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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婆岁月长歌》

汉阳县水洪口有个罐子湾。

水洪口的名气比水洪公社还响。南至洪湖，东至嘉鱼，北至汉口，西至沔阳、天门、汉川，跑船的、贩货的、走亲戚的，谁不知道这儿？船码头一天到晚吱吱呀呀，迎来送往，沔阳人挑着鱼篓子上岸，天门人扛着布匹下船，汉川的老汉蹲在埠头等渡。从汉口开往嘉鱼县一天两班往返的船，汽笛一拉，整个码头都跟着忙活起来。

据老辈人说，盛名于世的中山舰，从重庆出发顺江而下，就是从水洪口江域首战日寇飞机。那是民国二十七年的事了。那年的江水跟往年一样浑黄，可天上来的不是候鸟，是铁鸟。日军飞机从东边压过来，黑压压一片，炸弹落在江面，激起的水柱子有数十丈高，江里的鱼都震昏了，白花花的肚皮翻了一片。中山舰一边往下游撤，一边朝天上开炮，炮火把江面映得一明一暗。战斗激烈得很，从水洪口一路打到金口，血水掺着江水，红了一片。后来舰在大咀江段被击中，沉在大军山与金口那一片水域。全舰官兵死伤惨重，光阵亡的英烈就有二十五个，负伤的二十多个。江水吞人的时候，岸上的人听见江里有人喊“中华民国万岁”，喊声被风撕成一丝一丝的。那一年，许婆还没嫁到罐子湾来。

罐子湾就在长江干堤下头，像老茶壶底子结的那层茶垢——看着不起眼，泡出来的水却有滋有味。湾子拢共五十来户人家，两排岭子错落着。横岭像条沉睡的龙，背靠大堤，规规矩矩隔着两百来米；直岭则像把出鞘的剑，直挺挺伸出去。家家户户的地基垒到一米五高，那是年年怕涨水，一代代用肩膀挑起来的土台墩，像忠诚的卫士，守着村民不被洪水侵扰。

房子前头五十米处，早年取土挖出一条小河，二十来米宽，碧绿碧绿的像根丝带，把湾子拦腰绕了一圈。河里莲藕抽了嫩叶子，鱼苗子一群群追着游；河岸这边种菜，那边育树苗，牛圈猪圈挨着搭，一寸土都没糟践。

紧挨着的铁匠铺岭大一些，七十来户人家，房子像长蛇阵，一溜排开。东边与罐子湾横岭隔水相望，西边最近那户离水渠不过十米。那条水渠是大兴水利时期的杰作，全凭公社的社员一担一担的土挑起来的，从新沟大队一路伸过来，直到鞋尖大队，曲曲弯弯十来公里，像根大血管，把水送到各生产队的田间地头和湾里小河沟里。每逢天旱年月，水渠日夜不歇，哗哗地淌，像位无私的母亲，默默滋养着这片土地。

许婆就住在这罐子湾。

她中等个儿，一米六的坯子，腰杆子挺得笔直，像湾子口那棵老白杨。她育有两个儿子，但当家的何时离世，却成了无人提及的秘密。大儿子娶了长江对岸嘉鱼县牌洲湾的女子为妻，小儿子则凭借英俊的外表和灵活的头脑，娶了洪湖县新滩口的姑娘。

令人惊奇的是，许婆没有缠成小脚。她那脚板子宽宽大大，走路带风，落地有声——那可不是缠过脚的。女人们背地里偷偷瞄她的脚，再看看自己尖尖巧巧的“三寸金莲”，说不清是羡慕还是旁的什么。许婆不以为然，那双大脚板踩在田埂上，踩在湾子的小路上，踩过泥泞，踩过雨水，踩过了大半辈子。

早先她住的是茅草房。十多根沙树为柱立起，二十来根杨树干为梁横着，撑起来一个房子的架子，四壁是茅草拌泥巴糊起来的墙壁，屋顶铺着厚厚的枯茅草。屋里熏了二十年，梁柱黢黑，灶台黢黑，碗柜也黢黑，点盏清油灯只照见巴掌大一块亮，像个神秘的洞穴。

