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聆风资源网-岁月如歌 || 木屋里的年味

岁月如歌 || 木屋里的年味

【2026年第046期●总第2985期】

木屋里的年味

文/罗军

夜深了，窗外是城市不眠的霓虹，偶尔有零星的鞭炮声，隔着重楼传来，闷闷的，像个遥远的呵欠。我坐在书房的柔光里，手指无意识地抚过左手食指的指甲，那里有一道淡得几乎看不见的浅疤，像年轮最中心那一圈，记录着最初的生长。就是这道疤，钥匙一般，“咔哒”一声，打开了一扇沉厚的木门。风雪声、欢闹声、米糖的甜香、腊肉的浓醇，还有那永远在凌晨响起的碗筷轻碰声……一股脑儿涌了出来，那是我在湘中邵阳山坳里的木屋里的“年”。

四十多年前，老家的房子是最老的木结构瓦房。那时村里还没有通上电，晚上只有自制的昏黄的煤油灯在不停地摇曳着。年月久了，房子墙板朽了脱落了，墙板下的地脚砖也移位了，留下一条条宽窄不一的缝，像老人豁了牙的口，迎对着肆虐的风雪。过年时节，往往又逢雨雪，母亲总有办法寻来旧年的报纸，熬一锅稀薄的浆糊，仔仔细细地将那些漏风的缝隙一一糊住，把移位的地脚砖扶正归位，用泥巴糊好粘住。窗户上则蒙着大块的透明的塑料纸，抹得平平整整，用图钉牢牢按上。风来时，报纸与塑料纸便一同“噗噗”地响，一重沉闷，一重清脆，成了冬夜独特的背景音。糊过的墙壁花花绿绿，不好看，却实用，它能将刀片似的寒风，挡成一丝丝、若有若无的凉意。

中间的堂屋上没有间隔楼层，空荡荡的，地面直通房顶，仰头便能望见黑黢黢的房梁。下“雪豆子”唰唰啦啦、叮叮咚咚地砸在瓦上，那声音脆生生的，急得很。若是下得猛了，竟能从瓦缝里跳下来，在屋里地板上铺薄薄的一层，亮晶晶的，过会也就化了。

过年最盛大的仪式是“吃碟”。这餐饭，不是在年三十的晚上，而在除夕和大年初一的凌晨两顿饭。凌晨三四点钟，是夜色最沉、寒气最重的时候，村里便次第亮起灯，响起锅碗瓢盆与压低的欢语。我家总要晚些，因弟弟年幼，贪那热被窝里最后一点梦。母亲在灶间不停地忙碌，蒸汽混着腊味的奇香，弥漫着整个堂屋，堂屋靠墙处是一盆烧得旺旺的炭火，红光映着每个人的脸，火烟也不时地呛着鼻孔，辣着喉咙，甚至偶尔还会有一点点的头晕目眩。终于上桌了，桌上的“碟”是由八个粗瓷碟子装着：切成四四方方、厚墩墩、红亮透明的腊肉；切成细条的腊猪耳朵，咬在嘴里咯吱咯吱响；外黑里红的猪血丸子，还散发着橘皮的芳香；粘满了炒香芝麻的米糖；印着红绿花纹的纸包糖；炒得焦香的花生瓜子；还有那一小碟，是家里的老坛泡姜，撕成细条，酸辣脆嫩，吃一口，满身的困与寒都激灵灵醒了。

爷爷坐在最里头的“上位”，父母陪在两侧，我们五个兄弟姊妹团团围坐下首。父亲的面前有一小盅自酿烧酒，灼辣的气味混在食物的暖香里。我们喝的是母亲用糯米酿的甜酒，煮得滚了，打进黄澄澄的糍粑，再撒一把白糖，喝下去，从喉咙一直暖到小腹。屋外，风雪正紧，雪豆子敲着瓦，屋里，炭火哔剥，一家人守着这一桌的丰盛与温暖，话不多，只是慢慢地吃，静静地喝，这便是年的核心了——安稳，笃定，足以抵御一切外面的凄寒。

大年初一“吃碟”前，还有一项独属于我家的仪式。父亲会放下筷子，挺直了腰，作一个大约七八分钟的正式讲话。内容年年相似：总结过去一年家庭的得失，我们的学业；展望新的一年，希望日子更加红火，嘱咐我们要更用功学习，力所能及地帮母亲做些家务。他的话平实，甚至有些重复，但神情是少有的庄重。我们屏息听着，仿佛那不是家常的叮嘱，而是某种重要的训谕。讲话毕，便是发压岁钱，都是崭新的、连号的两毛纸币，我是老大，独得两块，弟妹们依次递减两毛，最小的弟弟便是一块二毛。这笔“巨款”，在我口袋里能揣上两三个月，最先总是拿去买一个铁皮文具盒，或是一盒蜡笔，一本连环画，剩下的才舍得买些零嘴。

