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 年 11 月 5 日，新华社发了一条电讯通稿：我国第一枚「东风一号」近程导弹在西北地区发射成功，精确命中目标。

北京，一位妻子读完报纸，脸上露出了笑容。

莫非是他？莫非他就在「我国西北地区」？

她的丈夫已经几个月没有音信了。走的时候没说去哪儿，去多久也不说。她急得坐立不安，甚至找到一位国家领导人，像个孩子一样赌气质问：钱学森到哪儿去了？他还要不要这个家？说完呜呜地哭了起来。

后来她把这段「索夫」的往事讲给他听，逗得他哈哈大笑。

这位妻子叫蒋英。这段婚姻走了六十多年，而报纸上那个名字背后的另一面——他怎么花钱、怎么让官、怎么听音乐——知道的人并不多。

这篇文章想讲的，就是导弹之父不太被人讲的那一面。

   

余玮、吴志菲《国之栋梁：中国院士科技强国事迹》

《国之栋梁》收录的是院士们的科技强国事迹。钱学森这一篇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几乎没有写导弹——写的是一个巨匠在家里、在钱上、在音乐里的样子。

先说这门亲事。蒋英是我国现代著名军事战略家、军事教育家蒋百里的三女儿。蒋百里早年在杭州求是书院读书时，有一位同窗好友钱均夫——就是钱学森的父亲。两家往来密切，钱学森与蒋英自小相识，青梅竹马，互有爱慕之心。

为了钻研科学，他们把婚期往后推，钱学森到 36 岁才结婚。

蒋英后来评价这段婚姻，说得非常直白：

先说他怎么对待钱。

回国后，他完全靠工资生活。1958 到 1962 年，他陆续有几笔上千元的稿费——在那个吃不饱肚子的年代，这简直是天文数字。他拿到之后，转手就作为党费交给了党小组组长。

香港有关方面先后奖励他两笔奖金，每笔 100 万港币。第一笔，他让秘书直接捐给了西北治沙工程。

第二笔到账时，蒋英试探着说：我们都老了，是不是……

他幽默地回答：

不久，那 100 万港币又被如数捐了出去。

对官，他的做法更奇。

履历上写着「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副院长」。事实上他是先当的院长，后当的副院长——这不成了降职？

1956 年，他向中央建议成立导弹研制机构，这就是后来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他担任院长。但随着事业铺开，45 岁的他既要办「扫盲班」，又要带技术攻关，还要为一大家人的柴米油盐操心。他给聂荣臻写信，主动要求「退」下来改正为副，专心致志搞研究和技术攻关。上级同意了。

从此他只任副职，专司国防科技的重大技术问题。他对这种安排十分满意。

对荣誉，同样是主动往「下」走。

1985 年，科协一致建议他出任第三届主席，他不同意。闭幕大会上，他在致闭幕词前要求加一段话，当众说明自己不能出任的理由。结果话没讲完，全场接连鼓掌，有人站起来插话：钱老，这个问题您个人就别讲了。后来方毅、杨尚昆、邓颖超都出面劝他，他这才担任了一届。任期满后，他坚决不同意连任，推荐了比自己年轻的人。

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期间，七届任满时他就写信，请求八届政协不要安排任何工作——报告没被批准，直到 1998 年换他才完全退下来。

最绝的是「学部委员」（院士的前身）。1988 年和 1992 年，他两次给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写信，请求免去自己学部委员的称号。周光召与严济慈一起劝他：学部委员不是个官位，是大家选的，任何领导无权批准您的请辞报告。他只得作罢。

再说他在家里的样子。

他家客厅的墙上，曾经挂着一幅巨大的蘑菇云照片——那是第一颗战略导弹在罗布泊精确命中靶心的时刻。每当他看到这幅照片，总有股自豪感油然而生：它掌握在中华民族的手里，就是和平的象征。在他心目中，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和平之花。

回国后不久，他一头扎进大西北，冒着狂暴的黄沙，顶着火辣辣的烈日，在人迹罕至的大沙漠里和科技人员一起风餐露宿，一干就是好几个月不回家。

那期间，他往往一去便是几个月，没有书信。有时突然回家，夫人问他去哪儿了，为什么瘦成这个样子，他只是淡淡一笑：没关系，不用担心。

蒋英后来回忆，语气里还带着嗔怨：

于是有了开头那一幕：几个月杳无音信之后，她去找国家领导人「索夫」。

而此时的钱学森，正在戈壁荒漠上紧张地进行「东风一号」的发射准备。这颗导弹，是技术人员和工人在他的领导下奋战了 700 多个日夜研制成功的。

蒋英后来还发现，他的「失踪」不止一次。而每次失踪，总是给祖国人民带来惊喜。

最后说音乐。

钱学森自幼酷爱艺术，中学时代是有名的铜管乐手。在麻省理工读书时，波士顿交响乐团每周演出一次，他几乎每个周末都去——为了听音乐会，他宁肯节衣缩食，把打工挣来的钱省下来。

每当他听到悠扬的乐曲声，就情不自禁想起身在异地的蒋英——那个在欧洲学习声乐的姑娘。

回国后，蒋英在中央实验歌剧院担任艺术指导。为了满足工农兵的要求，她和演员们一起到大西北偏僻的地方巡回演出，努力学唱中国民歌、昆曲、京韵大鼓，甚至京戏。她穿上民族服装，扮作村姑，登台演唱，颇受群众欢迎。后来为了照顾他的工作与生活，有关部门安排她到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歌剧系担任领导并任教——她只好放弃最喜爱的舞台生涯，把全部心血用在培养学生上。晚年，两个人的日子依然过得富有情趣，非常充实。他工作忙不能去听，她就把声音录下来，带回家，等他休息时放给他听。

他与她最爱的作曲家是同一个人。蒋英说：

在他看来，贝多芬不是一个单纯的作曲家，在本质上是音响诗人、音响哲学家。他说：

「贝多芬的最大成就，就是让音符述说哲学，解释哲学，使音乐成为最富于哲学性质的艺术。贝多芬总是用音符寓意托情，启迪人类的灵性，感发人类的道德和良心。」

在蒋英的影响下，两人还合作发表过一篇关于发展音乐事业的文章。他后来写了许多美学、文艺学方面的文章——这些成果，被他称为与蒋英爱情的结晶。

他是个不服老的人，也是个闲不住的人。晚年，他以九十多岁的高龄，继续担任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和国防科工委高级顾问；受过他直接指导、得到他帮助的中青年遍布全国各地，早已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栋梁。

2009 年 10 月 31 日上午，「科学元帅」钱学森在北京病逝。

他冲破重重阻力回国报效的爱国热情，他淡泊名利、甘于寂寞的奉献精神，以他为代表的两弹一星精神，留了下来。而对蒋英来说，六十多年的相濡以沫里，那个瘦瘦的、什么都不说、把钱都捐掉、周末陪她听音乐的人，就是全部。

本文为读书笔记，转述书中部分内容，夹杂一点我自己的读法。引文以原书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