当家的走后没几年，一场大火烧了那两间屋。

那火烧得邪乎。许婆站在二十米开外，手里还攥着没泼出去的水瓢，眼睁睁看着房梁轰地塌下来。火舌子舔着夜空，噼里啪啦炸响，社员们挑水的挑水，泼沙的泼沙，有人喊她的名字，她愣是没听见。等火灭了，两间屋成了两堆灰，热气还从灰堆里往外扑。

幸运的是，没人受伤。左邻右舍凑过来，这个说“人没事就好”，那个说“明儿个我们都来帮忙”。见左邻右舍的人过来安慰，许婆点点头，没哭。

第二天一早，大队书记来了，公社干部也来了，小队长的小本本上刷刷写了几行字。人心齐，泰山移。当时的流行语是：“有困难，找组织”。那年秋上，在公社、大队、生产队组织和社员们的帮助下，两间红砖红瓦房立起来了。红瓦在太阳底下亮得晃眼，比大多数人家矮趴趴的茅草屋高大上了许多，村里人路过都要多看几眼。许婆站在新房子门口，手摸着那面还潮润的红砖墙，摸了很久。

她的日子也像这房子，慢慢立起来了。

两个儿子逐渐长大，家里有了三个劳动力，挣的工分越来越多，日子像芝麻开花——节节高。大儿子成家后合在一起过了几年，许婆怕拖累他们，说分就分了。大儿子真正的开始立业，许婆则在原地空地上搭了两间红砖墙茅草顶的房子，红砖墙配茅草顶，看起来不伦不类的，可她住得踏实。

两年后小儿子也成家立业。许婆往他房子左手边挨着搭了一间茅草屋。那茅草屋矮矮地蹲在那儿，只够放一张床、一个柜子、一口陶缸，像只老母鸡护着窝里的蛋。

从那时起，许婆有了雷打不动的习惯。

早出晚归，早上端碗饭出门，晚上端碗饭回家，白天就在社员家中度过。

天刚麻麻亮，她端上饭碗，左手托底，右手握筷，门用脚一勾，轻轻一带——其实根本没锁可带。那个年月，谁家裤腰带上叮叮当当挂钥匙，是要被笑话的。整个湾子夜不闭户，不像现在的人，大门紧锁，门窗装着各种钢铁护栏，像把自己关在监狱里。那时人们的腰间很少挂钥匙，大家彼此信任，像一家人。

许婆从横岭这头出发，沿着自家门前的湾子路，一边走一边往嘴里扒饭。她碰见人就打招呼：“吃了没？”“今儿的菜新鲜嘞！”声音软软的，糯糯的，像刚出锅的糍粑。那模样，活像“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的成员，亲和力十足。

走累了，她便随便在社员家里坐下，与大家“晇白”聊天。

她从不议人长短。谁家媳妇受了婆婆的气，她就说：“哎呀，李家媳妇昨儿个还给她婆婆端洗脚水呢，那才是福气。”谁家孩子淘气挨了打，她就说：“张家小子昨儿个帮我提了一桶水，长大了准有出息。”

她像一位温暖的天使，只晓得夸奖别人的媳妇如何孝顺、如何能干。

她还会说笑话，荤素不忌，只是那话从她嘴里出来，怎么听都干净。有时笑得太厉害，饭碗捧不稳，筷子在空中划个圈，米粒撒了几颗在地上，鸡、狗们呼啦啦围过来。

要是哪天许婆生了病，或是有事耽搁了，没出来“走村串户”，整个湾子都觉得少了点什么。社员们端着饭碗，站在门口东张西望，互相问：“许婆呢？今儿咋没见许婆？”

有人编了个段子：“白天走四方，晚上补裤裆。”

一传十，十传百。罐子湾的人会了，铁匠铺岭的人也会了，连隔壁大队来走亲戚的都学会了。大人们当笑话说，小孩子们跟在许婆屁股后头喊，喊完就跑。

许婆听了，不气不恼。她咧开缺了颗牙的嘴，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可不就是走四方么。我这腿啊，不走走它自己就要跑。”

