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毅:《知青之歌》始末连载二十二

《知青之歌》始末连载二十二

原创任毅苏州知青 2022-08-07 06:20 发表于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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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劳改队的那些日子（下）

各展才艺的手工制作展览会

坐牢的日子长了，闲下来也没事可做，犯人们常常会自己找一些事来打发时间，打发无聊，这当中最好的就是制作一些小玩艺，小东西。

犯人们在入监之前，大都有自己的手艺和技能，其中不乏心灵手巧的人，常常做出一些令人惊奇的东西。

七十年代的犯人，一律不准留头发，必须剃光头，这一方面是羞辱你，另一方面是保持卫生，更重要的却是你若逃跑，易于辨认，会很快地抓回来，试想一想，有哪一个小青年是光着头的。

剃了光头的犯人，夏天无所谓，既清爽又凉快，可到了冬天，天寒地冻，朔风阵阵，光头就吃不消了。冰凉的土炕上，近百平方米的牢房里，单薄薄的棉被，没有任何取暖设备，生活是很艰难的，尤其是光头就更难熬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也可能是自打有了光头制度以后，犯人们便开始用棉线和自制的钩针编织线帽，晚上戴在头上以避严寒。这种类似穆斯林戴的帽子，起先是白色的，越到后来花样就越多，制作也越细，有的编成黑白夹花，有的加入移线，搞成近似维吾尔族的花帽。更有的犯人把自己的姓名、家乡的地名以及“改恶从善，重新做人”也勾织在帽子上，愈加吸引人的眼球。犯人们平日偷闲做这些工艺品、小制作时，干部一般不加以干涉，更多的时间是驻足观看，难免指手画脚一番。

有一天，干部在队前宣布：“为了丰富犯人平日的生活，展示各自的才艺，将举办一次手工制作展览。”

这个决定是异乎寻常的，狱中办展览过去闻所未闻，犯人们听了自然很高兴，群情振奋，那几天晚上的学习也就徒有形式了。

一个多星期的制作，一个多星期的努力，一个多星期的筹备，很快犯人们制作的东西都交了上来，铺满了干部监内办公室那二十平方米的房间，我负责登记、摆设，干部也找了两个帮手给我。

张子锐送来的显微镜，对于当时茶场发现和整治“茶尺蠖”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一九七二年开始，茶田里发现了“茶尺蠖”害虫，这种害虫的首次发现，对于茶叶中队来说，不啻是个大灾难，好在发现及时，治得也快，没有蔓延开来，还算是大幸。

有句成语“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讲的就是这一类的虫。

吴亚平逃跑被抓回以后，还是在工具房“单飞”，他拖着一条残腿再也不跑了。他送来的竹编盛器，层层叠叠一共七层，类似于俄罗斯的“套娃”，可比那精致多了，绝对是大师级的制作。

监外劳作“单飞”的犯人送来的烟嘴是用牙刷的把柄做的，林林总总，花样紧多，那些“老烟枪”的干部看了以后都爱不释手。

更多犯人编制的小花帽整整齐齐摆放在桌子上，格外好看。

还有的犯人用茶树根制作的根雕，虽然原始，没有精加工，但惟妙惟肖，很是形象。

我把平装的一套四本周一良老先生的《世界通史》和梅农的《卡尔。马克思传》上、下两本装帧齐地放在桌上。

更为神奇的是刘坤在狱中制作的半导体收音机，竟然是三波段的，我们就是用这半导体在狱中偷听过“美国之音”，可谓大胆之极，只是我们听过了之，从未对外言语罢了。

展览还未开时，监中的犯人大多看过了，同院的另一中队的犯人也来看过，只见烟嘴一天天地少，报告干部也没用。

这首次的工艺品展览共展出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办公室摆满了这些东西，以至干部晚上进监巡视连坐的地方也没有了。

一天，干部叫我通知犯人把各自送展的东西拿回去，并反复叮嘱，不要拿错了，也不要拿别人的东西。

犯人们涌进干部的监内办公室，陈列的东西已经零乱不堪了，许多的犯人找不到自己送展的东西。那些制作精美的烟嘴、小帽都不见了踪影。吴亚平那一套精致的竹编更是找不到了。

犯人们于是一个劲地嚷：“我的东西怎么不见了，他妈的，哪个拿去啦？”

嚷后再也不出声了，谁都明白这是这么一回事，于是平静地走出房间。怪不得昨天晚上学习的时候，那么多的干部和他们的女人都进了监房……

我一眼瞥见我的那套书还在，暗暗高兴一番，可走近一看只见周一良老先生一套四本的《世界通史》还在，而上下两册的梅农老先生的《卡尔.马克思传》却荡然无存。

少就少吧，也当哥们在狱中宣传了一下马克思主义，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平反出狱时，我把四本《世界通史》带了回来。

