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太行山上(油画) 沈尧伊作
2025年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从1931年到1945年,中华民族在十四年浴血奋战中淬炼出独特的精神号角——抗战歌曲。它以强烈的感染力和号召力,成为凝聚民族精神、鼓舞抗战士气的重要力量。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全国人民迫切需要心理激励以形成同仇敌忾的抗争合力。抗战歌曲凭借通俗易懂的歌词、激昂奋进的旋律,通过广泛而深人的传播,在对抗日战争的物理抵抗与精神动员双重层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笔者聚焦局部抗战时期的苦难觉醒与全国抗战时期全民凝聚的演进脉络,阐释抗战歌曲如何通过心理激励激发战斗动能的核心逻辑,尝试结合当代创新传播案例,论证抗战歌曲从历史“活教材”到时代精神资源的转化路径,以期彰显其筑牢民族精神根基、培育爱国情怀的永恒价值。
一、抗战歌曲:民族危亡中精神凝聚与动员
(一)抗战时期精神凝聚的现实需求
民族存亡绝续之际,军事抵抗与精神动员构成同等关键的双重战线。唯有完成精神凝聚,方能铸就持久抗战所需的精神意志。而抽象的精神凝聚力须借心理情感共鸣方能实现,心理激励正是实现这一转化的重要手段,它可以将个体创伤记忆转化为集体抗争动力,使模糊的爱国情怀具象为战斗自觉。面对国土沦陷引发的心理困境,心理激励成为实现精神凝聚的关键途径。
(二)抗战歌曲的精神力量与心理功能
在1931年至1945年的历史语境中,抗战歌曲作为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音乐创作与传播活动,是承载心理激励核心价值的独特载体。其内涵首先体现在家国情怀的具象化表达:通过口语化歌词与情感化叙事,将爱国之情、亡国之痛转化为可感知的听觉意象,从而突破文字传播的局限,成为直抵人心的意识形态武器。其次,它实现了抗争意志的艺术表达:以激昂旋律与呐喊式歌词,向民众传递不屈信念。其深层意义在于构建民族认同:借助亿万人的共同传唱,唤醒命运共同体意识,使模糊的爱国情怀升华为坚定的战斗信念。
(三)抗战歌曲成为心理激励载体的历史必然性
抗战歌曲作为文化战线中“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在战时语境下自然成为心理激励的重要载体。它依托中国民间劳动号子传统深入社会各角落,实现广泛传播;以激昂旋律与呐喊式歌词驱散恐惧、坚定信念,契合了战时特殊的心理需求;通过“传唱——激励——凝聚”路径锻造集体意志,将民族大义转化为集体行动,实现有效的抗战动员。这种全方位的契合,铸就了其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二、局部抗战时期(1931—1937):苦难叙事与抗争意识的初步凝聚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并建立伪满洲国,推行文化殖民。在物理与精神的双重压迫下,抗战歌曲化身文化抵抗的重要载体。此阶段作品虽尚未形成全民传唱的壮阔声势,却将血泪控诉升华为抗争宣言,在悲怆中点燃觉醒星火。这一时期的歌曲创作在于打破麻木心态,让东北的苦难成为警醒全国的洪钟。知识精英率先发声,唤醒青年群体的救国意识,受难者的血泪控诉则将地域苦难升华为全民创伤记忆,最终形成从先锋觉醒到大众觉醒的燎原之势,为抗战动员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毕业歌》:“担负兴亡”显担当,激青年奋起,迎觉醒萌芽
诞生于1934年的《毕业歌》是局部抗战时期唤醒青年责任、点燃抗争意识的重要号角。歌词以“同学们大家起来”的强烈呼告,将青年从校园拉入“国土沦丧”的现实危机,借助“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等视听意象,把民族危机具象化,迫使青年直面存亡抉择。歌曲核心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存亡紧密相连,赋予青年神圣使命感,并以“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的鲜明对比,高扬为民族解放而献身的崇高价值。
其心理激励机制在于:引导青年将视野从象牙塔投向破碎山河;承接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力量,并将其转化为救亡图存的实际行动;巧借青年的身份认同与热血特质,通过“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的反复渲染与“快拿出力量”的疾呼,营造出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形成强大心理驱动。歌曲精准激发了知识青年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使他们成为抗日救亡浪潮中最早觉醒并投身实践的先锋力量。《毕业歌》遂成为“一二·九”运动等爱国浪潮中的精神战歌,引领无数青年奔赴救亡前线,将个人理想融入民族解放洪流。
(二)《松花江上》:“故乡沦陷”诉悲苦,聚民众抗争,合苦难觉醒
如果说《毕业歌》点燃了青年群体的抗争热情,那么张寒晖1936年创作的《松花江上》则实现了从青年觉醒到大众共鸣的关键跨越。“歌词的内容和感情脉络分为怀故、漂流、呼唤3个层次”: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展开,以流亡者口吻描绘富饶家园与骨肉亲情;“九一八”的反复咏叹则瞬间将这份安宁击碎,诉说“丧家的哀痛、逃亡的仓皇”;最终以“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发出深情呼唤,将个体乡愁升华为收复失地的深切渴望。
其心理激励机制在于:以家写国,突破地域与阶层隔阂,将东北之痛转化为全民创伤记忆;承接《毕业歌》奠定的青年觉醒基础,进一步扩展至普通民众,实现苦难叙事的普遍共鸣。这种悲情倾诉极具感染力,西安事变前,请愿学生高唱此曲使张学良深受震撼,毛泽东后来也曾高度评价其威力,称“一首抗日歌曲抵得上两个师的兵力”。这些都印证了歌曲的强大心理动员效力。它为全民族抗战凝聚了深厚的民心基础,标志着民众精神的集体苏醒,是抗争意识形成的重要转折点。
三、全民族抗战时期(1937—1945):多元主体的抗争叙事与精神共鸣
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抗战歌曲为“全民族抗战”意识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歌曲创作中广泛吸纳军人、农民、工人、流亡者等不同社会群体的声音,形成中华民族悲壮雄浑的集体合唱。这一多元叙事策略使歌曲深人各社会阶层,激发了前所未有的广泛共鸣。这一时期的心理激励在于凝聚全民意志与共同信念,通过塑造“我们都是抗战者"的集体身份认同,使每个个体明确自身与使命,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命运共同体。从受难者觉醒到民众协作,再到军队引领,歌曲的心理激励呈现出层层递进的逻辑。
