中国音乐界既产出大量抗战音乐作品，又展现出多元艺术个性。纵观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抗战时期中国新音乐发展出现转型，新音乐大规模下沉至普通民众。抗战歌曲在肩负“救亡与启蒙”双重使命的同时，形成了深厚的历史内涵和文化价值，为新时代文艺工作者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与文化启示。
【关键词】抗日战争；抗战歌曲；历史内涵；社会功能；文化价值
在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之中，无数中华优秀儿女前赴后继、誓死抗争，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场战争中，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淬炼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催生出大量具有史诗品格的民族文艺经典。作为一种战时文化的特殊载体，抗战歌曲在民族危亡之际肩负起了“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历史使命。抗战歌曲凭借易于传唱、便于传播的特性，走在了众多文艺形式的前列。抗战歌曲不仅创作数量蔚为壮观，而且产生了广泛且持久的社会影响，奠定了群众歌曲发展的基本范式，持续影响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歌曲创作。
笔者系统搜集、整理了3000余首抗战歌曲及相关文献史料，借助战争史的研究视角，尝试对这些抗战歌曲和材料进行阐释与解读。作为音乐文化与战时文化的双重载体，抗战歌曲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对抗战歌曲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与学术思考，以揭示其独特的历史内涵与文化价值。
一、抗战歌曲与抗日战争的同频共振
抗日战争的爆发不仅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同时也对近代以来的新音乐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催生出了以“民族救亡”为主题的抗战歌曲。更重要的是，借助抗战歌曲，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全民的音乐文化洗礼，使新音乐突破精英阶层的桎梏，真正扎根于大众沃土，走进广大群众，掀起了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群众歌曲创作的高潮。
战争给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情感带来巨大冲击，无数人因为战争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这种战时的生活变化与情感的跌宕起伏与和平年代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战争之中表达情感的抗战歌曲形成的艺术特征与战争有着最为直接的联系，如吕骥所说，“假使没有‘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假使没有不抵抗的中国军队，就不会有义勇军，自然就不会产生传遍全国的《义勇军进行曲》（聂耳作曲）”[1]，因此可以说，抗战歌曲一直与战争的发展同频共振，在不同抗战阶段中面貌与特点也有所不同。
抗战歌曲与战争之间最直接的联系体现在歌词内容的表达上，以往学界对抗战歌曲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对音乐本体的认识，但忽略了抗战歌曲作为一种战争歌曲内在的属性与发展规律。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抗战歌曲的创作就始终紧密配合并反映着抗战的形势与发展。1931—1937年，诞生了《九一八战歌》（曹聚仁词，劳景贤曲）、《民谣》（朱英词，黄自曲）、《吊吴淞》（韦瀚章词，应尚能曲）、《赠前敌将士》（何香凝词，黄自曲）、《十九路军》（安娥词，任光曲）、《义勇军进行曲》（田汉词，聂耳曲）、《新编九一八小调》（崔嵬、周钢鸣词，吕骥曲）等以九一八事变、东北义勇军抗战等为主题的作品。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民族抗战开始，在战略防御阶段，卢沟桥事变、淞沪会战等成为抗战歌曲聚焦的主题，诞生了《大刀进行曲》（麦新词曲）、《卢沟问答》（田汉词，张曙曲）、《巷战歌》（方之中词，陈田鹤曲）、《保卫大上海》（施谊词，刘雪庵曲）、《保卫大武汉》（白鲁词，冼星海曲）等作品。在战略相持与反攻阶段，诞生于延安的经典史诗《黄河大合唱》（光未然词，冼星海曲），是中国共产党“巩固华北、发展华南”战略在音乐艺术上的集中呈现。此外，在华北、华中等抗日民主根据地，也诞生了诸如《百团大战歌》（张泽易词，孔健飞曲）、《晋察冀的小姑娘》（赵洵词，徐曙曲）、《狼牙山五壮士歌》（方冰词，李劫夫曲）、《繁昌之战》（曲再之、吴蔷词，何士德曲）、《父子岭上》（林因词，何士德曲）、《别了皖南》（佚名词，任光曲）等表现敌后战场作战的作品。从音乐创作的角度来看，战争中丰富的战斗生活和人民情感的巨大起伏变化，使得歌曲创作在语言风格和体裁形式上更为多元丰富。尤其是《松花江上》（张寒晖词曲）、《嘉陵江上》（端木蕻良词，贺绿汀曲）、《黄河怨》（光未然词，冼星海曲）等极具戏剧张力的抗战歌曲，无论是在情感张力还是思想深度上都体现了中国新音乐创作在体裁与风格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二、抗战歌曲社会功能与艺术发展的双向互动
