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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电影传奇》，说的电影是《草原上的人们》，就是有着很多现在我们还耳熟能详的歌曲的那个电影，著名的《敖包相会》就出自其中。

但在这个节目里，却出现了一句足以震撼我的解说词，也正是这个节目最亮的一点：“（这部电影的编剧）著名剧作家海默1968年被装入麻袋，乱棍打死。

人在老去，历史在渐行渐远，很多80年代的孩子已经不再对那个年代里发生的一切感兴趣。

上网查了一下海默的资料，不出所料，果然看到了不同的版本，应该是所谓一直被公认的版本吧：

海默

海默(1923-1968)编剧、小说家，原名张泽藩，曾用名张凡、扶犁，山东黄县人。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这位当代著名作家的故事。海默于1923年5月出生在山东黄县江格庄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年幼时，他失去了母亲，在父亲的带领下，举家前往北京谋生，经历了生活的艰辛与困苦。尽管如此，父亲始终坚持供海默读书，他先后就读于五斗斋小学、北师大附属平民小学、育英中学等学校。

在那个动荡的时代，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海默主动参与抵抗。日本占领了东三省，并企图扩展到华北地区。身为中华儿女的海默与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参加游行示威，并用石块与镇压学生的保安队进行对抗。

1943年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1945年调冀察热辽文工团从事艺术创作，与人合作创作了歌剧剧本《兵》。1948年任天津市委文工团创作部主任

1951年任中南文联创作组任组长，抗美援朝期间在前线负伤回国，1952年任电影局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创作了《草原上的人们》、《春风吹到诺敏河》等电影剧本。1956年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编剧，创作了《母亲》、《洞萧横吹》、《深山里的菊花》、《红领巾的故事》、《春城无处不飞花》等多部电影文学剧本及《矿山的主人》、《粮食》等话剧和小说《我的引路人》、《突破临津江》、《四嫂子》等，并参与了影片《红旗谱》、《两个小伙伴》的改编。在“文革”中海默受到“四人帮”的迫害，于1968年不幸去世

而在老鬼写的《母亲杨沫》中，可以看到一段相对真实的海默遭遇，摘抄如下：

海默1941年18岁时参加革命。延安鲁艺戏剧系毕业，当过中南文工团创作部主任，在朝鲜战场上负过伤。他文思敏捷，北影厂像他那样多产的编剧还不多见。但他脾气不好，刚直敢言，所以1953年30岁时才入党。拍摄完《粮食》之后，当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兼文化部长陈克寒批评这部电影问题严重，宣扬合法斗争时，他反驳说：陈部长是不是看错了，这戏明明写的是非法斗争，凡是有敌后斗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敌占区搞民兵小组本身就是非法的，何况这戏还给党的“七大”上演过……结果四座哑然，最后这部影片终获批准公映。

对领导这样的态度，自然没有好结果。1960年他被揪了出来，打成漏网右派，说他“攻击大跃进，攻击人民公社，攻击中央、毛主席，说大跃进都是假的，大炼钢铁都是假的，大炼钢铁逼死了几十万人……”他所编剧的电影《洞箫横吹》也被批判，遭到禁演。他一直不服，后通过该片女主演王云霞把材料递给了陈毅，陈毅调来影片看后，认为没问题，就在1962年广州会议上，最先提出海默的问题应该平反。海默得以死而复生。

可到四清时北影厂又把矛头对准海默，要新帐老帐跟他一起算。由于周扬出面说大多数同志属于认识问题，结果又没得逞。文革开始后，北影厂的革命群众决心彻底收拾他——一个写了“黄歌”《敖包相会》，又死不低头认罪的家伙！海默第三次给揪出来，剃了光头，多次批斗、坐喷气式、挨打，他总一声不吭。

据谢添说，批斗时，我们都低着头，海默却不老实，头给按下，又抬起来，再按下又再抬起来。给关起来后，造反派进屋打他，他还敢还手，并把窗户玻璃打碎，大喊大叫：造反派打人了！

患难识人心。某天，海默发现有位挨整的朋友心事重重，放心不下家中的父母老小。为让这位朋友早点解脱，海默用手指指自己说：“没关系，你揭发我几条，往我身上推。”劳改锄草时，女演员凌元发愁说：从小到大从没锄过草，锄错了怎么办？海默说：你就躲在我后面干，出了错，我担着。

两次被打倒，又两次平反，海默已把生死沉浮看得很淡，置之度外。

私下，海默曾对众“牛鬼蛇神”痛斥过江青，给他们传看过江青三十年代的剧照，说她当初与王莹争着演《赛金花》……不幸这些言论被人揭发了。

1968年5月14日晚，经过精心策划，海默被骗到北影厂某处假装审问。一帮壮汉突然闯进来抓海默。海默极力挣扎，马上被蜂拥而上的人按住，怕他闹，特地用衣服蒙上他的脑袋，堵住他的嘴，强行拖上车，几个人用脚踩着他，拉到电影学院的摄影棚。在上千瓦聚光灯照射下，造反派质问：你反对江青同志，认罪不认罪？海默和往常一样一声不吭。于是造反派开始乱打，边打边吼：我叫你硬，看你还硬不？直到把他打躺在地，全身是伤，他还是一声不吭……中间，也有人提出异议，不要这么打。主谋绑架行凶的王造反派却说：现行反革命，不抓不打，他能老实交代吗？

