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抗战时期的红色经典歌曲不仅是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发挥了激励民心、凝聚力量的重要作用。这些作品以其鲜明的艺术风格与强烈的思想表达，成为那个时代极具代表性的音乐产物。本文从红色经典歌曲的产生背景入手，聚焦其在合唱以及艺术歌曲、秧歌剧、歌剧体裁中的音乐表达方式，通过对《黄河大合唱》《玫瑰三愿》《码头工人歌》等作品的分析，探讨旋律、节奏节拍与歌词等要素对情绪传达、群众传播与民族风格建构的作用机制。这些红色经典歌曲不仅具有高度的艺术水准和感染力，更承载着深厚的历史记忆与独特的精神号召力，是连接过去与现实、激发人民群众爱国主义情怀的重要文化资源，具有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与教育意义。

【关键词】抗战时期；红色经典歌曲；体裁；音乐要素

《黄河大合唱——流亡·奋起·抗争》 油画  詹建俊、叶南作

红色音乐深受人民群众喜爱、传唱广泛，源于其独特的历史背景与艺术特质。作为时代文化的重要载体，红色音乐具有显著的历史价值与独特的审美意蕴。在党的发展历程中，红色音乐生动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既富含革命理想，又兼具艺术感染力，为抗战时期红色经典歌曲的谱系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本文立足于抗战时期红色经典歌曲的时代背景，从其时代性与经典性两个维度切入，梳理原生态群众歌曲与专业音乐家创作的歌剧、舞剧等多种艺术形式的演变过程，分析其在旋律结构、表现手法与审美风格上的艺术特征及所承载的历史精神内涵，并进一步探讨这些作品在当代文化传承与红色精神传播中的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红色经典歌曲的要素

(一)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感

清末民初，随着学堂乐歌的兴起，中国音乐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大量留学归国的青年积极投身于音乐教育与创作活动，代表人物有沈心工、李叔同、曾志忞等。他们将西方歌曲引入国内，推动学校设立系统的音乐课程，促进音乐教育的普及。在此背景下，上海“国立音乐学院”(现为上海音乐学院)与鲁迅艺术文学院相继开办，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音乐人才。文艺工作者将音乐作为抗争的工具，创作了大量贴合时代精神的作品，拓宽了人民群众的文化视野，也推动了民族音乐迈向新高度。

抗战时期，冼星海、贺绿汀、聂耳、黄自、任光、马思聪、吕骥等文艺工作者涌现，诞生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抗战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卖报歌》《嘉陵江上》《团结就是力量》等，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凝聚了民族精神。在器乐与声乐领域，器乐曲《牧童短笛》《思乡曲》以及清唱剧《长恨歌》《河梁话别》等作品旋律简洁鲜明，融合地方民间音乐元素，紧扣社会现实与时代情感，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在抗战中的坚韧与不屈。

左翼音乐运动、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开展以及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的成立，催生出一大批紧扣时代脉搏、震撼人心的音乐作品。同时，延安合唱团、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等团体也应运而生。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批文艺工作者深入民间，创作出《拥军花鼓》等一批具有时代影响力的音乐作品。文艺工作者推动艺术创作与民族使命紧密结合，有效激发了人民群众的历史责任感与文化认同感。

(二)群众的民族凝聚力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是民族精神孕育、发展的土壤。红色歌曲的孕育和传播，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与深切认同。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作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表现，贯穿于农业、游牧、手工业等生产生活方式之中，并深植于饮食起居、节庆习俗等日常生活实践中，集体协作精神始终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重要基因。

抗战时期的红色音乐作品体现了鲜明的人民立场和时代特征，契合了人民的精神需求。例如，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不仅采用陕北民歌元素，更通过群众合唱的方式调动了人民参与的积极性，激发了其强烈的抗战情感。

此外，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贺绿汀的《游击队歌》、冼星海的《到敌人后方去》等作品，旋律通俗易懂，歌词贴近生活，极易激发人民群众的情感共鸣，成为民族意志的集体表达。

