铲地的农民可以登台演出，而且没经过任何专业训练；正在上小学的半大孩子也可以拿起铙钹锣鼓，像模像样地扮演一个自己喜欢的角色。这些在今天看来完全荒谬的事情，就发生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1975年左右，全国都在开展学习小靳庄运动。小靳庄在什么地方，谁也不晓得，只知道是主席夫人抓的先进典型，在田间地头的劳动中表演文艺节目，自娱自乐，丰富文化生活。大队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小队也有类似的组织。

我亲眼看见母亲和一帮二线妇女们，在生产队场院的空地上，手拿红皮的语录本，在出工前笨拙地跳“忠字舞”，嘴里还唱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她们经常是忍不住地偷笑。我还尾随着铲地的社员们，穿行在绿油油的庄稼地里抓蚂蚱和蝈蝈，兴趣盎然地看他们表演文艺节目的热闹有趣儿。

生产队的钟声敲响了，让吃完晚饭的社员们去队部看节目。四间土房的大筒子屋，炕上地下满满的都是人，屋子中间的一小块地当作了演出的舞台。几个描着眉毛、涂着红脸蛋的演员被人前呼后拥地进来了，我以为是县里或者公社来的什么剧团的人，羡慕的不得了。

仔细一看，原来是本队的葛马连、程贵喜、老崔家丫球子、老李家桂香等人，其中还有我的五姐。白天他们一伙人还穿着脏衣服赶着马车、嘻嘻哈哈地打闹着往地里送粪肥呢，怎么晚上就变成了这副神秘莫测的样子？

一遍锣响，演出开始了。只见四个人站在地中央，比比画画的演上了“三句半”，还有快板书，山东大鼓，京剧独唱，基本是自编自演的。由于左邻右舍的再也熟悉不过，就有人开玩笑，演着演着，演员噗嗤一乐，然后就全体哄堂大笑。队长就喊：“别笑了别笑了，这是演出呢，要是笑就回家使劲儿笑去。”我们小孩子们感到好玩儿，跟着瞎起哄，使整个演出笑语喧哗，快乐极了。

但是，有个山东人大老曲因为表演节目却遭到了批判，当众检讨错误了。有一次，在田里铲地劳动的间歇，社员们举行赛诗会。他家里来了客人，喝了甜菜烧酒，乘兴当众朗读了他的诗作，并且是山东快书，他摇头晃脑地说：“当的个当，当的个当，俺养个驴，四条腿儿，尾巴长在后腚上，当的个当，当的个当，俺养个驴，四条腿儿——”比画着，反复就是这几句，逗得大伙前仰后合，把有政治意义的文艺演出搅的一塌糊涂。

赶巧，大队领导在场，就抓了他的现行，为此以他破坏革命运动的理由，开了一次全大队规模的批判会，让他鞠躬检讨，后来上查下查，他家三代都是贫农才肯作罢。

后来，小学校成为全大队集中演出文艺节目的场所。龙水泉大队发动所有人才，编演了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四小队的葛马连以其英俊潇洒的外形抽调到剧组，扮演了叛徒王连举，他斜着眼睛看人，挺着胸脯，一时十分的骄傲。但是后来我们看了电影《红灯记》，感到他演得一点儿也不像。

运动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学校的师生们自然参与其中，我那时上了三年级，班级也排文艺节目。有个同姓同宗应该管我叫叔叔的郭玉荣的女生，辅导我跳舞。我学了半天，累得鼻子尖直冒汗，就是在转身时候跳错步，别扭着跳不好，被学校的舞蹈队淘汰了。可能是由于我记忆力特别好的原因，老师让我和同学王金福表演相声《定盘星》，由秤砣讲开去，告诉人的心中要有一颗忠于伟大领袖的阶级斗争的定盘星。我两天就背下来了所有的台词，而王金福吭吭哧哧的，果然在登台演出时候，他先卡了壳，他卡壳了，就临场发挥的乱说，使我对不上他的台词，结果演砸了，没到结尾就都红着脸下台去了。这是我第一次失败的经历。

然而不久，一个男声小合唱却使我挽回了面子。在下一场学校的演出中，我和一个叫姚喜春的同学唱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主题歌“红星照我去战斗”。我穿着从同学家里借的白色“的确良”衬衣，蓝裤子，扎着红领巾，神采奕奕的，用那种嘹亮尖锐的童音尽情地唱，感觉自己就是那个要杀土匪的潘冬子，唱得声情并茂，响彻云天，竟然还博得了全场观众的一阵掌声。回家后，父母听说我登台演出了，对我是好一顿的褒奖，他们长年受压抑的愁苦的脸上有了一抹开心的笑容。无疑，这也是我第一次人生的成功。

若干年后，当我的生活遇到坎坷的时候，我就回味我第一次成功的故事，并且还煞有介事地尖着嗓子喊两声“红星闪闪亮，照我去战斗，革命代代如潮涌——”，结果嗓子生疼，完全是大老爷们的粗哑沉浑，再也没有当年奶声奶气、童真童韵的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