父亲的另一项“年工”是写春联。腊月二十几，我便被遣去街上供销社买回一大叠红纸，他怕我裁的不够整齐，便亲自裁成对联样的条状。消息传开，村里的叔伯们陆续登门，请父亲“赐墨”，父亲总是欣然应允。堂屋的八仙桌便成了临时的书案，他捋起袖子，斟酌内容，有时是来人自己拟好的吉祥话，有时全凭即兴创作。他饱蘸浓墨，略一凝神便落笔下去。我站在一旁，一边注视着所写的每一个字，一边不停地拉着红纸。父亲每写好一张我就端出一张放在地上晾干。请父亲“赐墨”的人很多，以至于堂屋时常放不下了，还要端到别的房间去放。父亲的字是精美的行书，虽无名家的磅礴，却自有一股清正舒展流畅的气韵，写在红纸上，黑是黑，红是红，鲜亮又精神，也正是在父亲这样不断地熏陶下，后来，我便慢慢爱上了书法。年前几天，求联的人络绎不绝，除夕夜里，还有匆忙来补要的，父亲从未有半分不耐，总是笑呵呵地研墨挥毫。那淡淡的墨香，混着浆糊味、腊肉香和芝麻米糖的甜香，成了我记忆里最正宗的“年味”。大约是1983年，父亲兴起时，以我们兄弟姊妹的名字，撰了一副长联，贴在堂屋大门最显眼处，下联我至今记得：“滔滔江水玲玲竞枝满园”。那墨迹，那红纸，连同父亲当时含笑自赏的神情，都鲜活如昨。父亲还喜欢剪纸，巧手翻飞，剪出“喜鹊登梅”、“连年有鱼”，贴在糊墙的报纸上，陋室便也生了辉。火房的外墙上，他用红漆刷了斗大的仿宋体：“热爱伟大祖国，建设美好家园”十二个字。那是八十年代初一个乡村干部最朴素也是最炽热的心愿。如今，父亲已故去近十年，未曾留下一幅正式的书法作品，连剪纸也无一存留，唯有火房外墙上那十二个大字，经过几十年的风雨，有些颜色黯淡了，笔画却还在，我把他拍照存留在手机里，随带身上，时常翻来看看。每次回老家看到火房外墙上的大字，心里便一酸，又是一暖。

初一的清晨，吃过碟，天刚蒙蒙亮，拜年便开始了。去拜年时，我们兄弟姊妹身着“盛装”，那是年前母亲缝制的新衣，心中格外喜悦。我的新衣大都是军绿色或灰色，解放装或中山装，四个袋子的，样式还有点像我刚到部队时的绿军装。拜年路上，父亲牵着小的弟弟在前，我们一串跟在后面，挨家挨户去道“新年好”“给您拜年”，给辈分较高的人家还放一串小鞭炮。家家户户的桌上都摆着待客的香烟与糖果，一圈走下来，口袋里便塞满了“战利品”。归家后，我们把收到的香烟拿出来，按牌子排个“座次”。那时“长沙”烟是体面的，“新环球”则寻常些。孩子们并不懂烟价，只觉得这评比本身充满着乐趣。有时，外乡的“狮子”队敲锣打鼓地进村拜年，我们便追着那鲜艳的“狮子头”在村庄里疯跑，鞭炮声炸得震天响。说到鞭炮，我左手食指的疤，便是它的“馈赠”。那时胆子大，竟去抢一个引信燃迟了的“大炮”，“嘭”的一声，指尖便是一麻，鲜血直流。自那以后，我对鞭炮便只剩了敬畏。

平日里，父亲督学甚严，唯有过年那两三日，他与母亲会有一种默许的宽容，作业可以暂时搁下。那是一种被特许的、带着负罪感的快乐，格外珍贵，我们疯玩，她们只是笑着，看着。

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细节便如故乡那场不期而至的春雪，纷纷扬扬无穷无尽。它们不属于任何宏大的叙事，只是一个孩子在湘中木屋里感受到的全部的“年”。那寒冷与温暖的交织，那清贫与丰盛的对照，那庄严的仪式与放纵的欢愉，还有父亲沉默的劳作与母亲无声的操持，共同炖煮出了我生命最初的味道。

如今，我离开那木屋已经四十余年，在规整的楼房里，过着暖和、明亮、食材丰沛的年。一切都更方便、更洁净、更安全了。只是，当年那糊墙报纸的窸窣，雪豆敲瓦的清脆，手捏崭新两毛钱的喜悦，以及父亲研墨时专注的侧影，却像那坛老泡姜的滋味，在岁月的深处，愈发地清晰、醇厚，且不可复得了。

夜深了，我仿佛又听到雪豆子叮叮咚咚敲在记忆的砖瓦上。而那木屋里透出的、昏黄而坚定的光，足以照亮一个游子此后的所有年关与所有的冬天。火房外墙上，那两行褪色的红字，或许便是这一切最好的注脚——那由最具体的温暖、最琐碎的爱所构筑的“伟大”和“美好”，才是最初与最后的乡土和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