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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润江海
在中国现代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上，“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贺龙元帅的名字，可谓如雷贯耳，家喻户晓，声名赫赫。可是，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亲姐姐贺英，这个电影《洪湖赤卫队》里女英雄韩英的原型人物，比他更优秀，更卓越，更有军事和领导才能，更出类拔萃。贺龙元帅不仅是在他姐姐贺英的影响和援助下坚持革命的，而且，也是在姐姐的倾力帮助下做大做强，组建红四军，最终转战南北，成就一生伟业的。正如他自己晚年所感叹的那样，如果姐姐贺英没有英年早逝，一定会比他更有资格当元帅，新中国“十大元帅”的名单就有可能会被改写。
贺龙元帅曾经多次动情地说：“若要论军事才能，我不如大姐，她若是活着，成就肯定比我大。”
“她为革命贡献了一切，保护了一批子弟，不少娃娃经过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都说“长姐如母”，这个让贺龙念念不忘的大姐，究竟拥有怎样的传奇人生？
下面，我们就来讲讲这个女英雄的传奇故事。
从"舵把子"夫人，到独当一面的女司令
贺英，原名贺民英，乳名香姑。1886年5月17日，出生于湖南省桑植县的洪家关。她兄弟姊妹七人，贺英是大姐，贺戊妹是二姐，还有三姐，贺龙元帅排行老四，贺满姑是五妹，下面有六妹，最小的幼弟叫贺文掌。
贺英生长在一个嫉恶如仇、不畏强权的家族里。 在桑植县一带，贺氏家族几乎人人习武，大名鼎鼎。父亲贺仕道早年习武，拳法高强，爱打抱不平，乐善好施，被当地人尊称为“贺拳师”。
贺英生长的那个年代，统治者和封建的遗老遗少们为了控制女性，祸害百姓，专门扭曲审美观，宣扬女人的脚要以小为美，对女孩们实行缠足包脚。旧社会的女人不算人，不仅没名没姓，嫁谁就跟谁姓，而且，要在3、4岁之前必须包小脚，并美其名曰：“三寸金莲”。
少年的贺英天生不凡，对这种害人的封建礼教深恶痛绝，嗤之一鼻。她从小就坚决不缠足裹脚。到了十三四岁，依然坚决不尊从旧时代的习俗包脚。族内一些婶娘们责备她:
"女儿家，伸出一双大脚板，不怕别人笑话!"
她则指着那些小脚女人嘲笑道:"你们包成二指宽的尖尖小脚，走路一扭一扭的，有啥用？小心踩死蚂蚁!"
婶娘们寻到她的父母说:"养女不教，一双大脚，疯疯癫癫，成什么体统?"父母听后叹口气，对贺英说:"香姑，你还是包脚吧，免得人家笑话。"
贺英理直气壮地说：“缠足怎能闯刀山？下火海？我要干大事，决不裹小脚”！她还说：“一个人活在世上，不在脚板大小，要看她把路走得正不正。我们穷苦人家，把脚包得尖尖的，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长起嘴巴靠谁养”?父母听女儿说得在理，从此也就再没逼她包脚了。
贺英年少志大，行事果断，独立自主，卓然不群，从小就帮助父母操持家务，看家护院，照顾弟弟妹妹。13岁时，就因为当家利索而被乡亲们称赞：
“贺家香姑谁不夸，十二三岁就当家。”
到了十六七岁时，贺英挖地积肥，踩田除草，样样农活都是一把好手。
洪家关人杰地灵，民风强悍，是个英雄辈出的地方。当地很早就有各种义气相聚的民间组织在周边活动，其中，就有一个专替老百姓做主出气的“哥老会”。贺英的表兄谷虎，又名谷绩庭，身材魁梧，勇猛过人，就是这个“哥老会”的首领，也叫“舵把子”、山大王。此人为人豪气，行侠仗义，专好为穷苦人打抱不平，杀富济贫，造福一方。贺英同谷绩庭接触多了，彼此之间产生了感情。1906年，两人正式结为夫妻，贺英就成了名符其实的“舵把子夫人”。之后，夫妻二人便开始组建并逐步扩大农民武装，斗地主，打土豪，啸聚山林，深山结义，同当地的地主恶霸相对抗。
