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之巅，大河之源，是雄踞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千百年来，繁衍生息在这里的中华儿女，以他们超凡的智慧和勇气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为浩瀚的中华文明注入了丰饶的养分和强大的生命力！

西藏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代中央政府始终对西藏行使主权并有效管辖。西藏各民族始终高扬爱国主义旗帜，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与各族人民共同谱写中华历史的壮丽篇章！

让我们共同领略万涓成海的祖国统一历史潮流是何等的波澜壮阔、奔流不息，感悟万古长青的中华传统文化之树是何等的根深叶茂、气度非凡！

中国是最早出现古人类的地区之一，我国西藏在距今5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有人类活动，距今10000年前后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距今3000年前后进入了早期金属时代。

大量考古资料显示，早在史前时期，西藏高原与祖国其他地区的先民们就有明显的血缘以及经济、文化联系。

第一单元  旧石器时代

（距今约5万年—1万年）

旧石器时代晚期，已经有人类在西藏高原生存，奏响了开发西藏大地的序曲。迄今为止，考古人员不仅在日土、定日、吉隆、申扎、班戈等8处地点采集了大量5万年前的打制石器，而且在具有明确地层年代依据的尼阿底遗址发掘了多种类型的打制石器，其年代距今4—3万年。

在西藏高原采集的大量旧石器标本，虽然大多缺乏原生地层的时代依据，但其形制、制作技术等方面与我国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有相同特征。

尼阿底遗址位于那曲申扎县雄梅镇多热村，是一处规模宏大、有明确地层堆积、石制品分布密集、石器技术特色鲜明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也是迄今在西藏高原发现年代最早、海拔最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证实了4—3万年前远古人类已在西藏高原的高海拔地区留下了清晰、坚实的足迹。

第二单元  新石器时代

（距今约10000年—3000年）

距今10000年至3000年前后，西藏高原先民创造了以卡若文化、曲贡文化等为代表的以农耕为主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以及以夏达措遗址、梅龙达普洞穴遗址等为代表的以狩猎采集为主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这一时期，磨制石器、陶器开始出现并普遍使用，农业、畜牧业等经济形态和定居生活方式逐步形成。

在藏西和藏北地区的100余处石器采集点和夏达措遗址、梅龙达普洞穴遗址，采集和出土了细石叶、细石片、细石核等器物，经济类型以狩猎与采集经济为主。

卡若文化是分布于澜沧江上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卡若遗址是卡若文化的代表性遗址，具有遗存面积大、保存情况好、文化堆积厚、内涵较丰富、地域性较强的典型特征，揭示了西藏东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面貌及其与黄河上游地区以马家窑、半山、马厂遗址为代表的原始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

卡若文化遗存还包括小恩达、比果哇等遗址。

曲贡文化是以拉萨曲贡遗址为代表、分布在雅鲁藏布江中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同时使用少量的骨器和青铜器。生活用具主要为陶器，出现了「尚红」「人祭」「牲祭」等精神信仰及其表现形式。

同类型文化遗存还有昌果沟遗址、达龙查遗址等。

藏东南新石器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海拔约700—3000米的雅鲁藏布江下游及其支流尼洋河、帕隆藏布流域，包括拉颇遗址、立定遗址、云星遗址、居木遗址及墨脱等地的10余处采集地点，出土和采集标本有陶器、石器、骨器等。

第三单元  早期金属时代

（距今约3000年—公元7世纪初）

进入早期金属时代以后，随着金属器具的使用和游牧业的发展，西藏高原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了提高，文化面貌丰富多样。象雄、雅砻、苏毗等部落联盟形成并不断发展壮大，吐蕃地方政权已在孕育之中，西藏社会即将迈入历史时期。

西藏早期金属时代存在多种类型的墓葬及祭祀遗迹，出土有石器、陶器、丝绸、茶叶、金属器、木器等各种随葬品，不仅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内涵，而且与祖国其他地区存在密切的联系。