在沉默了两天一夜后，5月16日晚10时海默终于停止了呼吸。享年45岁

作为“死心塌地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他的遗体横在医院的地下室里好几天，无人收尸。后单位出面火化，骨灰扔弃。

50年代海默与我母亲来往很多，并一起切磋过《青春之歌》的创作，给母亲提过一些很好的意见。我上小学时，老听到母亲提海默。海默有困难时，母亲还借给过他钱。

1942年母亲和海默曾在华北联大同过半年学。解放后母亲调到剧本创作所又与海默相遇，两个人的来往就比较多了。1953年母亲曾请海默看过《青春之歌》的初稿。他看后提了一些中肯的意见，并热情鼓舞了母亲一番。母亲根据他的意见，作了修改。《青春之歌》出版后，是海默最先告诉母亲：周扬同志肯定了《青春之歌》，为母亲的胜利由衷地高兴。

后来《青春之歌》大获全胜，母亲红极一时，而海默却倒了霉，他个性刚直，竟敢跟北影厂厂长韦明、市委书记处书记陈克寒等人顶撞争辩。因为说过徐水县搞虚夸等等，1960年被冠以“漏网右派”，开除党籍，撤销编剧职务、工资降三级、下去监督劳动。他执笔改编的电影剧本《红旗谱》、《粮食》等影片开头也全抹去了他的名字。但是，母亲没有因为海默遭到批判，就歧视海默，与海默断绝来往。她依旧把海默当成朋友，期望他能时来运转。那时母亲还在北影厂当编剧，因生病休养，得以躲过了单位里的人人表态批判。她在家里提到海默时，充满同情，从没说过海默什么不好。

1960年左右，海默下放到北京郊区牛栏山公社劳改，不久即患半身麻木，卧床不起。北影厂视他为敌，年节补助的副食不给他。他请求跟领导谈话，也不理睬。有时他病在床上三天不下地，吃不上饭，也没人管。在朝鲜负的腰伤，使他直不起腰。为看病他四处借钱。在某导演处只借到20元，气愤之余，借着酒醉，他把这导演家养的名贵花盆全给砸了。百般无奈下，他来信向母亲借500元，母亲二话没说，立即把钱借给了他。——要知道别人向母亲借钱时，她一般都哭穷，能不借就不借，能少借就少借。一下子借出去500元，极其罕见。

1962年搞甄别平反时，海默给摘掉“漏网右派”的帽子，恢复了党籍。1964年又发表了作品，有了稿费后，立即把这500元钱还给了母亲。

母亲很感动，在重病中给海默写了一封信：

海默同志：来信及款都收到了，因我正在生病住在医院里，回信迟了你不会见怪吧，你有病，经济上也有困难，看到汇来这么多钱很感激，也很不安，以后情况好转，我们还应该互相支援的。

我因胆囊炎病，大年初一住到了解放军总医院的，来后，心脏病又犯了，常年犯病，实在痛苦的很，你这个壮士怎么也闹得浑身是病呢，可要趁早治好，不要不在意，不然年纪大了，跟治病更困难，你还常到北京来吗，来时找我谈谈吧，你结婚了也不告诉我，爱人叫什么名字？代问她好。

握手

杨沫3.15

文革开始后，海默成了北影厂的斗争目标。他硬骨铮铮，令人拍案叫绝。

李少春的儿子李洪生说：海默真是条汉子！我打他一拳，他敢给我捶了回来。

批斗他时，一位女士喊：大流氓、反动作家海默低头！他当众回嘴道：我是反动作家，可我不是国民党的小老婆。把这位女士气得脸发青，跳上台狠狠抽了他两个耳光。

红卫兵抄他家时，他还站在家门口试图阻挡。据邻居田壮壮回忆，那海默特横，拿着老粗的火通条，向来抄家的红卫兵嚷：你们不许进我家！我这些书有很多孤本，绝版，都是国家财产——他家有24个书柜藏书。

海默疾恶如仇，曾流着泪，向冯牧痛斥过江青，并表示：让这个女人夺了权，会把我们党带到哪里去！反正我铁了心了，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给他们低头

最后，海默果真被活活打死。死了7年之后，1975年7月文化部核心组还以“恶毒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为由，将海默正式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

人们说：海默若不跟造反派硬闹，不至于被打死。

对比海默，母亲的斗争性就差多了。她不敢像海默那样以明显抗拒的态度，对待造反派。在高压面前，她唯唯诺诺，驯服听话。她出身不好，骨头先天就缺乏钙质。可就这样，她也始终没有说过海默一句坏话。

所以，海默的前妻张青予晚年跟女儿聊天时说：原来剧本创作所的那些女作家都跟你爸关系挺好。但你爸倒霉后，那些女作家都整你爸，惟独杨沫不整。

黑泽明在他的自传结尾曾写道：每个人在自述的时候都会遇到罗生门，所以就写到这里吧。海默的死不再是秘密和谜团，虽然悲怆，但总可以安息了。

注：十年后，随着拨乱反正工作的逐步展开，海默的冤屈终于得到了平反。1978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正式为海默恢复名誉，宣布他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