贺英身为女子，但性格刚烈，侠骨丹心，巾帼不让须眉。她常常利用“舵把子夫人”的身份，替附近四里八乡的乡亲们做主，深受部下和百姓们的拥戴。
贺家兄妹在老拳师父亲贺仕道的教育影响下，也个个侠肝义胆，性如烈火，嫉恶如仇。1916年，四弟贺龙一怒而起，“两把菜刀闹革命”，在姐姐和姐夫的帮助下，一举杀掉了桑植的恶霸朱海珊，驱赶了县长陈慕功。之后，深受大姐影响的贺龙，在桑植县也拉起了革命的队伍。
桑植县农民武装力量的发展和打土豪分田地活动的声势越来越大，引起了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度恐慌和仇恨，他们绞尽脑汁，千方百计也要除之而后快。
为了彻底消灭农民武装，1922年，当地的军阀陈渠珍密谋让部下恶毒地设下“鸿门宴”，以收编发晌为名，引诱贺英的丈夫谷虎前去赴宴。结果，谷虎一到，便被五花大绑，斩首示众。尸体也被扔在了荒郊野外。
噩耗传来，贺英悲痛欲绝。她派人抢回丈夫的遗体，亲手将头颅与身躯缝合，擦洗干净，然后安葬在屋场对面的山坡上。她在丈夫的墓前发誓：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办完丧事，手下的兄弟们都以为这支队伍就要散了，毕竟"舵把子"死了，一个寡妇还能成事吗?
但是，贺英站出来了。她拿起双枪，振臂一呼，把所有人召集起来，大声吼道："舵把子”死了，但大仇没报！我们不能就这么散了。兄弟们，你们谁愿意跟着我，咱们继续干。不愿意的，现在就可以走。"
出人意料的是，竟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
从那天起，贺英擦干眼泪，藏起仇恨，收拾队伍，整顿纪律，自任司令，重新拉起了杆子，转战于桑植、鹤峰一带。专门与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反动派们干。湘鄂西从此有了一位“双枪女司令”，也有了第一支由女人统领的农民革命武装。
女英雄贺英
纵横湘西，支援红军，终成一方英杰
在丈夫谷虎被诱杀之前，贺英的父亲贺仕道和小弟贺文掌已为革命牺牲。贺仕道从小习武，是当地著名的拳师。他为人正直，嫉恶如仇，是深受当地民众尊重的长者。他认定贺龙、贺英的所作所为都是在为劳苦大众做主，所以，主动为儿子、女儿四处奔波，操心操劳。1920年，他在为贺龙扩充军备时，遭到了当地反动势力和土匪的袭击而牺牲。贺龙15岁的弟弟贺文掌因为随父同行，也被敌人捉住，被用蒸笼活活蒸死。
父亲、小弟的牺牲和丈夫谷绩庭的被军阀诱杀，让贺英国仇家恨齐聚心头！也更加坚定她为穷苦人打天下，不取得革命胜利绝不罢休的不屈意志和决心！
打铁还须自身硬。为了当好司令，带好队伍，贺英在紧张惊险的战斗间隙，苦练武功和枪法。经过艰苦的训练，她不仅学会了骑马，而且练就了一身左右开弓、百发百中的“双枪”绝技。在其后的两年里，贺英率部转战湘西，纵横驰骋，带领着工农队伍打土豪，杀团防，劫富济贫，筹粮筹款，协助贺龙部队与湘军进行斗争，在老百姓心中的威望也越来越高。
1925年10月，贺龙率部向黔东转移，贺英和贺龙部下团长贺连元退居到桑植的内半县，以“后方留守司令”的名义,继续同反动军阀展开殊死斗争。
1926年夏，贺龙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自贵州的铜仁开始北伐。贺龙从川黔边境回师湘西后，贺英的部队已经发展至两营人枪。为了策应北伐，贺英伺机联络了桑植县民军首领文南甫、李云卿、刘玉阶等部，攻克了桑植县城，赶走了反动县长马策，驱逐了驻军团长肖善堂。桑植城各界人士给纷纷给她送上“万民伞”，表示“欢迎贺司令官进城”。
1927年初，为了壮大根据地的武装力量，贺英带着一众亲戚，专程去汉口探视已经担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的贺龙。