许多作曲家深入民间，广泛吸收地方戏曲、民歌小调等传统音乐资源。如马思聪在创作《思乡曲》时融入了岭南抒情风格，黄自的《玫瑰三愿》则结合了西洋和声与中国诗意表达。这些音乐作品的广为传唱，既植根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又积极服务于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生动体现了强烈的文化归属感与民族认同感，是民族音乐传统与革命精神高度融合的艺术结晶。

二、抗战时期红色经典歌曲的体裁分析

(一)合唱

多声部合唱艺术起源于中世纪欧洲的教堂音乐，而中国近现代合唱艺术发展始于19世纪末。在发展过程中，中国合唱艺术在题材选择、音乐语言和表现形式等方面，逐步形成了区别于西方传统的独特发展路径。“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以及“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的接连发生，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兴起，涌现出大量具有代表性的合唱作品，如陈洪《上前线》、冼星海《救国军歌》《到敌人后方去》等作品。这些作品旋律简洁、节奏明快，常以二声部合唱形式被广泛传唱。江定仙的《春晚》、贺绿汀的《一九四二年序曲》等作品在技法上更趋成熟，体现出更高的艺术水准。其中，《黄河大合唱》是中国合唱音乐中的里程碑之作。

《黄河大合唱》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共有八个乐章，以抗日爱国为思想主题，以黄河为背景，热情歌颂了中华民族的光荣历史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并以力量、崇高、苦难三个主题贯穿全曲，是民族性、交响性和群众性相结合的佳作。全曲采用轮唱、对唱、合唱、男女独唱等多种演唱方式，音乐情绪层层递进，结构完整。第三乐章《黄河之水天上来》气势宏伟，以黄河象征着民族之魂;第六乐章《黄河怨》则通过母亲的视角表达战争带来的苦难与哀伤;第七乐章《保卫黄河》运用轮唱形式表现中华儿女奋勇抗敌的精神风貌，是传唱度最高的乐章之一。作为抗战时期合唱艺术的高峰之作，《黄河大合唱》在思想性与艺术性上高度统一，回应了人民群众的情感诉求，体现出浓厚的民族气质与时代精神，是中国合唱音乐史上的经典篇章。

(二)艺术歌曲

德国是“艺术歌曲”这一概念的诞生地。这一概念的确立，旨在与民歌区分开来，特指作曲家运用精妙创作手法、搭配钢琴伴奏所成的艺术作品。萧友梅先生把“kunstlied”译称为“艺术歌曲”，成为国际普遍认可的术语。廖辅叔认为，艺术歌曲所谓“艺术”并非艺术范畴，而是人工操作、加工创作的体现，强调其创作的工艺性。

大量留学后回国的音乐家投身国家音乐建设事业，推动艺术歌曲创作掀起高潮:廖尚果凭借《我住长江头》《大江东去》树立了古诗词艺术歌曲的标杆;黄自的《花非花》等作品将古典诗词与现代意境相融合，诸多作品蕴含鲜明的中国韵味，情思幽微、格调清逸。

在黄自的作品中，《玫瑰三愿》堪称其代表作。其词为龙榆生所撰，以玫瑰凋零意象宣泄抗战时期的忧怀之情，全曲布局紧凑，旋律幽柔动人。以景生情的音乐言辞层层递进，强化了艺术张力，最终在低音区沉郁回旋的旋律中收束。作品利用景物描写揭示了战争的残酷以及人民群众的不幸，表达了对和平的向往之情。歌词意境幽远，旋律迂回起伏，体现出真挚情愫与浓郁的民族特色，是抗战时期艺术歌曲的杰出代表。

(三)秧歌剧

秧歌剧是抗战时期红色经典歌曲体裁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类，其以鲜明的民族风格与群众化特征，在陕甘宁边区等革命根据地广泛传播。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不久，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广大文艺工作者率先组建秧歌队，走上街头演出，将传统民间艺术与革命现实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秧歌剧样式。由于时代背景的特殊性，秧歌队的组成人员多为工人、学生和军人，服饰道具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以往的雨伞、花灯转变为斧头、镰刀等象征革命的器物，表演中还融合“跑旱船”“霸王鞭”等民间艺术元素，使其更贴近当时人民群众的审美和接受习惯。

