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坐在陈其人教室里的学生如今可能早已步入中年，他们当时可能并没有意识到，21世纪之初，历史的又一次巨大变迁已经悄然拉开序幕。但当时坐在陈先生课堂里的这一代人已经经历过了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时的愤怒，经历过2001年王伟烈士南海坠机时的悲伤，经历过2002年中国足球闯入世界杯的兴奋。他们还将经历2008年的奥运会、汶川大地震、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经历2016年南海危机、英国退欧、特朗普上台。2017年去世的陈其人作为20世纪初的中国人，陪着这群20世纪末的中国人目睹了这一切历史变迁，目睹了一带一路的开启，目睹了高速铁路、5G网络，目睹了神舟五号、六号、七号、九号、十号、十一号载人航天，目睹了中国空间站。而在他之后，这群20世纪末的中国人们还将看到更多的世界变迁，更多的星辰与大海。

只有站在此时此刻，过往历史的意义才得以真正显现。今天中国的实践为过去的中国赋予了意义。现实为历史赋予意义。这种意识恰也反映了中国强烈的、根植于现世的历史哲学。在这种历史哲学里，彼岸不是存在于世俗世界之外的拯救，失败也不是造物主对人的惩罚。那些超出个人经验范畴的普遍道德、事业中的挫败、个体的死亡、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等等不受个人意志甚至国家秩序控制的“天意”，在中国人的文明中与人的现世生存紧密结合。解放的理想一定会实现，在这个意义上，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带来的信仰一方面代表了不为人为意志转移的自然规律与“天意”，另一方面，也蕴含着以德配天、吉凶由人的能动意志。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迥异于亚伯拉罕宗教神人二分的宗教认识。

倒叙的历史只有在方法论的集体主义层面上才能发挥其历史哲学意义。对原子化的个体来说，死亡是无法超越的终点。但是，在一个面向未来的集体事业中，个体的牺牲能在集体的纪念与实践中获得超验意义。在中国的革命进程中，这种历史哲学表现为对失败与牺牲的充分认识，以及对胜利必将到来、“革命一定要胜利”的确信。这种历史必然建立在“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时间延续中，以及所有人在一个远大的共同事业指引下不断实践的基础上。自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开始，每隔约三十余年，中国共产党便用历史决议的形式为过去的努力与牺牲赋予实践性的面向未来的历史意义。

不断向人类解放理想发展不但为个体在现世的生活赋予了超越性的意义，也将个体碎片化的人生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个体的牺牲也由于这种联系而获得了更大的历史意义。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撰写的碑文体现的便是这种倒叙式的历史观。站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刻反观过去，上溯三年，上溯三十年，直至1840年，从中国被殖民全球化扩张卷入世界市场，开启近代史历程以来，所有“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都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将永垂不朽。无数牺牲与失败，以及所有活着且终将死去的人，都在人民共和国的事业延续中成圣永生。作为在时空中存在的生命，人的延续既是作为个体在家庭血脉中的绵延，也是作为整体，在历史时代中的使命。

这种历史使命不能仅仅止步于中国。它更以国际主义的形式存在于中国通往解放的历史实践中。也恰是国际主义的精神，使得以中国为基础的现代化探索，不至于转化成为以中国为中心的霸权认识。1953年12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开始举行谈判。谈判开始时，周恩来在与印度代表团谈话中提到，处理中印两国关系，遵循“互相尊重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基本原则。很快，在中国1954年参与日内瓦会议，处理越南反法战争，以及1955年参与万隆会议，处理亚非国家民族独立问题时，这五项基本原则成为了新中国塑造国际秩序的基本方针，并被沿用至今。

值得注意的是，这五项原则提出伊始便与国际上反霸权主义、寻求民族独立的现实斗争以及国内的建设发展诉求密不可分。早在1949年中国解放战争末期的“紫石英号”事件后，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言人起草的声明中，便出现了五项原则的基本形态。声明中强调，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外交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在这里被放在第一位的平等原则，贯穿了五项原则的每一个方面，更是“和平”的基本前提。

在非西方世界，民族主义的独立议程只有当其成为跨国运动时才有可能实现。当亚洲的革命领袖和进步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霸权国家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运作时，他们便形成了这一理解。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解放作为对被压迫世界的改造，只有在现代反帝史上才能获得动力。它是与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历史发展相关的全球转型的“一部分”。从今以后，解放不能只是民族主义的转变，从本质上讲，这是一项普遍使命，植根于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后来被称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遭受帝国主义霸权的共同经历。这种对19世纪帝国主义全球扩张所造成的共同历史经验的叙述因此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理解和实践主权的基础。