贺英走出湘西大山，一望无际的洞庭湖平原，使她顿觉视野和胸怀一下子开阔起来。正值大革命时期，贺英一路上看到了许多新鲜事：农民运动如火如荼，那些曾经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土豪劣绅，被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许多困在家里的妹子，冲破家庭的束缚走向了社会；蓄着短发的女学生，站在街头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所见所闻，使她感奋不已。心想，自己拖队伍冲冲杀杀，没有搞出什么大名堂来。如果同农民运动一起搞，就有力量、有前途了。
到汉口一见到贺龙，贺英头一句话就说：“云卿，乡下的农民干得太俏皮了！”贺龙也高兴地说：“大姐，汉口的工人也干得漂亮。我们能在前线打胜仗，靠的是工农支援！”
贺龙向大姐介绍了他的部队从贵州铜仁出发，到常德同共产党员周逸群相会，周成了他最得力的帮手。交谈中，贺龙对正在兴起的革命运动充满信心，但对祖国大好河山支离破碎感到心痛，对国民党一些上层人物互相倾轧无比愤恨。贺英觉得大弟见识广了，长进了，自己也受到了启发。
贺龙还以宴请大姐为由，邀请共产党和国民党代表各自发表看法。贺龙听后旗帜鲜明地说，还是共产党的理论对。贺英频频点头。在汉口，贺英还有机会接触了周逸群，听他讲共产党的主张，眼界开阔了许多，使她明白了单报私仇是成不了大事的，杀掉一个仇人、坏人，后面还有一批仇人、坏人，只有发动广大的劳动人民，依靠工农革命，才能改天换地。
不久，蒋介石叛变革命，抓捕、杀害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一片血雨腥风。“四一二事变”后贺英感到形势要变了，决定弄一些武器返回湘西去。临行前，她对贺龙说：“云卿，你要当心啊！我看国民党那帮官老爷都只顾升官发财，莫指望他们能干出什么好事。你大胆干自己的，在外面有难处就回家，我们支持你。”
然后，在贺龙的资助下购买了一批枪支，毅然决定回老家发展队伍，稳住后方。
回到桑植后，贺英担任游击司令，大力招兵买马，壮大武装力量，积极扩大政治影响，并注意把武装斗争同唤醒群众相结合。群众称赞说：香大姐不仅从贺军长那里买回了大批武器，还从贺军长那里学来了道义。
1927年，是血雨腥风的一年。
蒋介石高价悬赏捉拿贺英，但她没有退缩，反而干得更欢。有一次，她冒险给贺龙的部队运送武器，29天就打了32仗，硬是把物资全部送到了。
南昌起义暴发后，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军阀对贺龙恨之入骨。1927年10月，敌人对贺龙的老家洪家关进行“围剿”，扬言：“不抓到贺英，绝不收兵”。在重重“围剿”之下，贺英指挥地方武装持续坚持战斗。12月，贺英率部600余人参加了中共湘西特委组织的年关起义，还一度攻占了桑植县城。
1928年2月，贺龙受中共中央指派，回到湘鄂西组建队伍，开展武装斗争，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当时，南昌起义失败，兵力四散，此时的贺龙手下已无一兵一卒。贺英得信后，立即决定将自己掌握的近1000人的群众武装交给了贺龙，并利用自己的威望，发动群众，收编旧军队，协助贺龙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集合起了3000多人马，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贺龙自任军长。从此，贺英加入了工农革命军的行列，并协助贺龙参加了桑植起义，为建立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当时全国的革命形势并不容乐观。贺龙和张云逸领导的红四军在湘西也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在工农革命军连续失利后，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贺龙准备撤离湘西。贺英则率领部队家属撤至安全地带，并继续协助贺龙联络桑植、鹤峰边界亲友旧部，多方策应革命军。8月，贺龙率领工农革命军东进石门，贺英和四妹贺满姑率部活动于桑植、鹤峰、永顺边界一带，以牵制敌人。不久，贺满姑在战斗中不幸被俘，英勇就义。