秧歌剧在艺术表现形式上融合地方戏曲、民歌曲调等民间素材，旋律朗朗上口，语言通俗生动，极具传唱性。作品主题紧扣时代脉搏，聚焦抗战、减租、扫盲、大生产等社会热点议题。例如，《兄妹开荒》以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为背景，通过兄妹协力开荒的情节，弘扬了勤劳勇敢、团结协作的革命精神;《减租会》聚焦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以朴实的语言与节奏描绘了革命斗争中的群众智慧;《牛永贵负伤》则刻画了普通战士在战斗中的英勇事迹，突出了抗战时期人民群众与敌人之间的对立冲突。这些作品不仅传达了革命理念，也真实映射了当时人民群众的生活状态与思想情感。

秧歌剧音乐往往采用群众熟悉的地方调式，如花鼓调、民歌旋律等，其节奏明快、旋律鲜明，具有较强的感染力。例如，《拥军花鼓》中的“送给那英勇的八呀路军”一句，通过情真意切的歌词，生动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八路军的深厚感情与对红色血脉的认同。整部作品不仅体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也充分展现了红色歌曲与人民生活的紧密联系。通过表演、歌唱与舞蹈相结合的形式，秧歌剧将革命精神以轻松、通俗、易传播的方式传递给人民群众，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成为抗战时期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

(四)歌剧

歌剧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舞台艺术形式，是在秧歌剧等民间艺术形态逐步发展成熟的基础上形成的。歌剧采用音乐与剧情结合的方式，揭示社会矛盾、展现理想追求。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见证了歌剧创作的活跃，典型作品有《白毛女》。

《白毛女》开创了中国现代歌剧成功创作的先河，它通过鲜活的情节、质朴的唱法与鲜明的主题，深刻回应了人民群众的现实诉求。在人物塑造上，它并未简单丑化反面角色，而是从社会结构层面揭示阶级矛盾，赋予叙事以厚重的历史真实感。在音乐创作上，该剧成功融合了地方民间音乐元素与西方歌剧技法，展现出民族风采与现代意识。剧中“喜儿”的唱段素材源自河北民歌《小白菜》;唱段《刀杀我，斧砍我》借鉴了河北梆子的音调;《太阳出来了》寓意新社会的希望与光明景象，凸显出解放区人民群众坚毅不屈的精神与豪迈昂扬的气概。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凝练着《白毛女》的核心主旨。作品通过揭露旧时代的黑暗压迫，展现了人民群众在觉醒中迸发的抗争力量，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平等、公正社会的炽热渴望。其音乐具有浓郁的民族情韵，将情感表达与叙事进程紧密融合，引发了人民群众广泛的情感共鸣，为当代声乐表演实践与作品解读提供了重要的艺术启示。

三、抗战时期红色经典歌曲的音乐要素

(一)旋律

旋律是音乐的核心要素，旋律的起伏变化、紧凑程度以及音色变化，直接影响听众的听觉体验。多样的曲调与风格会呈现出显著的情绪区别，优秀的旋律不只是音乐线条的蜿蜒流动，更是实现情感传达的途径。在红色经典歌曲中，旋律大多承担表现情绪脉络、激发集体共鸣的关键任务。

1939年由端木蕻良作词、贺绿汀作曲的《嘉陵江上》属于旋律低沉、情感深沉的独唱艺术歌曲类别。作品以嘉陵江为意象，映照出抗战时期人民群众对家国命途的深切牵挂。全曲声部大多于中音区间徘徊，旋律呈现出一种平稳的推进节奏感，音程跨越的距离较小，借细腻旋律描绘出曲调情绪的流转波动，增强了情绪宣泄的张力。