岩画是一种古老的艺术形式，西藏岩画是中国岩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分布在阿里和那曲等地，技法有凿刻和涂绘，题材为生产、生活及原始崇拜，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西藏的石构遗迹主要分布在阿里、那曲以及日喀则等地，其形式包括列石、独石、石圈、石框等，或单独存在，或相互组合，功能大致分为墓葬、祭祀、崇拜、标志等，主要是藏西和藏北一种常见的古代文化遗迹。

考古发现证明，早在约3500年前的西藏就出现了金属器具，大致在距今3000年前后西藏进入早期金属时代，出土有金、银、铜、铁等不同材质的金属制品，反映出这一时期西藏先民使用金属器具的情况。

近年来，在西藏陆续发现的丝织品、茶叶、金属器、萨珊银币等文化遗物，反映了西藏与祖国其他地区以及南亚、中亚地区在文化上的交流，延展了丝绸之路的交通路网，为「高原丝路」的存在提供了更加丰富的佐证。

唐朝初期，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高原，建立了奴隶制的吐蕃地方政权，西藏与祖国其他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得到全方位拓展。

唐朝晚期，吐蕃地方政权覆灭，西藏进入长达近四个世纪的分治状态，开始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农奴制社会过渡。这一时期，吐蕃旧部与宋朝和西夏等仍然保持着密切联系。

引子

雅砻河谷的悉补野部落大约兴起于公元前2世纪，据藏文史料记载，先后历经31代部落首领世袭相承，持续经营雅砻河谷地带，对内励精图治，对外拓土开疆，最终发展成为吐蕃地方政权。

雅砻部落第一任首领聂赤赞布

有关藏文史料记载「（聂赤赞布）行至惹波神山山顶，沿天梯而下，来到赞塘阁希，为苯教徒等十二位贤德牧民所见，问从何处而来，乃以手指天，彼遂为一从天而降之王，故奉劝曰：『请为我等之主。』于是肩舆而迎。」

雍布拉康

雍布拉康位于山南乃东区昌珠镇门中岗村。「雍布」藏语意为「母鹿」，「拉」意为后腿，因所建山体形似母鹿而得名，「康」意为宫殿。据藏文史书记载，雍布拉康始建于公元前2世纪，是雅砻悉补野部落第一代首领聂赤赞布宫殿。整体建筑由碉楼、殿堂、僧房等三个部分组成。

青瓦达孜宫旧址

青瓦达孜宫位于山南琼结县琼结镇雪村。据藏文史料记载，青瓦达孜宫始建于雅砻悉补野部落第八代首领布德贡杰时期，此后的5代部落首领也分别在此建宫，形成宫堡群落，并称「青瓦六宫」。宫殿群落依山而建，居高临下，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具有踞城御敌的军事意义。

悉补野部落首领世系表

聂赤赞布→穆赤赞布→丁赤赞布→索赤赞布→德赤赞布→赤贝赞布→止贡赞布→布德贡杰→托列赞布→肖列赞布→果茹列→仲协列→提肖列→伊肖列→萨南森德→德楚波南木雄赞→塞诺南木德→德廓→南木德诺那→塞德诺波→德杰波→嘉森赞→多日隆赞→赤赞南木→赤扎邦赞→赤脱赞→拉托托日年赞→赤聂松赞→仲年德茹→达布年塞→囊日伦赞

第一单元  吐蕃政权

公元7世纪前后，崛起于雅砻河谷的悉补野部落先后征服了苏毗、象雄等部落，统一了西藏高原大部区域，建立了吐蕃地方政权。此后，经过两百余年持续不断的发展和扩张，吐蕃地方政权一度极为强盛。然而，由于连年征战和横征暴敛，百姓备受苦难，社会内部矛盾日益激化，在赞普被弑、贵族内讧和平民起义的不断打击与削弱下，吐蕃地方政权最终走向灭亡，西藏历史进入了分治时期。

公元7世纪初，雅砻悉补野部落第三十二代首领松赞干布开创了吐蕃地方政权。他平息内乱，发展经济，制定法律，创建官制，划分军政区域，加强与唐朝的交往交流，为吐蕃地方政权的崛起与强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之后，历代继任赞普不断励精图治，用心经营，推动了政权的发展。