同年10月，工农革命军在石门受挫，贺龙率部退到桑鹤边界休整。天寒地冻，战士们还穿着单衣，住岩洞，吃树皮，啃草根，敌人还嚣张地扬言：“不把红军打死在深山，也要困死在深山”。
在战斗中几次负伤的贺英，得知工农革命军被困深山后，冒着生命危险，带领身边仅有20余人的游击队，打土豪、筹粮款，千方百计把缴获的银元、布匹、粮食等物资，用骡马和人力运送给工农革命军，以帮助他们脱离危险，度过难关。后来，贺龙多次说：“1928年那次失败，若没有我大姐的支援，后果不堪设想”！
贺英还向贺龙建议：“老躲在深山里不是办法，队伍‘要伍’，‘不伍’不成队伍。”
遵从贺英的建议，贺龙随即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他们将部队拉出堰垭，经沙道沟到了咸丰县的黑洞，智取汪家营，夺得了不少枪支。接着，奇袭建始城，收编了邬阳关的部队，并于1929年春解放了鹤峰县城，5月又解放了桑植县城。通过主动出击，让红四军有了较稳定的大片根据地。
1930年春，洪湖革命苏区告急，贺龙率红四军东进湖北洪湖。临别时，贺英的游击队仅剩87人、32条枪，但她还是无私地将最精干的20人交给了弟弟，说：“带上！革命需要本钱。”她自己则带着老弱妇孺退守四门岩，在桑、鹤边界的锅耳台一带，保护红军伤员和家属，并负责鹤峰苏区的部分军事工作。在此期间，没上过一天学的贺英，还创办了湘鄂边第一所游击小学，使红军的子弟有书可读。
在支援红四军，坚持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时期，贺英多次向贺龙和周逸群提出要求入党，但周逸群向她解释说：“你目前不入党比入党作用更大，这里各类势力成份复杂，你在这里关系多、影响大，不入党更方便做团结他们的工作，更能减少我们的阻力。”
贺英听从了这一安排。她以非党员的特殊身份，在红军主力几度离开的情况下，为红军坚守着可以作为进退依托的革命根据地。
有人劝她："你图个啥？连党员都不是，拼这条命干什么？"贺英笑笑："入不入党是组织的事，革命是我自己的事。"
1930年到1933年，是湘鄂西根据地最艰难的时期。敌人一轮接一轮地"围剿"，她就一次又一次地突围、坚守、再突围。
1932年，反"围剿"失利，很多根据地都丢了。有人劝贺英撤走，保存实力。她拒绝了。她说："根据地是老百姓的命根子，我走了，他们怎么办？"
她带着队伍和群众与敌人周旋，利用熟悉的地形打游击，硬是把革命的火种保住了。
1932年9月，鹤峰五里区农民协会领导人彭兴周、彭兴武叛变，贺英率鹤峰游击大队，配合苏区独立团击败叛军，很快就恢复了五里区的革命政权。12月，四川土著武装甘占元、张轩等部3000余人，因受刘湘部追堵，窜入鹤峰边境。贺英机智地与贺龙配合，将这股武装缴械改编，使红二军团得到了极大的补充。
1932年反“围剿”时，国民党军和地方武装四面包围根据地，贺英率部苦苦奋战，她将辣椒粉装进竹筒，制成“土毒气弹”，用桐油浸泡废棉絮做成“持久火把”，用各种方式与敌顽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当国民党悬赏5000大洋捉拿“贺匪”时，她化妆成农妇，带着7岁的外甥向轩，走村串寨发展赤卫队。在红军独立团和中共湘鄂边特委被迫撤离桑鹤边界后，贺英率领仅剩的游击队在桑鹤边界高山地区活动，在极为险恶的形势下，她依靠老乡们，刨树皮，吃草根，穿草鞋，在无比的艰难困苦中，终于坚持到次年1月，与红三军主力胜利会师。