该曲前半段旋律营造出低沉忧郁之感，奠定了哀郁格调，通过叙事性歌词表达对故土的思念与对民族命运的关切，为后半段情感的升华积蓄力量。后半段音区显著上扬，旋律依靠跳音带动情绪推进，“我必须回去”这类短句的反复出现，不仅强化了旋律主题，更在语义层面持续唤起个体对家国的责任意识与行动意志，凸显出坚毅的抗战决心与激愤不屈的民族情绪。在后半段，音乐渐趋紧张高亢，由内敛沉痛转为外放激昂，旋律与歌词深度契合，形成前后情绪的鲜明对比。这种从酸楚哀思到悲愤觉醒的情感转化，既推动了音乐结构的展开，也唤起听众对个体命运与民族责任的思索，最终构成了全曲的情感高潮，展现了红色经典歌曲的穿透力与号召力。

(二)节奏节拍

除了旋律起伏外，节奏节拍同样为音乐注入了生命力，是构建音乐张力的重要因素。不同节拍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作品风格的差异，如进行曲多采用2/4拍，以突出坚定、昂扬的情绪;抒情艺术歌曲多采用4/4拍，呈现悠扬婉转的质感。

《大刀进行曲》是1937年作曲家麦新所作的一首抗日救亡歌曲，全曲采用2/4拍的节奏型，成为抗战时期鼓舞中国军民斗志的重要代表作之一。作为典型的进行曲风格作品，其节拍规整、强弱分明，与歌词紧密结合，展现出奋勇作战的气势。强拍突出重音，强化节奏力度;弱拍则增加旋律流动感。作品广泛运用切分节奏与附点节奏，一方面增强律动与表达张力，另一方面营造出战斗节奏感和前进推动力，体现出抗战音乐中的紧迫氛围。

《游击队歌》由贺绿汀专为八路军所作，是首风格鲜明的群众歌曲。该曲尽管具备进行曲特征，却未拘泥于传统的2/4拍节奏，而是采用更轻快、灵活的表达方式，营造坚毅与活泼并存的音乐气质。该曲采用弱起写法，以前两小节节奏动机为结构核心，打破了常规节奏句式;运用十六分音符与附点节奏，既传递出战争的紧迫感，也刻画出战士们机智果敢的形象。整首作品节奏紧凑、律动强烈，以弹性十足的小军鼓节奏贯穿始终，呈现出浓厚的军事气息。

(三)歌词

红色经典歌曲的歌词与音乐主题相贴合，便于人民群众理解且传唱，成为动员人民群众、传播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

1934年，独幕歌剧《扬子江暴风雨》的插曲——《码头工人歌》应运而生。《码头工人歌》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作品创作背景植根于“一二八事变”后的社会现实，展现了上海码头工人团结抗争的英勇场景，蕴含着创作者对生活的深刻体验及真实情感。歌词从工人视角出发，描绘了他们的辛劳日常，如“从朝搬到夜，从夜搬到朝，眼睛都迷糊了，骨头架子都要散了”，真实再现了工人被压迫下的劳动状态与艰辛生活。歌词“一辈子这样下去吗?不!兄弟们!团结起来!向着活的路上走”，更直接表现了工人阶级觉醒后的抗争精神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渴望，彰显出其强烈的时代诉求。

作品借助前后歌词情绪对比，将斗争精神渐次推至顶点，其言辞直白无隐，工人形象刻画得生动鲜活。歌词反复出现诸如“搬哪!搬哪!唉依哟嗬”类似劳动号子式的语句，不仅显著地增强了节奏的紧凑感，还呈现出浓郁的地方生活气息，生动反映了码头工人团结向上的精神风貌。

结语

抗战时期的红色经典歌曲，作为中国革命音乐的显著代表，承载了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记忆及精神要义。本文从抗战时期红色经典歌曲的产生背景、形式体裁特征及其音乐要素展开了探讨，并结合具体曲目，细致分析了红色经典歌曲在艺术创作以及音乐精神层面的独特价值。这些作品也成为中国音乐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艺术上取得的成就及其社会意义，值得持续且深入的关注与研究。

文章作者：侯帅杰  青海师范大学

文章来源：《戏剧之家》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