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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歌系列:扯出了严肃的成分问题

岁月如歌系列:扯出了严肃的成分问题

wang 音乐 评论0次 2026-01-31 2026-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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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歌系列:扯出了严肃的成分问题
“阶级斗争”这个词，出现频率最高的当属《毛主席语录》或者《毛泽东选集》，那是特定时代的特殊产物，一度使人热血沸腾，忘乎所以，也一度使人胆战心惊，毛骨悚然。
我小时候听“戴帽”受管制的地主成分的父母讲：龙水泉这个村子是我的爷爷一手创立的，那时他才十八岁，因为老家太穷了，他听说老卜奎（齐齐哈尔的旧称）放荒，粮食吃不了，就拎着锄头闯关东来了。他流血流汗地垦荒种地，招人买马，完全是凭力气和头脑，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剥削穷人的问题。
父母讲这段话时，是在夜深人静，他们确认外面墙根底下没人偷听的情况下，还要尽量压低嗓音，恐怕被人听见。如果他们如此反动的话被人听去，下场是难以想象的。我的父亲在龙水泉大队这里土生土长，等到我出生时，父亲已经五十四岁了。我只记得父亲没早没晚地干着生产队里最重最脏的活，还经常被游大街，在大会上躬着腰，向贫下中农低头认罪，有时候，还被红卫兵拳打脚踢。
年幼的我，通过很多耳闻目睹的事情，已经感到了沉重的政治压迫。由于是地主家的孩子，成分不好，我经常被同龄人有意无意地唤做“地主崽子”，这是极其侮辱人的，我曾经愤恨地反抗过，却遭到了凶狠的报复，连欺负我的小孩家的大人都上来打我了。想想我是一个半大人高的小孩儿在跟他们众多人对峙，势单力孤，根本就不是人家的对手，我就七窍生烟，恼怒和害怕的不行，从此我对这种蔑称就充耳不闻，按照父母的嘱咐，就是“当他们是在放屁”。然而，无论如何，这是我儿时摆脱不掉的莫大耻辱，也是我最大的烦恼和困惑。
我上小学二年级时候，学校的音乐课突然教唱起了《翻身五更》。这是一首当地革命群众依照东北地方小调自编的歌曲，加上教音乐的戴五老师五音不全，哼哼呀呀的，根本谈不上优美动听。我不喜欢，还特别的反感，如吃了苍蝇一般的反胃难受。因为歌词中有几句话是这样的：
一呀一更里，月牙出正东，龙水泉地主郭雅峰，剥削穷人真不轻啊——白天抽大烟哪，夜晚砸孤丁，家家户户不得安宁，恶霸地主祸害穷人啊……
歌词中的这个地主，就是我的爷爷。我就问父亲我的爷爷能是歌里唱的的坏人么？于是，在一个异常寂静而忧伤的夜晚，父亲向我讲述了我们老郭家的历史，使我知道我的爷爷如何的省吃俭用，呕心沥血创立这一份家业，如何的与当地的胡子（土匪）周旋，保护了一大屯子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又是如何的有能力与河北的老杨家人打官司，最后把富裕县政府驻地争取到了我们家所在的乡镇……直把我听得心驰神往，想入非非。
第二天，我特地去了我们家的老宅旧居，当时大队供销社和卫生所共用的二十多间敞亮气派的大房子。站在房子前，我发挥了无边无沿的想象力，想象着30多年前我的爷爷和父亲等一大家子50多口人生活在一起的热闹图景，对强占我们家财产的人的行为非常的愤恨和无奈。
我天真的想：如果我有枪，我就命令这帮人都给我滚出去，我们家只要两间房子够用就行了，那些多余的，全部分给“五保户”之类的穷人。那时，我们家住的是解放前一户富农的马棚经过修缮的西厢房，可能是龙水泉屯最破最寒酸的房子了，大半天见不到阳光，冬天的时候窗户纸上挂满了白霜，一家人睡觉不能脱衣服，水缸冻成冰坨子，耳朵和手脚都冻伤了，钻心的刺挠和疼痛。
随着父母被红卫兵、造反派的打骂和侮辱，我的姐姐、哥哥和我也受到了很多不该有的连带压迫，那是强者对弱者的生命的虐待和践踏，是一种集体的肆意的欺凌和奴役，哪有什么公道人心可讲？！什么叫阶级压迫和暗无天日？文革的那十年就是，有不少“黑五类”忍受不了残酷的阶级斗争，或上吊、服毒，或投井自杀。残酷的现实是，你自杀了还要被扣上“反对改造，死不改悔，自绝于革命群众”的罪名。