1933年夏初，由于湘鄂西中央分局主要领导坚持执行“左”倾路线，使局势继续恶化，导致敌军向桑、鹤苏区步步紧逼。5月5日，因叛徒告密，贺英游击队的驻地“洞长塆”被国民党团防队300多人包围。危难时刻，贺英让伤病员和家属们从后门撤退，自己则手持双枪，左右开弓，拼命射击，以掩护他们突围。谁知她的肚子突然中了一个炸子，肠子流了出来，她托住肠子，将其塞回腹中，叫人拿来一块布将肚子缠起来，接着又拿枪向敌人射击。最后，她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就将八岁的外甥向轩叫来，将两把枪递给他。坚定地说：“孩子，莫哭，快去找红军，找大舅（贺龙），报仇！”话音刚落，一颗罪恶的子弹就射穿了贺英的心脏，她当即壮烈牺牲，时年仅有47岁。
贺英牺牲后，敌人砍下她的头颅，又割下了她的二妹贺戊妹的头颅，并将她们肢解，将头颅悬挂在县城的城墙上示众。就这样，一个纵横湘西二十载、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女英雄，香消玉殒，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贺英，这个英勇无畏的巾帼英雄、伟大女性，她不仅是贺龙元帅创建工农红军的坚强后盾，更是第一个把自己的部队无私的交给党、交给贺龙、交给革命的湘西人。她倾尽家产、竭尽全力地支援红军，支持革命，为保卫湘鄂西革命苏区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她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令人尊敬的伟大英杰！
一个政治信仰、军事才能堪比元帅的杰出革命家
贺龙元帅曾经在不同场合多次感慨万分地说：“大姐若是活着，成就肯定比我大。”他之所以如此说，既非溢美之词，亦非空穴来风。贺英烈士的确是一个信仰坚定、意志如钢、目光远大、具有雄才大略的非凡革命家。
她信仰坚定，立场坚决，党性纯洁。尽管贺英为革命付出了一生，但她始终都没有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不是因为她不想，而是因为她把对党的信仰和党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坚决地执行了党组织的特殊安排。贺英曾先后三、四次向周逸群和贺龙提出入党申请。但都被党组织劝止了。原因在于贺英在湘鄂边关系广、人脉深。如果她不入党，可以在各方势力之间左右周旋，能够更多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至少让他们不跟红军作对。正如周逸群所言：“你入了党，太红了，人家看你是共产党，就不敢接近了。”
贺英毫不犹豫地服从了党的决定，从1928年一直到1933年牺牲，她始终以“非党员”的身份，带领着一支接受党领导的革命游击队坚持战斗，保卫着红色根据地。她倾尽家产支援革命，有一碗米、一尺布也要交给红军，洒尽最后一滴鲜血也是为了保卫苏区。她用没有党证的纯洁党性，干了比很多共产党员更多的事。她虽然不是名义上的共产党员，但她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她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信仰，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贺英与人民同甘共苦，一生都在为人民打天下。因为她自己是苦出身，所以，她对农民兄弟非常同情，常把“杀富济贫的根不能丢”挂在嘴上。路上遇到衣服褴褛的妇女，她就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双手捧着送给人家；她经常资助无依无靠的寡妇，收养孤儿。她尤其好打抱不平，给穷人出头。一次，一个兵痞喝酒不给钱，贺英马上厉声呵斥，兵痞只得乖乖交钱。还有一次，一个匪酋看中一个老婆婆的孙女，前去抢亲，贺英一怒之下，把匪酋打得魂飞魄散。事后，又给老婆婆几块光洋，让她远远地找个老实人把孙女嫁了。在乡亲们的眼里，贺英就是个“活菩萨”，大家都亲切地叫她“香大姐”。