一九九三年，我把这四本书送到了“南京春华秋实知青回顾展”展出，现在这四本书仍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橱中，似乎在讲叙一场“劫后余生”的故事，弥足珍贵。

“华罗庚是哪个中队的？”

监狱里并不是终日死气沉沉，也不时地出现一些欢机，其中的一些笑话，笑过后，流过泪，却令人深思。

一九七0年，那个专门袭击单身下夜班妇女的恶魔——沈寿根被判刑十年送到了劳改队。

这个曾搅得姑苏城外一片恐惧的人，其实很普通，人长得十分难看，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类似于非洲丛林中的大猩猩，犯人们干脆就叫他“猩猩”，以致以后人们只叫他“猩猩”，而从不叫他的名字。

进监狱不久，干部就让他“单飞”，去边远茶田看护茶树，一个人住在临时搭建的窝棚里，领到一定的粮食，一切由自己打理。干部相信他不会逃跑，更多的是利用他的优势：长相吓人。这效果还挺不错，他看护的那一片茶园，偷的人是很少的，一般的妇女、小孩看见他，就远远地跑开了。

“单飞”的日子长了，温饱的问题也基本解决，就得改善一下伙食，这天他捉到一只野鸡，还顺便抓到六七只野鸡蛋，煮了整整一大锅，突然心血来潮，想到小店打点酒。

当他拎着酒瓶下山时，迎面走来一个穿军装的人，他马上立正，高声喊道：“报告班长，犯人打酒！”

穿绿军装的只是当地一个老百姓，被他狰狞的面目和高声喊的吓得掉头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了。

沈寿根却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还搞不清楚怎么回事。这事后来被干部和犯人知道了，都大笑不止。

徐指导员跟他讲：“沈寿根，下次看清了再喊，别什么人都当做班长！”

以后，犯人们只要经过他所管的茶田，看见他，便异口同声地喊：“报告班长，犯人打酒。”

响水人氏王队长自打在一九七 O 年三月十八日，在工地绑了陈立华后，名声大振，犯人们都提防着他。

一日犯人霍鹤皋在工地上和张友才吵了起来，两个人都是在专政机关长大的见得多了，吵起来，谁也不让谁。

霍鹤皋一只脚瘸，平日站在那里都得倚着墙根，有一个高低差，张友才秃头，满嘴无牙，说起话来不清不楚。

“嘴像女人的那个！”

张友才也不示弱。

“你站在那里，好像金鸡独立。”

王队长听到以后，跑过来大声训斥：“不知天高地厚！”

听到这话，霍鹤皋来劲了，本来就看不惯那天工地上绑陈立华，凑到王队长面前嬉皮笑脸地说：“王队长，我们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可我知道有人知道天高地厚。”

“谁知道天高地厚？”王队长迫不及待地问。

“华罗庚知道天高地厚。”

“华罗庚是哪个中队的？”王队长声音更大了。

工地上知道华罗庚的人听到王队长这样问，都笑了起来，可王队长一脸茫然。

霍鹤皋说完这话，也笑得捂住肚子，两脚一高一低地走开了。

这天晚上，霍鹤皋挨了批斗，最终还关了七天的禁闭。

可他的恶作剧却成了一批又一批犯人的笑谈，而无知无识的王队长却被一批又一批的犯人耻笑。

王队长的无知无识还不止这事。

南京籍的犯人杨×，自幼习武，练就一身好拳脚，在鼓楼区一带很有名，帐下跟他学武的人很多。一次徒儿们打架闹事，殃及了他，于是，五年的刑期伺候。

一日犯人开账买东西，他请示王队长想买两条田径裤头，谁知王队长听后，龙颜大怒，非但不答应，还劈头盖脸对陈武一顿臭骂：“你他妈的，什么时候能改造好？裤头还要‘天津’的，南京的就不行？”他把“田径”当做“天津”，也许他根本不知道“田径”是什么。

杨×站在那里一阵愕然，知道无法跟他再讲下去，也就势下坡：“好吧，听王队长的教导，我就不买天津裤头，买南京裤头吧！”

“南京裤头也不行，这里是溧阳！”

裤头因产地而得名，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大概从响水县出来的王队长，穿的就是响水裤头。