那个段子，竟成了这湾子里一种独特而有趣的文化。

下雨天她也不歇。

青蓝色的方围巾，两角咬在嘴里，兜住整个脑袋，围巾边儿扑扑地拍着脸，像一位勇敢的战士。脚上套着木屐，咯噔咯噔踩在湿漉漉的土路上，裤脚溅了泥点子。左手饭碗，右手筷子，雨点子打在碗沿，叮叮咚咚响。

有社员隔着雨帘喊她：“许婆，咋不打伞？”

她把围巾从嘴里扯下来，雨丝立刻扑上脸。她不急不忙，眯着眼笑：“一场雨，知道伞的重要；一场病，知道健康的重要。雨太大，有伞也没用；病太重，有钱也没用。”

那人愣在那儿，半天没接上话。

那天，许婆走到离财哥家还有两户人家的距离，就听见了金莲妈不停的数落声。

财哥一口气生了九个孩子。老大老二叫金莲、银莲，老三老四是儿子。可老三小时候农村医疗条件差，长年打针吃药，坏了嗓子，成了哑巴。老五到老九又都是姑娘。俗话说儿多母苦，金莲妈的苦都在脸上刻着，眼角往下耷拉，嘴角也往下耷拉。只有吵起架来，那嘴角才往上扯。

一吵架，金莲妈就开始翻旧账。

那天她的声音尖得像锥子：“当年你家穷成啥样？娶我连轿子都租不起！拿个破桌子倒扣过来，四脚朝天——杨柳树做桌面，桑木做桌腿，用竹竿绑在桌脚上，把床上的红色床单花布围成轿体，两根竹竿当抬杆，那就是我的花轿！别人出嫁，男家送的是花棉袄、红盖头，你家可好，尽是糊弄我的粗布。我两腿跨进去，桌子的四条腿都在笑话我，如此的寒碜！”

她一把鼻涕一把泪，青布围巾在脸上来回擦，眼窝子红了一圈。激动万分的时候，双脚向上一跳，那裤子上补丁摞补丁，蓝一块青一块，十分耀眼夺目，像花絮一样——“你们家里穷得叮当响，把我就这样娶回来，没有让我过上一天好日子！”

“你让我滚？你就用你爹当年那个破桌子，再做个轿子把我送回娘家去！”

财哥蹲在墙角，脑袋垂到胸口，两只手抱着头，指头插在头发里，像霜打了三天的秋黄瓜，蔫得只剩一口气。瘪了半天，他闷闷地说：“你看在孩子的份儿上，别闹了哈……我都服你了还不成？”

女人的心终究是软的。

就在这时候，门口的光线暗了一下。

金莲妈抬头，看见许婆端着饭碗站在门槛边，围巾半搭在肩上，头发丝还挂着雨珠。

她立刻收了声。

那哭声像一刀切断了似的，连抽噎都咽了回去。她拿着灶房做饭时围在肚子上的围裙使劲抹了一把脸，扯扯衣襟，站起来的时候嘴角已经往上弯了。她挪过板凳，用袖子在凳面上来回擦两遍，声音柔得能掐出水：

“许婆来了，快坐，快坐。”

那笑容立马在脸上绽放，落落大方，像春天的花朵瞬间绽出幸福的光彩——仿佛刚才的争吵从未发生过。

许婆应声坐下，把碗搁在膝盖上，也不看财哥，只对金莲妈说：“你这日子过得热闹。儿女满堂，吵吵闹闹也是福气。”

金莲妈低下头，耳根子泛了红，手指头绞着围裙角。

许婆又说：“你嫁过来时那轿子，我见过。那年月能有个轿子，哪怕是桌子扎的，也是人家尽了全力。”许婆意犹未尽，顿了顿，把碗往膝盖上挪了挪，接着道：“老话说得好，打是亲骂是爱，两口子没有隔夜仇，床头吵架床尾和……”

