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是灰蒙蒙的，湖边的雾像刚揭开的蒸笼，一团一团地贴着八宝湖的水面。鸡还没叫第二遍，爸爸的声音就钻进屋里来了：“娃儿们快起来，今天毛叔叔家上梁！
       我们姐弟三个“腾”地坐起来，像是被同一根线扯起来的木偶。我揉着眼睛看窗外，八宝湖对岸的山还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那是1992年的秋天，我刚满10岁，是家里最大的孩子。
       穿好衣服，系上妈妈做的蓝布围裙——这种时候，围裙不是用来挡灰的，是用来接“宝”的。我们踩着露水，跟着爸爸往屋后走。毛叔叔的新房子就在我们家后面，隔着一座小小的山丘。
       那是三间一横的红砖房，在我们周家店镇的梭子等，算是顶气派的。毛叔叔和菊花婶娘结婚5年，一直跟幺嗲（爷爷的弟弟）挤在老屋里。记得菊花婶娘刚嫁过来时，新房里只有一张床、一个柜子，还是幺嗲年轻时打的，漆都掉光了。
      “存了5年钱呢。龚妈妈说，菊花真能吃苦，白天种地，晚上还帮人纳鞋底。”
      毛叔叔的两个姐姐帮了大忙，特别是二姐。爷爷提起她总是眯起眼睛：“有出息，嫁了个渡口杀猪的。”在八十年代末的农村，“杀猪的”三个字等于“有钱人”。听说二姐夫一年能赚上万块——那时候，我们家种了十几亩田，一年才收入几百块。
      我们到的时候，梭子等的人差不多都来了。男人们聚在一起抽烟，女人们系着各色围裙，小声说着话。孩子们最兴奋，眼睛都盯着院子中央那根又大又长的松木梁。
     那梁真威风啊！光溜溜的，泛着黄亮亮的光，中间系了朵大红花，红绸带垂下来，在晨风里轻轻摆着。它躺在那儿，像个等着出征的将军。朱叔叔拿着墨盒，沿着梁慢慢地画线，嘴里念着我们听不懂的咒语似的词。
朱黎明挤到我身边。他比我大两岁，高我一个头。我扯扯他的袖子：“胜哥，你等会儿接得多，分我点儿行不？我矮，怕接不到。”
       他低头看我，晨光落在他脸上：“好。”
        对于这个回答我一点不意外。在梭子埫，我是大人们嘴里“有点可爱还有点好看”的妹妹，哥哥姐姐们都让着我。
      “看！梁要上去了！”不知谁喊了一声。
       几个汉子“嘿哟嘿哟”地抬起松木梁，慢慢地、稳稳地往屋顶送。他们的手臂鼓着青筋，额头上冒出黄豆大的汗珠。太阳这时候跳出来了，金光一下子洒满了新房子，洒在男人们古铜色的背上，洒在那朵大红花上。
梁刚安好，朱家最小的叔叔就提着个鼓囊囊的布袋，灵巧地爬上了房梁。孩子们炸开了锅——那布袋里是菊花婶娘特意从渡口买回来的奶油动物小饼干！整整十斤！
     “动物形状的！”弟弟扯着我的围裙，“姐，我要大象的！”
       龚妈妈也挤过来了，她怀里抱着刚满一岁的小孙女：“我要给我家伢儿接点福气回去。”
        梁上坐了四五个男人，每人面前都摆着打开的饼干袋。九点十八分——吉时到了。
       朱家叔叔抓了一大把饼干，对着东边。我们“呼啦”一下全涌到东边，仰着小脸，围裙扯得开开的。
“一撒金——”他粗着嗓子喊，手臂一挥。
     饼干像雨点一样落下来。
“二撒银——”又一把。
“三撒福气满门庭——”第三把撒得最高最远。
        我们挤着、跳着、抢着。饼干落在围裙里的“扑扑”声，掉在地上的“啪啪”声，孩子们兴奋的尖叫声，大人们的笑声，混在一起。我跳起来，只接到两个；弟弟更惨，一个都没接到，急得快哭了。