松赞干布

松赞干布（617？—650），雅砻部落第三十二代首领，也是吐蕃地方政权的缔造者。在位期间，他平定内乱，统一吐蕃诸部，开疆拓土，积极开展与唐朝等周邻地区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交往，制定法律，创立文字，确立了吐蕃地方政权的基本社会制度，建立了西藏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政权。

公元8世纪中后期，吐蕃地方政权在向周边扩张的同时，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向唐朝及周边地区学习借鉴先进文化，从而推动了吐蕃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吐蕃地方政权进入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赤松德赞

赤松德赞（742—797），公元755—797年间在位，吐蕃地方政权第六代赞普。他在位期间，不仅专注于吐蕃内部改革，而且大力开疆拓土，使吐蕃地方政权的控制区域不断扩展。

吐蕃地方政权后期，常年的征战导致社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危机空前加剧。达磨赞普执政时期，吐蕃各种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统治阶层内部纷争不断，达磨赞普被弑。此后，平民起义此起彼伏，吐蕃地方政权分崩离析，吐蕃社会进入了群雄并起、各踞一方的分治时期。

第二单元  吐蕃社会

吐蕃地方政权建立之初即创制了藏文，吐蕃社会步入文明发展的新时期。同时，吐蕃加强了与唐朝以及天竺、泥婆罗等相邻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以开放的态度借鉴先进的制度文化、医学天文、生产技术和风俗习惯，不断提升吐蕃社会的发展水平，丰富了吐蕃文明的内涵。

公元7世纪吐蕃地方政权建立之初，吞弥·桑布扎等人受松赞干布派遣前往天竺（古印度）访学，依照梵文创制了包括30个辅音字母和4个元音字母的藏文，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吐蕃社会的文明进程。

吞弥·桑布扎

吞弥·桑布扎生于公元7世纪，吐蕃时期著名的语言文字家和翻译家，藏文创造者，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七贤臣之一。

公元8世纪，吐蕃社会的发展进步以及唐朝等周邻地区医疗技术的不断输入，为传统藏医学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推动了藏医学的正式创立和全面发展，涌现出以东松康哇、宇妥·宁玛云丹贡布为代表的一大批名医，尤其是《月王药诊》的编译和《四部医典》的问世，标志着传统藏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宇妥·宁玛云丹贡布

宇妥·宁玛云丹贡布，拉萨堆龙人，公元8世纪西藏地方杰出的藏医学代表人物。他不辞劳苦遍访大唐和天竺、泥婆罗等地，广泛涉猎相关医学著作，吸取各家之长，于8世纪末著成《四部医典》，为传统藏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吐蕃社会的发展进步及其与相邻地区的广泛交往，吐蕃的畜牧业、农业、手工业等经济类型有了较大进步，生活方式也有了较大发展变革。从吐蕃壁画以及出土棺板画和器物上，可见吐蕃时期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生产方式与生活习俗。

分治时期，西藏社会开始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农奴制社会过渡，社会生产力得到提升，生产规模有了进一步扩大，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相应得到了较大程度转变。

西藏各处散落着众多规模不等、形制多样的吐蕃墓葬群，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琼结县藏王墓、朗县列山墓地、拉孜县查木钦墓群、洛扎县吉堆吐蕃墓群。这些规模宏大、数量众多的王室墓群和贵族大墓反映了吐蕃社会的阶层等级、生产力水平和丧葬习俗。

第三单元  和同一家

唐蕃关系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演进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元634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遣使入唐，拉开了唐蕃两百余年密切交往的序幕。此后，唐蕃双方通过联姻、交聘和会盟等方式积极发展友好关系，有力推动了吐蕃社会的发展，极大加强和促进了唐蕃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形成了「和同为一家」的「舅甥」关系。

唐朝文成公主与金城公主远嫁吐蕃，是流传千古的佳话，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唐蕃关系，谱写了「汉藏自古一家」的历史篇章，为中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做出了突出贡献。

