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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刷到一个短视频，是讲《七子之歌·澳门》的。
该博主说：“直到今天我才读懂这声呼唤里藏着的历史真相。很多人以为300年是被葡萄牙占据的时间，其实根本不是，1887年澳门被清政府割让给葡萄牙，
真正的三百年指向的是1644年明朝灭亡的时刻，从那时起，澳门就像一个被强行从亲生母亲怀里夺走的孩子，在风雨里漂泊了近三百年的孩子。
在闻一多先生的笔下，大明才是那个梦寐不忘的生母，而满清只是一个恶毒的继母，将澳门彻底推离了家门。”
为了反驳这种歪理邪说，我不仅仔细读了这首诗及整个《七子之歌》，还去知人论世，了解闻一多先生本人的创作初衷、政治立场和民族情感，看他对清朝的态度，看他是具有皇汉思想还是五族共和理念。
02
从歌词文本上说，这种说法就站不住脚。
七子之歌写于1925年，可不是2025年。
如果按照“三百年来”算的话，澳门至少于1625年前被葡萄牙实际占有，解释得通。
如果按照“近三百年”，如果按照1644澳门丢失的话，那1644年北京都丢失了，何止澳门，何止七个地方？
正常人都知道这种说法站不住脚，所以类似短视频遭人举报下架，已越来越少。
“汉人王朝是生母，少数民族王朝是继母”一说更是丰富了明清史阐释的多样性。这种说法至少承认了清朝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如果说清朝是“恶毒的继母”，继母也是照顾你大半辈子，你还说恶毒，你一点感恩之心都没有！
有清一代，政府设置更严密、更完整、更高级的机构对澳门行使主权。
在行政机构方面，在前山寨设立县丞佐堂衙门，管理澳门民夷事务。按清代官制，县丞是知县的副职（副县长），说明清初管理澳门的机构比明代的守澳门衙门升格了。总计清政府派往澳门行使主权的县丞有朱念高、顾嵩等57任。
设置县丞次年，清政府“以肇庆府同知移驻前山寨”，名曰“澳门海防军民同知”。管理澳门的机构由副知县级升格到副知府级，至1910年，清政府委派管理澳门的同知有印光任、张熏、张汝霖等64任。
在军事机构方面，清政府驻澳门士兵的增加和军官级别的升格，说明清政府对澳门的军事防务的重视，从军事上严格控制葡萄牙人。
关于澳门是怎么丢失的，本来是难以启齿的事情。历史教科书不讲自有它的道理，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总是要揭开历史的疤痕、释放历史的阴暗。
聊完了文本，我们来学习闻一多先生本人的思想。
03
闻一多先生关于祖国的看法有一个经典的故事，可以视为他的祖国观。
1922年，闻一多先生去美国留学。很多留学生“见了世面”之后，嫌弃国内，甚至说：“国家是腐败的，到处丑恶，不值得爱。”
每当这时，闻一多都会反驳说：“不对，只要是你的祖国，再丑、再恶，也要爱他。”
他在给其弟闻家驷的一封信中说：“我自来美后，见我国留学生不谙国学，盲从欧西，致有怨造物与父母不生之为欧美人者，至其求学，每止于学校教育，离校则不能进步咫尺，以此虽赚得留学生头衔而实为废人。”
在美国的种种经历，更加激发了闻一多先生的爱国热情。七子之歌组诗就是在美国创作的。
闻一多先生是公派留学，可以读五年，他只呆了三年就急切地回国效力了。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闻一多先生不为文凭低头。按照梁启超先生的观点说，“求学问不是求文凭”。
04
闻一多先生的民族观是怎样的呢？其实，中国人成为“龙的传人”，就要感谢闻一多先生发明了“龙图腾”。
虽然他1899年生于湖北黄冈，1910年在武昌读书，且在学校期间参与编剧《革命党人》，饰演革命党人，但他的民族观是基于以“五族共和”为象征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理念。
本来，革命党曾利用民族主义“驱逐鞑虏”，旗帜是“十八星旗”。革命成功后，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已不适合新的形势，革命党提出“五族共和”，并将清朝一品武官所用的“五色旗”用来作为国旗，也宣示民国对清朝疆域的自觉继承。
据梁实秋回忆，闻一多先生赴美时携带了当时的国旗，“一幅定制的绸质的大国旗，长有一丈，当然是红黄蓝白黑五色旗”。
在北京，袁世凯将原北京皇城的正南门（先后叫大明门、大清门），改为中华门，将总统府的正门命名为新华门，就极具中华民族自觉的意义。
闻一多先生创作的诗歌也是超出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他的《醒呀！》一诗，写众多民族一起唤醒沉睡的神州大地，“醒呀！请扯破了梦魔的网罗。／神州给虎豹豺狼糟蹋了。／醒了罢！醒了罢！威武的神狮！／听我们在五色旗下哀号。”
《爱国的心》也写道：“我心头有一幅旌旆／没有风时自然摇摆／我这幅颤抖的心旌／上面有五样的色彩”。
他的小说《公理》也写到这一情景。小说写“我”与朋友驾车旅行时，遭遇异国警察的欺压，深刻领会到作为弱国国民，是享受不到所谓的公理的，最后“凝视着他墙上悬着的五色国旗，想着祖国”。
闻一多先生不仅是一位著名诗人，还是一位民俗学家。“龙的传人”理念就是他的发明。
在元明清时期，龙是皇室的象征。清末出于外交需要设计了黄龙旗，龙成为清朝的标志。
抗日战争时期，出于救亡目的，为了团结抗战，闻一多先生提出了“龙图腾”理论（今天看来漏洞百出），他希望“通过解读古代神话，让民众知道他们有共同的来源，以激发他们的民族意识”，所以他的结论是：
“龙族的诸夏文化才是我们真正的本位文化……历代帝王都说是龙的化身……总之，龙是我们立国的象征。”这个观点很符合当时国民政府提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顾颉刚）理念。
1942年，美国赛珍珠出版了小说《dragon seed》（《龙种》），该小说随即翻拍同名电影，描述了中国普通老百姓在日军南京大屠杀后不屈的生存状态，向世界传播中国抗战的努力，也是对清末以来西方世界对中国龙丑化的一种拨乱反正。这也推动了“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在国内形成一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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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梳理闻一多先生生平，我又一次感受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也确实能够感受到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
作为国学大师，闻一多先生不仅研究楚辞、唐诗、乐府，还致力于少数民族文学和中华民族起源研究。他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2009年，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总之，闻一多先生并没有明清华夷之分，对七子之歌历史语境的理解，不应简单对应历史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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