贺英不仅是一位勇敢的战士，更是一位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游击战专家和杰出的军事指挥员。
贺英自幼习武，性格刚烈。1906年与表兄谷绩庭组建地方武装时，已展现出超凡的军事天赋。1922年丈夫被害后，她接过武装指挥权，以“抗官府、杀豪绅”闻名湘西。1926年北伐战争中，她联合地方武装支持贺龙部队，率军攻占桑植县城，此时的贺英，已是湘西地区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
她有胆有识，有勇有谋，无私无畏。1928年，贺龙受命开辟湘鄂西根据地，贺英做出惊人的决定：将苦心经营十余年的近千人的武装交给党。这一举动被党史学者称为“红色火种的传递”——她不仅贡献了部队，更以“后方留守司令”的身份，成为湘鄂西根据地最坚实的后盾。
贺英的军事成就远超同时代的许多将领。她独创的“山地游击战术”令敌人闻风丧胆：她曾化装成农妇潜入敌营侦察，假扮商队智取敌军物资，甚至以20人的游击队牵制了近千人的敌军。
1930年，她率部在鹤峰五里坪平息叛乱，仅用三天便恢复了苏区政权，展现出了卓越的指挥能力。
贺英的军事才能不仅体现在实战上，还体现在战略眼光上。她曾用朴素的语言对贺龙说：“老躲在深山里不是办法，队伍‘要伍’，‘不伍’不成队伍。”意思是——军队是打出来的，不是躲出来的。
贺龙听取这一建议后，立即整编部队，主动出击，智取汪家营，奇袭建始城，最终解放了鹤峰和桑植县城，巩固了根据地。她提出的“队伍要伍”的整编理念，有力地推动了湘鄂西红军从松散型武装向正规化武装的根本转型，成了红四军崛起的关键。
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贺英还创造了一套独特的军事理论。她留给后世最珍贵的军事遗产是一份写在毛边纸上的 《游击工作十八条》。这份条令共2100字，分为“侦察、行军、宿营、伏击、退却、群众纪律”六章。其中“伏击”章写道：“敌行山路，我必先占脊线；敌行水路，我必先占渡口；火力配置，重机枪打头，轻机枪截尾，步枪自由射击。”此条令在1931年5月被贺龙转发全军，并批语：“贺英同志以实战经验总结的十八条，比苏联条令更适合山地作战，各师须印发至连级干部。”她的军事理论为根据地的红军作战提供了重要的行动指南。
在根据地建设中，贺英不仅重视军事建设，而且重视政治文化建设和军事人才的培养。她既是威风凛凛的军事战将，更是和蔼可亲的“红色保姆”。她创办湘鄂边第一所游击队小学，让红军子弟读书识字；收留伤员家属，组织妇女为部队缝衣做鞋。战士们称她“贺妈妈”，而敌人则敬畏地称她为“女阎王”。至1933年牺牲前，她已培养出数百名红军骨干，这些人在后来的长征、抗日战争中都逐步成长成了将军。
在她纵横湘西的21年间，共亲自指挥大小战斗96次，胜率为92%；她创建的红军队伍累计为红二军团输送了2800余名战士，其中在1955年授衔时，有开国上将贺炳炎、中将廖汉生等1位上将、4位中将、12位少将都出自于她的麾下。
贺英是没有获得“元帅”军衔的元帅。正如贺龙晚年常说的那样：“大姐若活着，湘鄂西的历史会改写。”
尽管历史没有“如果”，但贺英的影响早已超越军衔。她的故事被写入歌剧《洪湖赤卫队》，原型人物韩英的英勇事迹被传唱大江南北。她用自己短暂而又辉煌的一生证明：信仰的高度不由身份决定，而由行动铸就。英雄也从不会因性别而被定义！一如她用生命诠释的信仰那样——利剑能挡百万师，丹心可照万古长！
在湘鄂西的青山绿水间，这位红军“双枪女司令”的伟大传奇，如同不灭的灯塔，一直在照亮着后来者前行的道路。她的英名将永载史册，永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