真是的，白当了这么多年的兵，为什么不好好学习呢？

令人心酸的往事

监狱里也时时出现一些怪事，这在社会上是根本没有的，而在这里却是普遍存在的，如今想起来，还感到心酸。

那时众多的劳改队遍布在溧阳的四处，每一个劳改队所辖的范围有四五平方公里，田野、茶园、桑树鳞次栉比，上工时敲击铁轨发出的声响根本听不见，那时的干部都比较穷，能戴手表的屈指可数。于是收工时就要看红旗为号，干部在监狱附近的高地上树立起一根高高的旗杆，收工时有专人升上红旗，远处的干部和犯人以此为信号收工，尽管从远处看那红旗小得像一块小手帕。

长时间下来，犯人心中的钟很准，还不到收工或将要收工之前，他们就开始准备了，两眼直盯远方即将升起的红旗，只要红旗一出现，干部就会喊“收工”,然后大队的犯人紧跑慢赶地朝监狱走去。那戴脚镣的也会一路碎跑不至于掉队。但也有个别干部，明明看见红旗升起，也不喊收工，再熬你几分钟，以满足其心中的威严感。

收工时，犯人们会两脚生风，此时有一个信念在支撑着他，那就是要吃饭了。这时候，那畜生也跑得飞快，以致牵牛的犯人索性放下绳子，让它自己回牛棚，这牛也很灵，七拐八弯，它准能找到家。

有一天，飞快奔跑回来的一头牛，在离监房还有二百米左右的路上，跑着、跑着，轰然一下倒地，再也没有爬起来，猝然死去，犯人们于是讲：“它因为想早点回家吃饭，跑得太急了，心肌梗塞而死！”

监狱里是不准生火的，当然也就不能煮东西吃了，所谓“三餐茶饭不见锅灶”是很形象的。

但是监狱中每天供应犯人一瓶开水，以供你吃、用，烧开水的是犯人，工作是很认真的，开水烧得很开，犯人们都很满意。

为什么呢？因为那水瓶中的开水，能将生东西焖熟，吃下去能填饱肚子。犯人们会在白天的工地上捡到一些山芋，捉到一些青蛙、水蛇之类的小动物、运气好的话还能提到一只野鸡，拾到几枚野鸡蛋………凡是能下肚的，都会偷偷地洗干净带回监房内，放进水瓶里，两个小时以后，就是晚上学习完了以后，再打开水瓶，把放在里面的东西倒出来，即使是半生不熟，也会津津有味地吃下去。

于是，监内顿时弥漫着一种无盐少酱的腥味。

因此，那时的犯人很珍爱自己的热水瓶，我甚至认为，九十年代后风行的焖烧锅，发明的专利权应该属于七十年代溧阳的犯人。

但是，水瓶也会失去它的焖熟作用，放进去的东西两小时后倒出来，还是原样。这又是为什么呢？那是犯人之间使坏的小心眼，因为结怨，在你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扳掉水瓶胆下密封的玻璃头，使水瓶丧失保温的功能。

于是在两个小时学习后常常听到这样的骂声：“哪个婊子养的，把我水瓶的‘小鸡巴’给拔掉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监狱中就一代又一代地传着一支《改造歌》，实则是反映犯人生活的写照，我进监不久，就知道了这支歌，由于歌词写得押韵、贴切，又朗朗上口，竟一下子背会了，以致几十年后的今天下笔，还是那样顺畅地一气呵成。

实际上，这一支《改造歌》凝结了无数老犯人的心酸，既反映了坐牢的日日夜夜，还饱含了众多犯人的心机和智慧。

一人行走就要戴铐，

两人睡觉一颠一倒，

三餐茶饭不见锅灶，

四面围墙外加岗哨。

五脏六腑叽哇乱叫，

七根铁杆根根牢靠，

八方无援酒肉难见，

实实在在了却一生。

这《改造歌》的确很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改造中犯人的心态和实际状况，其中“两人睡觉一颠一倒”这就是说监中特有的强制规定，两人同时睡在炕上，必须一个头朝里，一个头朝外，这又是为什么呢？据讲，一是防止犯人窃窃私语，交谈反改造经验，策划逃跑；二是防止犯人同性恋行为的发生。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还不尊重人权，对同性恋的认识极为肤浅，一概以“流氓罪”抓到判刑，但那时的监狱里，同性恋犯罪进来的人不是少数。

在溧阳的几次宣判大会上被加刑的就有同性恋行为，隔壁一中队的一个犯人就因为这事加了三年刑，我认识他，此人耕地耙田，插秧收割，样样精通，就是这一同性恋倾向始终改不掉，进监时如此，进监后又为此事加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