唐蕃联姻的实现和唐蕃古道的开辟，进一步促进了唐蕃双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吐蕃地方政权瓦解之后，西藏与祖国其他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继续保持和发展，特别是茶马古道的逐渐形成和宋朝茶马司的设置，开启了祖国西南地区各民族以茶马互市为纽带的交往交流交融。

唐蕃古道

唐蕃古道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条非常著名的交通大道，也是唐代以来内地去往青海、西藏乃至尼泊尔、印度等地的重要通道。它起自陕西西安，途经甘肃、青海、四川，至西藏拉萨，全长3千余公里。整个古道贯中国西部，跨越举世闻名的世界屋脊，故亦有丝绸南路之称。至今在古道经过的许多地方，仍然遗留着驿站、城池、村舍和古寺等遗存。

「大唐天竺使之铭」石刻

该石刻位于日喀则吉隆县宗嘎镇宗嘎村，是大唐显庆三年（658）唐朝使节王玄策出使天竺，途经吉隆时凿刻的题记，现存24列，约311字，宣扬了大唐君主的功业，表达了使团不远万里出使他国、不辱使命的情怀，描绘了壮美的雪域高原风光，是研究中印关系、唐蕃关系的重要历史物证。

唐蕃会盟碑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唐朝和吐蕃双方派使节，先在唐京师长安盟誓，次年又在吐蕃逻些（拉萨）重盟。公元823年刻石立碑，用汉藏两种文字刻立盟文，分别树立于长安、赤岭（青海西宁湟源县日月山）和逻些，今拉萨大昭寺门前之碑尚保存完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舅甥会盟碑」，又称「唐蕃会盟碑」或「长庆会盟碑」，是唐蕃友好的历史见证。

宋代榷场

榷场贸易是宋朝与吐蕃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物资交易最主要的贸易形式，在特定地点设置交易场所「榷场」，由官府严格控制和管理。

宋朝先后在秦（今甘肃天水）、渭（今甘肃平凉）、原（今甘肃镇原）、仪（今甘肃华亭）、环（今甘肃环县）、庆（今甘肃庆阳）、阶（今甘肃陇南）、文（今甘肃文县）、成（今甘肃成县）、茂（今四川茂汶）、黎（今四川汉源）、叙（今四川宜宾）、南平军（今贵州平塘）、长宁军（今四川珙县）、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及永康军（今四川灌县）等地设置榷场。

第四单元  佛教传播

佛教传入吐蕃后，与当时占主流地位的苯教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斗争，并相互汲取与融合。此后，在吐蕃王室「扬佛抑苯」政策的大力扶持下，佛教得以在吐蕃立足和发展，进入本土化和中国化的进程。吐蕃地方政权解体后，噶当派、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等教派陆续创立，藏传佛教开始形成，并不断渗透到分治时期吐蕃旧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苯教是产生于西藏本土的一种古老宗教，在西藏早期历史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根据佛苯两教的史籍记载，悉补野部落的历代首领都以苯教徒辅佐政务。吐蕃地方政权建立之后，苯教在激烈的佛苯斗争中历经多次劫难，逐渐边缘化，但在民间仍然得以延续和发展。

苯教祖师辛饶·米沃齐

辛饶·米沃齐，生卒年不详，据说与佛祖释迦牟尼为同时代人。据苯教经典记载，辛饶·米沃齐的一生不仅开创了雍仲苯教，而且完成「讲述苯典」「宏扬苯教」等「十二大功业」，为西藏早期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吐蕃地方政权时期，佛教僧人受到了吐蕃王室的礼遇和优待，开始在吐蕃建寺立像、广收僧徒、翻译佛经，佛教逐渐取代了苯教在吐蕃的主导地位，并渗透到吐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吐蕃地方政权乃至整个西藏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公元9世纪中叶，吐蕃达磨赞普发动的灭佛运动，极大地打击了佛教势力，佛教在吐蕃的传播与发展进入了「黑暗期」。进入分治时期以后，佛教在西藏逐步复苏，其教义更加体系化、本土化，各教派相继创立，藏传佛教逐步形成，西藏社会政教合一体制雏形开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