解放不仅仅意味着获得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解放必须意味着建立一种真正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同体秩序。如果没有“使政府成为自己的主人”的能力，国家最多只能被承认为拥有“消极主权”。在中国的理解中，解放不会随着获得“领土主权”意义上的民族独立而到来。”这是一场漫长的全球转型，需要主权国家之间的相互支持。因此，对中国而言，倡导主权不仅传达了不受其他国家干预的法律自治原则，还代表了一种将全球秩序转变为平等秩序的必要性的信念。我们可以从中国在1940年代和50年代参与亚非团结运动中观察到这种主权维度的实践。

通过人民反抗各种形式的国内外压迫的解放行动，主权观念才深深植根于现代中国社会革命的经验中，并通过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被赋予了宪法上的地位。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性文件，《共同纲领》宣称，“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标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代宣告结束”。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个古老的中华民族焕然一新，它的标志是“中国人民”从被压迫者变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它的全部国家政权“属于人民”。

《共同纲领》注重确定人民在所有国家机构中的中心地位，这一地位并不是以授权的形式获得的，而是人民自己革命斗争的结果，并最终反映在《共同纲领》的叙述之中。《共同纲领》在社会政治转型的历史动态中定义了新成立的国家，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的意志”，人民民主主义是建国的政治基础。历史不会随着新共和国的建立以及旧统治者和新主权者之间的领土转移而停止。“人民武装力量”保护领土主权当然是新政府的主要责任，但更为重要的是履行人民主权的使命，“争取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将中国转变为工业强国”、在“国民”中促进“公德”、“拥护国际的永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是实现这一使命的方法。中国宪法始终保持这种历史方法，将中国人民自1840年以来的革命斗争历史置于其法律渊源的中心位置。

中国对亚非团结的理解反映了其国内通过革命获得解放的经验。一直以来，中国的解放都被视为第三世界民族、社会解放斗争悠久历史的一部分。这一斗争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塑造了二战后的亚非和后来的三大洲团结运动。这种团结运动体现了前被殖民世界对新世界秩序的希望。它挑战了传统的以欧洲为中心与均势思想共同作用的外交术。新成立的国家和寻求独立的国家积极追求一个不歧视弱小和贫穷国家的民主、平等的国际秩序。正是对实现这样一个理想的全球秩序充满信心，许多被殖民国家才投身轰轰烈烈的国家建设实践当中。对中国而言，这种对平等主义全球秩序的国际呼吁标志着一个历史性时刻，弱国可以团结起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正如周恩来1955年在万隆讲话中所说，随着“越来越多的亚非国家摆脱了或正在摆脱殖民主义的束缚”，“今天的亚洲和非洲已经不是昨天的亚洲和非洲”。亚非人民经过“长期反对殖民主义的努力”，“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意识在不断增强，这象征着“昨日的亚非”焕然一新。共同的苦难和斗争经历，使亚非各国人民产生了实现“自由和独立”、“改变殖民主义统治造成的落后状态”的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在这个漫长的转型进程中，亚非人民产生了一种“同情和关怀”的意识，使亚非国家能够和平共处并实现“友好合作”。

周恩来在万隆演讲中的表述最终凝结为万隆会议最后公报中确认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议。主权不仅包含不干涉和领土完整原则，也包括对集体国际责任的承认。正如万隆会议最后公报所提出的，这些责任是“承认所有种族和……所有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促进共同利益与合作”，并运用“和平手段”“符合联合国宪章”以解决“所有国际争端”。

以实践为基础，以解放为目标的历史哲学必须是普遍的。这种普遍性不仅需要体现在时间上，也需要在空间上关乎人类整体。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两句标语提醒着我们，解放自己与解放所有人，解放中国与解放世界从来都是互为因果的辩证。在面向着人类解放的永恒历程中，我们所有人、所有追求、所有思考都是向着那个历史的必然过渡。在立足当下，面向解放的过渡中，孤独与短暂的个体都连在一起，由此，人与人的历史得到永生。在永生与解放中，我们都是过渡时期的人。

由人塑造的历史，必将迎来人的最终解放。

（节选自《全球南方：构建世界秩序的未来》结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