抗战歌曲作为战争时期中国社会一种重要的精神武器与宣传工具，是应救亡之呼声与时代之需求而生，它自萌发以来就具有突出的社会功能性。在战争中充分发挥抗战歌曲的社会功能，已基本成为当时中国音乐界的共识，如冼星海曾讲道：
从音乐本身来讲，它的作用是很大的，在抗战期中它应该是把握着它的战斗性，用音乐做唯一的斗争武器，配合着抗战，在政治领导之下发挥了威力。它是一种宣传工具，利用了它去宣传；它是改造社会的工具，它不但反映社会，而且更进一步改造社会，在抗战期中的乡村里，它负有很大的改造作用;它是一种教育工具……在抗战期中以不屈不挠的歌声，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光明前途。[2]
可见，抗战歌曲被赋予了战斗性、宣传性、改造社会等多重使命，已不单纯是作曲家在艺术上的个人创作。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到，中国的新音乐在民族解放斗争神圣使命的驱动下得到了发展与进步，如李凌所说：“新音乐运动只能配合抗战才能成为大众解放的武器，才能有发展，否则便是死路。”[3]抗战歌曲在配合抗战充分完成其历史使命的同时，也在音乐自身和艺术方面发展与壮大，并产生了持续的影响。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忽略其艺术属性。大量抗战歌曲虽因配合具体战时任务得到了一时的传唱，但随着抗战与时代的发展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从抗战歌曲的总体创作数量与流传至今的经典作品数量对比可知，当年成千上万首的抗战歌曲流传至今的不过百余首。因此要深入思考艺术作品社会功能与艺术性之间的平衡关系，只有艺术与社会功能的有机结合才能使创作获得成功，才能使音乐家的艺术情感与激情的宣泄得到有力支持，使作品获得持久的艺术生命力。
三、抗战歌曲的创作主体与艺术特征的多元构建
抗战时期，大量作曲家怀着炽热的爱国之情和高度自觉的民族意识，投入抗战歌曲的创作之中。他们不仅是作品的创作者，更是抗战生活的记录者和群众的启蒙者。
抗战歌曲的创作者人数庞大、分布广泛、身份多样。这一群体中，既有抗战之前就已成熟的作曲家，也有大量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青年音乐工作者。从专业属性角度划分，他们既有经过系统音乐教育、具备深厚素养的专业作曲家，也有凭借自身音乐天赋与对音乐的热爱，在抗战实践中不断探索、积累经验的业余音乐创作者。他们自觉创作了大量音乐作品，很多作曲家在创作中形成了鲜明的艺术个性。
为更清楚、明了地揭示作曲家个人在抗战歌曲创作上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与艺术个性，笔者在爬梳大量史料与文献的基础上，共搜集整理了冼星海、黄自、刘雪庵、贺绿汀、黄友棣、吕骥、麦新、陈田鹤、陆华柏、张曙、张定和、郑律成、孙慎、晓河、李伟、李劫夫、安波、任光、张寒晖、周巍峙、江定仙、马可、何安东、胡然、马思聪、何士德、舒模、章枚、聂耳、韩悠韩、孟波、黎锦晖、夏之秋、王洛宾、陈洪、沈亚威、瞿希贤、姚牧、赵元任、李抱忱、应尚能、张文纲等40多位较有代表性的作曲家以及他们创作的1000余首抗战歌曲。经过笔者统计，在创作数量上排在前10位的是，冼星海（101首）、刘雪庵（80首）、贺绿汀（69首）、黄友棣（67首）、吕骥（65首）、麦新（58首）、陆华柏（55首）、陈田鹤（49首）、张曙（44首）、张定和（41首）。
由于年代久远，这些统计数字不一定完全准确，但也基本可显示出其中创作较为活跃、数量较大的作曲家。除在创作数量上占据优势的作曲家外，还有很多作曲家，如黄自、聂耳等，虽然创作数量不多，却凭借其鲜明的艺术个性在抗战歌曲创作中占据重要地位，并在音乐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抗战时期，由于作曲家所处环境和群体不同，其创作也受到了影响，如在专业音乐院校工作或学习的作曲家，他们的创作不仅要表达抗战呼声与爱国精神，同时也要兼及学校的专业教学需求，如黄自的《抗敌歌》《旗正飘飘》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而以聂耳、吕骥、任光、张曙、孙慎、麦新、孟波等为代表“左翼”音乐家群体笔下的作品，如《义勇军进行曲》《中华民族不会亡》《打回老家去》《战鼓在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大刀进行曲》等都是为群众抗日救亡歌咏运动而作，因而在音乐创作上更凸显大众化等特点。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由于国统区与抗日民主根据地所处环境不同，作曲家的创作也呈现不同面貌。在国统区，众多作曲家的创作在传递抗战精神的宏观语境下，更为突出个人的内心情感，如《嘉陵江上》（端木蕻良词，贺绿汀曲）、《思乡曲》（戴天道词，夏之秋曲）、《淡淡江南月》（杨友群词，汪秋逸曲）、《放一朵花在你的窗前》（陈曙风词，黄国栋曲）、《燕子》（陈琳曲）、《制寒衣》（流云词，陈田鹤曲）、《牧羊女》（许尤词，张文纲曲）等，大都展现出较为成熟的技法。
