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晚,大战场农民合唱团带着《来晒秋》登上了央视春晚。屏幕上的他们,面容虽有脂粉遮盖,但盖不住的是骨子里的那份质朴。“我来自海原”,因着是西海固的儿女而为他们骄傲。看着他们在舞台上自信的笑容,我不由得想起了父亲和母亲,他们又何尝不渴望一方舞台呢?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的摩托车还是那辆噪音极大的豪爵。他骑在车上,留着长发,嘴里冷不丁就冒出一句“上去高山望平川”,调子被风吹得七零八落,他却浑然不觉,嗓门反而更大。母亲在院子里洗衣服,搓衣板咯吱咯吱,她听着老式孔放里的音乐,嘴里哼着“达坂城的姑娘”“跑马溜溜的山上”……声音软软的,像肥皂泡在阳光里飘。而我在大学宿舍里,和同学们挤在KTV的小包厢,抢着话筒唱着《匆匆那年》。那时以为,歌声会一直这么响下去。

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歌声在我的世界里就淡了。
父亲的摩托车虽然换成了轿车,但很少再听到父亲唱歌了,他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着看着就打起了呼噜。母亲的话倒是多了,都是些家长里短,却再没听她哼过一句完整的调子。我呢,手机刷不完的短视频,那些十几秒的配乐像流水一样从耳边滑过去,滑过去,什么也留不下。偶然翻出大学时在KTV录的视频,画面里我们举着话筒、勾肩搭背,笑得那么大声。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却像看一群陌生人。
我们都老了。歌声也老了,老得不敢出声。
可我知道,歌声还在,只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父亲年轻时走南闯北,青海的戈壁、甘肃的黄土梁,他都用脚板量过。就是在那些荒凉的路上,他迷上了当地的“花儿”。那种调子,高亢得能戳破云彩,又苍凉得像是从地缝里钻出来的拉拉缨。我们做儿女的,起初并不懂,只觉得“不入流”。但父亲但凡遇见一座绿油油的高山,或是路过一道开满野花的深沟,他便清了嗓子,对着那山、那水,扯开喉咙就唱。他唱得不好听,嗓子像砂纸磨过似的,可那歌声里有东西——有他走过的路,有他见过的人,有他心里一个说不清的念想。
母亲则偏爱蒙古长调,还有新疆那些节奏欢快的歌。她说那些歌里头,有卓玛、有法图麦,那些名字和故事,像极了她年轻时在田间地头一起劳作过的姐妹。母亲唱歌是好听的,声音软软的,像春天下过雨后的泥土。可她从不当着人面唱,即便是我们撺掇,她也只是笑着摆摆手。偶尔偷偷哼几句,也是低低的,像怕惊扰了什么。我总觉得,捆在她歌声里的东西太多太多——有羞涩,有顾虑,有柴米油盐的牵绊,或许还有那个年代加在女人身上的、一层看不见的壳。我常想,母亲若是再年轻三十岁,遇上如今这个好时候,她会不会也站上某个舞台,成为让人瞩目的歌者?可惜的是,那一代人,有太多像母亲这样的人了。他们心里都埋着一颗音乐的种子,只是生活的盐碱地太硬,发不了芽,只能对着大山,对着羊群和庄稼,对着空旷无人的田野,悄悄地唱给自己听。

我也是后来才明白,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
大学时,我羡慕那些玩摇滚的同学,羡慕他们可以在舞台上,在聚光灯下,扯着嗓子唱自己的歌。可如今,我只有在一个人开车的时候,在车窗全部摇起来的时候,才会跟着音响哼几句。
长大或者说正在变老的我们啊,不是不爱唱歌了,是找不到唱歌的理由,也找不到唱歌的场合了。
直到看见大战场那些叔叔阿姨。
他们和父亲母亲差不多年纪,脸上有一样的皱纹,手上有一样的茧子。可他们站在那么大的舞台上,对着那么多人,笑得那么敞亮,唱得那么自在。他们唱“晒秋”,晒的是枸杞、玉米、辣椒、南瓜,也是晒自己的日子,晒自己的嗓子。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歌声这东西,其实从来没老,老的是我们不敢开口的心。
这个时代,其实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歌唱。那些藏在歌声里的思念、深情、欢喜、悲伤,不应该被碎片化的信息替代。父亲对着高山唱的“花儿”,是对远方的念想;母亲哼的卓玛和法图麦,是对青春的怀恋;我一个人的车里那些跑调的流行歌,是对自己的安慰。这些都需要一个出口,需要一个被听见的机会。

大战场的人替我们开口了。
父亲的花儿,母亲的歌,还有那些在田野上飘荡了千百年的调子,终于找到了它们的时代。新时代的农民,可以想唱就唱,唱到春晚的舞台上去。而那些还没开口的人,那些在车里、在厨房里、在阳台上悄悄唱歌的人,或许也该试着,把声音放出来。
因为歌声里的精神,就是那句“想唱就唱,要唱的响亮”。从前,它是苦日子里的糖;如今,它是好日子里的光。
母亲曾是花儿,父亲曾是少年,只要歌声在,我们就还年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