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本世纪60年代的女大学生，在当年上山下乡的浪潮中，她背着行李卷儿插队农村，尝遍苦难辛酸，30多年来几乎天天与泥土、荒草和害虫打交道。为了大地的丰收，她青春耗尽、疾病缠身，在一般人眼里她早该退休享福了，然而，她那累不倒的身影仍然活跃在农家小院、田间地头，不图名更不图利——

她，就是今年60周岁的在我省农业战线上做出突出贡献的、齐齐哈尔外县区唯一的正高级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富裕县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县政协副主席刘英烈。

1963年，24岁的刘英烈从东北农学院植保系毕业，由于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出身，她在上山下乡的第一次高潮中首当其冲，被分配到边远的富裕县农业站做技术员工作。

那时的五年制本科大学生在小县城属凤毛麟角，但社会上对知识不重视，何况刘英烈还是“黑五类”子女？一个外地来的两眼一抹黑的姑娘，自己做饭吃，住着单位办公桌，处境的艰难可想而知。

她任劳任怨，努力改造世界观，和贫下中农们打成一片，向社员普及植保知识。1965年被派到查哈阳农场社教工作队，她发挥专长，主持大面积机械化防治小麦粘虫项目，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但是，在“臭老九”的年代里，知识越多越反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刘英烈就被下放到农村插队。那时她名义上是二道湾公社的技术员，可实际上在生产队和男劳力一样干着繁重的体力活，由于她刚结婚，爱人去乌鲁木齐支边，没法调过来，她就吃住在社员家。早晨起来虱子跳蚤爬满身，吃着窝窝头和土豆粥，还吃过甜菜叶子。

有一次，她带头学习毛主席著作饿得头昏眼花，夜深了往住地走，跌进两米多深的大粪坑里，连喊人的力气都没有了，幸亏被人发现；她去长远大队一屯讲防虫害技术，天下着鹅毛大雪往回赶，拄根木棍深一脚浅一脚地迷路了，后半夜也没找到一个村庄，冻得缩成一团，要不是被巡逻的驻军战士碰见，她肯定葬身荒野了……

直到1974年，刘英烈才能调回县城正式干她的专业。十年炼狱般的农村工作和生活，考验了刘英烈，也培养了她对黑土地的挚爱真情。虽然由于成分问题她一直没有入党，但她却时刻以模范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奋发向上，无私奉献。

为搞好全县的植检、植保和病虫预测、预报等一系列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她每年都要在乡镇村屯工作半年之久，几乎跑遍了每个农户家庭。乌裕尔河两岸的6万多户农民都知道她的名字，认识她这个知识渊博而又朴朴实实的老大学生。她经常吃住在老乡家，清早起来寻找地下5—10公分的各类害虫，筛土取样，采集野草进行理化分析，有时钻进菜农大棚里没日没夜地搞实验，累昏了好几次。

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使她得了很严重的神经衰弱、胃溃疡、风湿和增生性关节炎，由于长时间接触农药，她还患了气管炎，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可刘英烈想的却是如何尽快提高农民科技素质和为“两高一优”农业做贡献。她仍然顽强地工作在一线岗位，不肯休息一天，耐心解答四面八方来咨询的农民；骑不了自行车，她就自己掏钱打三轮车上下班，带个饭盒胡弄顿午饭。很多人不理解，问她一分钱不多拿图个啥，刘英烈憨厚地一笑说：“看到很多农民至今仍不会种地种菜，我心里特别着急，我要对得起养我这么多年的黑土地”。

正月里年味儿正浓，刘英烈扔下家人一瘸一拐地下乡了，踩着残雪，满头银发在寒风中颤抖，她要抓住科普之春的大好时机，对农民进行科技培训和土壤检测。

十余年来，她亲自授课培训了5000多人次，她组织技术干部坚持开展“五个一活动”（蹲一个点、培养一个棚菜典型户和一个大田应用新技术典型户、搞好一项试验、写一篇论文），组建四级农科网，有效地提高了农业科技含量，受到上级农技部门的好评。她先后对玉米枯心夜蛾的危害规律和防治办法提出调查报告，指导全县的防治工作，进行地下害虫发生种类调查和大面积应用1605拌种，推广颗粒剂防治玉米螟，土法制成“902”农药，配合农业部和省植保站进行3%呋喃丹颗粒剂、DD混剂、棉隆防治大豆孢襄线虫病的研究试验，参加和主持省、市、县科技攻关，获奖25项；1990年，她参加农田野燕麦的发生规律及化学防治的配套应用技术研究，获中国农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1997年，她参加的高抗大豆孢囊线虫病耐盐碱耐瘠薄大豆新品种抗线一号，获国家发明奖四等奖，为落实“丰收计划”和科技兴农做出了很大贡献。

鉴于刘英烈的丰硕农业科研成果的和取得的成就，齐齐哈尔市政府授予她劳动模范和优秀科技工作者的光荣称号。前不久，刘英烈以出色的工作成绩和在农业战线的较高知名度，当选为齐齐哈尔市第二届“十佳公仆”。

（原文发表于省委统战部主编的《统战理论研究》１９９９年第11期和《鹤城政协》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