金莲妈没吭声，斗大的眼泪却又滚下来一颗。

那年月，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生产队选中许婆给知青们上“阶级苦血泪仇”的课。

许婆没什么文化，靠扫盲时学了几个字，认不全报纸，也写不周全自己的名字，讲起话来更是没个章法。

一天晚上，生产队开大会，将社员和从汉阳造纸厂下放的知识青年集中起来。许婆忐忑不安地坐上了主席台。

主席台的板凳硬邦邦的。她两只手不知往哪儿搁，攥着膝盖上那块补丁，攥了又松，松了又攥。台下黑压压的人头，知青们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衣裳，脸嫩得能掐出水，一双双眼睛黑亮黑亮的。

她讲小时候的苦难，讲当童养媳挨饿受冻，讲大年三十里只有一碗清汤寡水。

台下有人打哈欠，有人低头抠指甲，后排两个女知青凑着头说悄悄话。

她心里急，嘴巴就不听使唤了。一急，话赶话，就说到了“三年自然灾害”——那时候饿死的人吃观音土，吃莲子米，靠菱角野菜充饥，几天都拉不出来屎，就是拉出来的也是硬硬的、黑黑的一截，日子过得比红军长征时期吃树皮还要苦。

一个名叫旺旺的男知青腾地站起来，椅子哐当一声往后倒。

旺旺脸涨得通红，脖子上的青筋鼓得像蚯蚓，身体摇晃了几下，用手指着许婆：“你讲错了！三年自然灾害是六十年代的事情，不是你当童养媳时候的事，别瞎说了！”

全场轰地笑了。

那笑声像潮水，一波一波涌上来。有人捂着嘴，有人前俯后仰，几个女知青互相拽袖子。主席台上的生产队干部皱着眉，又不好发作。

许婆慢慢站起来，手扶着桌沿。

她不急。等笑声落下去，像等一阵风过去。

“你说我刚才讲错了，”她的声音不高，却清清楚楚送进每个人耳朵里，“那我讲个对的。”

全场静下来。

“我十三岁那年，还在湾子口跟小囡们跳房子。早上九点来钟，我娘喊我回去，说花轿来了，让我上轿嫁人。我根本不懂嫁人是啥意思，我就回了她一句——”

她顿了一下，左右看看台上台下。夜壶做的油灯的光一晃一晃，照着她的脸。那些皱纹在这一刻好像都浅了。

“我说：‘花轿我不上，要上你上；嫁人我不嫁，要嫁你嫁。’”

台下静了两秒。

然后掌声、笑声、口哨声一齐炸开了。那个站着的旺旺知青愣愣地立在那儿，脸更红了，手慢慢放下来，扶着椅背坐下去。有人使劲拍巴掌，拍得手心都红了。

许婆坐回板凳上，双手平放在膝盖，规规矩矩的，像完成了一件大事。她左边看看，右边看看，主席台上的生产队干部们互相交换眼神，有人忍不住也笑了。

从那以后，生产队再也没有搞过“忆苦思甜”的活动。

如今罐子湾变了模样。

横岭竖岭上起了新楼，那条碧绿的丝带河还在，莲藕年年发新叶，鱼苗子一群群追着游。水渠还在，只是水流小了，不像从前日夜哗哗地响。

许婆那间茅草屋早没了。红砖房也翻盖过，住着她的孙媳妇和重孙。重孙七八岁，正是跳房子的年纪，在门口格子格里蹦来蹦去。

许婆走了。走的那年，罐子湾的老老少少都来送她。

可老人们还是爱讲许婆。

讲她雨天咬着围巾走四方，讲她坐在人家门槛上夸媳妇能干，讲她在主席台上那句“要上你上”“要嫁你嫁”。讲着讲着就笑起来，笑着笑着，眼角就湿了。

其实他们不是念许婆这个人。

他们念的是那个不用锁门的年月，是那碗边走边吃的饭，是青蓝围巾下一张带笑的脸。是那些散了就再没聚齐过的人，是那些走了就再没回来过的日子。

江边的人还讲中山舰。讲那二十五个再没上岸的英烈士兵，讲那天的江水红过、浊过，如今又清了。讲许婆嫁到罐子湾那年，有人在江里捞起过一块带弹孔的钢板，后来当了猪圈的围栏。猪在里头哼哼，子弹孔穿过铁皮，透进光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