(一)《长城谣》:“同胞一心”唤共识,激全民抗敌,应抗战感召
1937年,潘子农与刘雪庵创作的《长城谣》,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关键节点,以“长城”为核心意象,实现了全民族抗战精神的重要升华。歌曲以“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开篇,将民族地理符号与家园记忆相融合。“自从大难平地起,奸淫掳掠苦难当”的控诉,延续了局部抗战时期的苦难叙事,但其核心意蕴在于突破悲情局限。“大家拼命打回去”的战斗号召,标志着心理激励从“意识唤醒”转向“行动凝聚”。结尾“四万万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将长城升华为民族意志的象征,构建起坚不可摧的精神“长城”。
其心理激励机制在于:承接《松花江上》等作品的悲情与觉醒,推动民众完成从“受害者”到“反抗者”的身份转换和心理跨越;通过“同胞一心”的呼唤与“新长城”意象,联结不同阶层民众,使个体在宏大叙事中明确自身使命,形成“全民皆兵”的信念与命运共同体意识;最终将家国情怀转化为具体抗战意志,构筑众志成城的精神丰碑。
(二)《保卫黄河》:“保卫家国”喊斗志,聚群众战力,召全民皆兵
1939年,光未然与冼星海创作的《保卫黄河》,将《长城谣》所凝聚的“同胞一心”共识推向了武装抗争的高峰。歌曲以“谁愿意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的震撼诘问,激发民族尊严;随即发出“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怒吼,将黄河升华为中华民族不可代替的文化符号和不容侵犯的精神图腾。“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以排比短句形成排山倒海之势,使黄河的咆哮成为亿万同胞同仇敌忾的怒吼。
其心理激励深刻而直接:“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打破抗战仅是军人事的认知,使“人人皆战士”的理念深入人心;“端起了土枪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更是突破此前歌曲的简单号召,将战斗意志具象为可执行的动作;“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由近及远联结个人与国家,构建情感与责任共同体。歌曲以“黄河”为媒介重新锻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实现“抗日动员、情感号召与民族认同”,并最终点燃“誓死不做亡国奴”的战斗决心。
(三)《八路军进行曲》:“军民同心”显力量,扬军人信念,颂鱼水情深
1939年,公木作词、郑律成谱写的《八路军进行曲》,聚焦塑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的英雄形象,展现其信念力量,彰显军民同心的伟大合力。歌曲以“向前!向前!向前!”的短促命令开篇,奠定勇往直前的基调;“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将行军与光明紧密相连;“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以厚重意象,将军人的使命具象为对国土的守护和对民族未来的担当。歌词明确“我们是工农的子弟,我们是人民的武装”,强调军队植根人民、服务人民的属性。
其心理激励机制在于:塑造不可战胜、无畏牺牲的集体英雄形象,为人民提供精神支柱与胜利希望;“为人民而战”的宗旨将军人使命与民众福祉紧密相连,构建军民命运共同体,激发群众认同与团结;“向太阳”“向全国的解放”及“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的信念指引,为将士与人民注入强大精神动力与必胜信心,有效凝聚集体意志,引领无数个体融入抗战洪流。
四、抗战歌曲的当代回响:价值传承与现实思考
(一)当代价值:从历史遗产到精神资源
抗战歌曲作为记录民族苦难与抗争的有声史册,其历史教育价值与精神传承意义在当代彰显,成为宝贵的精神资源。它们是鲜活的历史教材:《松花江上》中“九一八”的泣血咏叹,《保卫黄河》中“端起了土枪洋枪”的全民战斗图景,以艺术力量还原历史场景,使年轻一代在旋律中触摸民族记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更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持续强化居安思危意识,构筑声音堡垒。
这些歌曲更深层次的当代价值在于对伟大抗战精神的传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已内化为基层工作者服务民生的奉献精神;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锻造出边防战士寸土不让的钢铁意志;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体现在维和部队的国际担当;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传承并发展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自强意识和不服输精神。这些精神内核持续塑造着国民性格,为培育昂扬奋进的民族精神提供不竭源泉,照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二)时代精神:红歌传播到爱国情感
抗战歌曲的当代回响,更体现在年轻一代的创新传承中:2025年5月,江颢在浙江大学校园歌手大赛中以改编版《我的祖国》夺冠,成为红歌传播的典范。全场合唱印证着汹涌的爱国情怀始终在年轻人心中激荡,是年轻一代主动接续精神火种的自觉体现。
当《松花江上》的悲怆、《保卫黄河》的怒吼以青春语态重生,其心理激励功能依然强烈。青年不再是历史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主动的诠释者与传播者。他们将《毕业歌》的担当、《八路军进行曲》的信念,转化为对当代中国的深情礼赞。从历史的觉醒星火到今天的传承巨浪,抗战歌曲以情感共鸣为核心,持续铸牢民族精神根基,见证爱国情怀生生不息的磅礴力量。
文章作者:黄春梅 何悦 攀枝花学院
文章来源:《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25年第3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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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初审:曹雷
二审:张蕊
终审:舒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