       “地上有，捡地上的！”我拉着他蹲下来，在无数只脚中间找没被踩碎的饼干。我捡到一个完整的小兔子，耳朵缺了一角；弟弟捡到个小猪，鼻子没了。
        梁上的叔叔们又朝南、西、北撒。每撒一把，都要喊吉祥话：
“撒向东，儿孙代代做相公！”
“撒向西，金银财宝堆满梯！”
        旁边的男人齐声应和：“好！好！”
      坐梁中间的是毛叔叔自己，他笑得眼睛都找不到了，抓起饼干一把一把地撒，不像撒饼干，倒像是撒金子。阳光照着他黑红的脸，照着他新房子的红砖墙，照得每个人脸上都亮堂堂的。
       十斤饼干撒了快二十分钟。我的围裙里只有六个——三个接的，三个捡的。弟弟五个，妹妹三个。看看旁边的朱黎明，他的围裙鼓鼓的，少说有二三十个。
        孩子们互相炫耀成果：“我有狮子！”“我有长颈鹿！”“我这个是猴子，你看还有尾巴呢！”
        我捏着那几个可怜的饼干，心里空落落的。倒不是多馋——虽然确实馋，那种奶油香味勾得人肚子里的小虫子直闹——主要是觉得没接到“福气”。大人们说，上梁接得越多，福气越厚。
         菊花婶娘不知什么时候走到我身边。她看着我们姐弟三个围裙里寥寥无几的饼干，又看看我们耷拉着的脸，“噗嗤”笑了。
      “来。”她拉着我们绕到房子侧面，从屋里提出个小布袋——那是她留给自家孩子的。
     她抓了一大把，塞进我的围裙：“这是凤凤的。”
又抓一把给弟弟：“这是伟伟的。”
再抓一把给小弟：“这是谊儿的。”
   还不够，她又抓了三把，直到我们的围裙都鼓了起来。
  “够了够了，婶娘，你家磊磊也要吃的。”我不好意思地说。
     菊花婶娘摸摸我的头：“傻妹子，婶娘家修了新房子，高兴！大家都吃才更高兴。”
       那一刻，我看着她被太阳晒得微红的脸，看着她眼睛里的笑意，突然觉得菊花婶娘是梭子等最好看的人。她手上的茧很厚，指甲缝里还有洗不掉的泥色，可这些一点都不妨碍她好看。
     我们抱着满满的围裙回家时，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八宝湖上的雾散尽了，水面上金光闪闪的。毛叔叔的新房子立在湖边，红砖墙、青瓦顶，松木梁在屋顶中间，那朵大红花远远地还能看见一点红影子。
    回到家我们接的饼干倒在竹筛里，数了数，竟有五十三个。
   “菊花真是舍得。”妈妈轻声说。
我们挑出完整的动物饼干，摆在窗台上看：大象、狮子、长颈鹿、兔子、猴子……缺耳朵少腿的，就当天下午吃掉了。那奶油味真香啊，香得舌头都要化掉。
   完整的那些，我们留了很久，久到颜色都有些发白了。弟弟的小猪饼干最后被老鼠偷吃了，他哭了一场。我的小兔子一直留到过年，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也许是化在时间里了。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八宝湖边早就变了模样。毛叔叔一家也搬到了渡口镇上。松木梁被水泥梁代替，再也没有上梁撒饼干的仪式了。朱黎明去了广东，成了老板。菊花婶娘去年当了奶奶。而我，在离梭子等很远的城市里，写着别人的故事。
       可每当看见饼干，特别是动物形状的，我总会想起那个秋天的早晨。想起八宝湖上的雾，想起那根系着大红花的松木梁，想起饼干像雨一样落下来时，所有人仰起的笑脸，想起菊花婶娘温暖的手，和她塞给我的那把带着体温的饼干。
        那不是饼干，是一个时代最甜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