当时我的年纪尚小，大概是两三岁吧，我的父亲实在受不了白天干重活、晚上挨批斗，连牛马都不如的日子，多次动过自杀的念头。有一次，父亲在批斗会上被红卫兵们打的额角淌着血，回家就倒在外屋的柴禾堆上，母亲给他简单包扎完毕就出去喂猪了，想不到进屋时，父亲已经没了踪影。问我的6岁的七姐，七姐说爹拿着绳子出去了，可能是抱柴禾去了吧？母亲霎时脸色如土，慌忙追了出去。
在屯子口的老榆树下，父亲已经把绳套结好了，正待把脑袋钻进去。母亲恸哭，哀求我父亲别看这让人没活路的社会形势，要多看看和想想自己的两个嗷嗷待哺的双胞胎儿子，家里的劳动力没了，日子咋过，孩子怎么办？父亲总算咬牙挺过来了，尽管在一次批斗会上被红卫兵打得耳膜穿孔，后来落下了重听的毛病。他是不忍抛下两个幼小的儿子，把我和哥哥当成生命的全部希望，忍辱负重，含悲忍恨，十分艰难而勉强地活了下来。
后来，在母亲的讲述中，我每每热泪盈眶，思绪万千，为苦难的父母争一口气的愿望在心里深深地扎了根。
现在想起当初险恶的生存环境，我经常是不寒而栗。用这样的比喻，也许比较恰当：文革中我们那些“黑五类”及其子女们，好比是车轱辘下的柔弱小草，随时都面临着灭顶之灾，严寒霜冻更使它们苟延残喘，能到春天时候重新发芽长叶就很不错了，还谈什么开花结果？！的确是那样的，当时如果遇到贫下中农的小孩子欺负我们而我们针锋相对毫不让步的话，我们即使被人家打残了或者打死了，可能都无处伸冤，更没人替我们鸣不平。
那时候，谁敢替我们主持公道，谁敢为我们说句好话呢？因为与“黑五类”的矛盾属于敌我矛盾，属于阶级和路线斗争，一个“混线儿”的高压线就把人们吓得远远地躲开了。
有一件事情，我至今回想起来还感慨万端，甚至有些哭笑不得。
我的七姐有几个伙伴，都是在一起玩过家家游戏的单纯天真的七八岁小女孩。一个星期天，她们在学校玩，不知是谁看好了一面红旗，就从教室里拽出来，大概是想到了电影《白毛女》中过年时杨白劳给喜儿扎红头绳的情节吧？因为那时商品匮乏，女孩子的头饰无外乎是红头绳、红绸子之类——她就把红旗撕开了，想给自己一个美丽装扮。结果是她们一拥而上，争先恐后地把一面好端端的红旗扯成了几十根细条条。
老师发现了，自然就追查下来，这一追查，发现破坏者里边竟然还有个地主家的闺女。别说那时，就是现在恐怕也是这样，红旗是带有政治色彩的，应该妥善保护，尤其是在政治挂帅的文革中，把象征红色政权的红旗扯碎了，这还了得？！
黄校长想压下此事，终是不敢，就报告给了大队领导。大队书记命令一查到底，看看是否有阶级敌人在搞破坏活动。于是，当父母听说我的七姐也参与了扯红旗事件，脸都吓白了，把七姐打了一顿，惶惶不可终日，静等着厄运的来临。
这件事情最后的平息，应当归功于一个好心人，她就是我六姐的大姑姐，一个叫高玉芳的女人。
我的父亲被叫到大队部去了，进行了隔离审查，其间怎么审问怎么拷打的不得而知。反正我的母亲是彻底慌了手脚，求爷爷告奶奶的，找了几个人说情都不管用。就在要派持枪民兵把父亲押送到公社去的关键时刻，高玉芳挺身而出了。
她直接找到大队书记，说：“几个根本就不懂事儿的小孩子扯了一面破红旗，有什么大不了的？怎么就非要往阶级斗争上靠呢？地主如果想复辟翻天搞破坏活动，他支使闺女扯红旗干啥？他直接放火杀人那多解恨呢。地主家的闺女是参与了，但不是她带的头，她老子有罪可她没罪，连毛主席都说，地主富农子弟是可以教育好的一代。如果追查背后的政治阴谋，那几个小孩儿家的大人都得追查，怎么就单独找一个地主呢？”
这个高玉芳高门大嗓，性格泼辣，口才也好，还在大队做过一段时间的妇女主任，三代赤贫，根红苗正，谁都拿她没有办法，连大队书记也怵她三分。
书记问她：“你什么成分，他什么成分？你替老地主这样说话，不怕混线儿么？”高玉芳说：“我就说几句公道话，那老地主都啥样子了，还整他呀，不得整死么？反面典型没有了，你们拿什么教育下一代？”
书记等头头脑脑们一想，可也是这么回事，就高抬贵手把我的父亲放了。
后来，高玉芳托人到我家说亲，要我的六姐做她的兄弟媳妇。尽管她的弟弟比我六姐个头还矮，尽管她弟弟的家比我们家还要贫穷，我的父母还是二话没说，欣然点头就同意了。
因为，这个在凶险的政治风浪中摇摇欲坠的家庭，终于靠上了一棵大树。
这是不是一桩政治婚姻呢？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

（本文发表于黑龙江省富裕县政协主编的《富裕县文史资料》第十辑，修改于2026年1月30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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