在抗日民主根据地，作曲家们的抗战歌曲创作主要是服务于根据地建设与军事斗争，进而更为凸显创作的大众化与民族化等特点。尤其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根据地的音乐工作者在《讲话》精神的引领下，创编了《东方红》（陕北民歌，李有源、公木填词）、《南泥湾》（贺敬之词，马可曲）、《拥军花鼓》（陕北民歌，安波填词）、《解放区的天》（河北民歌，刘西林记谱，佚名词）、《胜利鼓舞》（贺敬之词，刘炽曲）等大量抗战歌曲。他们从工农兵的现实生活中汲取素材，以群众化的音乐语言和质朴的民间风格来表现根据地的新面貌与新生活，展现出一种明朗乐观气质，在抗战歌曲创作中独树一帜。
“抗日救亡”虽是抗战歌曲创作的核心主题，但在成千上万首作品之中又呈现出丰富的艺术样貌，各具艺术特色。这种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作曲家的艺术个性。在战争面前每个作曲家的所知所感有所不同，自然也就会表现出不同内容和风格。加之每个作曲家的成长、教育背景以及所处环境不同，这些元素综合在一起，长此以往就会使作曲家在创作上形成个人鲜明的艺术风格。同时，受战争影响，作曲家的创作风格与艺术个性并非一成不变，这一点在冼星海身上体现得尤为鲜明。他刚从法国回国时，创作更多呈现出“寄怒号于悲鸣”的风格特征；然而，随着抗战的推进以及所处环境的改变，其作品逐渐表现出向民族传统的回归，采用颇具民族特色的艺术手法展现战争中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黄河大合唱》便是例证。由此可见，作曲家的艺术个性对抗战歌曲创作的特征与形式风格的形成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抗日战争的爆发不仅改变了作曲家的生存方式，也使他们的创作轨迹发生了变化。不论是专业音乐家还是业余爱好者，都以满腔爱国热忱投入抗战歌曲的创作，并在歌曲中阐释自己对于这场民族战争的亲身体会。成千上万首的抗战歌曲，既表现了广大民众的思想觉悟，也彰显了作曲家的爱国热情，若想真正探究抗战歌曲的创作特色与艺术风格，必须将其置于整个抗日战争以及抗战歌曲发展的历史背景之中，才能得出更为深刻的认识。
四、抗战歌曲的文化价值
将抗战歌曲置于抗日战争的历史语境中观察，可以发现其不仅是特殊历史时期诞生的音乐题材，更是一种战时特殊的文化形态，承担着政治动员、战争宣传等重要功能。在民族危亡之际，抗战歌曲凭借其传播优势，真正深入人民群众，使民族国家意识不断深化并形成集体认同。当时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广大百姓通过聆听与传唱抗战歌曲，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前途紧密关联，投身抗日救国洪流。
从中国新音乐发展的角度来看，抗战歌曲让音乐界深刻意识到音乐家、音乐创作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紧密关系，广大文艺工作者开始思考音乐到底为谁服务的问题，随着各种救亡音乐思潮的兴起，广泛意识到音乐要走进大众，为广大工农群众服务，而这种新兴的音乐启蒙是在抗战歌曲的创作与传播中得以推进的。中国新音乐也正是由于抗战歌曲的广泛传播并深入农村，才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在抗战歌曲走向大众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贴近老百姓，新音乐创作者开始不断吸收各种艺术表现手法，使得中国自学堂乐歌以来形成的歌曲体裁不断融合民族本土的艺术特点，由此锤炼出了成熟的歌曲创作技法。抗战音乐所形成的审美旨趣、创作思想、音乐语言以及作曲手法、体裁形式等，在新中国成立后得以保存和延续。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回溯抗战音乐发展历程，不仅可以重新发现其深厚的历史内涵和文化价值，也为新时代文艺工作者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革命音乐百年发展史研究”（项目编号：21&ZD035）的阶段成果。
（为阅读方便，略去引注。）
宋一平：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讲师
责任编辑：孙茂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