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水泉，是东北松嫩平原上一个历史比较悠久的百年老屯，它坐落在美丽富饶、蜿蜒曲折的乌裕尔河南岸。村子绿树环绕、庭院交错，鸟鸣鸡啼、牛哞狗吠，一派自然淳朴的典型北方屯落景象。岁月更迭，世事沧桑，它宛如一位慈祥的老人，静静地目睹了这块黑土地上来来去去的人，生生灭灭的事……
不久前，我回故乡省亲，看见老屯的街巷和道路面貌依旧，而环绕村子四周的老榆树已经被砍伐光了，小学校的校园也被挤占了一半，整体上看去，只不过是多了十几幢砖瓦结构的新房，多了一座微波发射塔，还多了些陌生的面孔，实事求是地说，距离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标准还有很大差距。一打听，许多熟悉的老人已经故去，内心就无比的失落和凄然。我们都读过鲁迅的故乡，尽管我们的故乡跟伟人的故乡不能比，但是，中国有句俗话：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人都是恋旧的，恋旧就难免感伤，怀揣一颗如此拳拳眷眷的赤子之心，我勉为此文，聊以表达对有深厚养育之恩的故乡的无比怀念。
龙水泉学校在屯子西头，曾经好些年一直是本地的政治和文化活动的大舞台。不仅因为学校建在一个大土岗子上，空旷的校园占地两万余平方米，还因为黄金奎校长是办学能人，这所学校是全公社和县里的先进学校。
“文革”时期，大队的社员群众大都是文盲和半文盲，源于对知识和文明的渴求，适龄儿童都要上学的。不过，那时候没有幼儿园和学前班，孩子们直接就上一年级。学校，是单纯顽皮的农村孩子们的乐园，也是大人们过日子的一个希望。
由于龙水泉处于富裕和依安两县交界，是个有好几百户的2000多口人的大村，附近几个村屯的小学生升初中都要选择好的学校就读，学校就办成了“戴帽”中学，相当于现在的九年一贯制学校。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喊得震天响的形势下，学校就成为了政治斗争的前沿阵地，每学期都要开几场露天大会，请大队领导或老贫农用高音喇叭做忆苦思甜之类的政治报告，还经常要在空旷的操场上演些诸如《地雷战》、《半夜鸡叫》、《平原游击队》等富有教育意义的革命影片。
受“开门办学”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教育路线的错误指引，龙水泉学校曾因“地多、活多、事儿多”而被人广为议论，而“双勤”（勤工俭学和勤俭办学）工作成绩却尤为显著。学校养了一大群绵羊，一旦公社中心校的领导或别的什么单位的领导来检查工作，学校就宰杀绵羊招待客人。
我们这些小学生看见老实的绵羊被人放血，就条件反射一般地闻到诱人的肉香，而果真闻到肉香的人们立即就说：“瞧瞧，学校又来人啦，他们这些当官的就会大吃二喝！”说完了，还会习惯性地舔舔舌头，眨眨眼睛，表示了对不平等现象的无奈和愤慨。那时的老百姓还不会说腐败这个词，他们固执地认为白吃一顿有肉有酒的好饭就是脱离群众而“腐败”了。
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学校都要举办庆祝活动。通常是在黄校长做长篇大论的讲话之后，进行文艺节目演出，然后是“击鼓传花”、“套圈”和“找宝”等游戏，幸运者都能得到小手帕、削笔刀和圆珠笔等小奖品，这些，在孩子们的感觉里已经是丰富多彩、乐趣无穷了，成为学生们一年一度最为热切的期盼。
那些年，体育运动大会可是风雨不误地举办的。通常是在铲完头遍地的短暂农闲时节，先是学校自己办，然后是全大队的。那十来天，可是龙水泉最为盛大的节日。全屯男女老少过年一般的喜气洋洋，倾巢出动，密密匝匝地围在学校周围，连操场边的老榆树杈子上都蹲了人。石灰水浇成的运动跑道洁白耀眼，“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大字块高高悬挂，广播喇叭播放着激昂的革命歌曲，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山人海，可谓既隆重壮观又热闹好看。那种全民参与体育健身的浩大场面，现在想起来仍然十分令人感动和怀念。
粉碎“四人帮”不久，学校就有了一台电视机，黑白的，比大号收音机大不了多少，可能是十四英寸的，但在那时可绝对是价值连城的宝贝，人们都以看电视为具有高贵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在房后耸立着二十多米高的松木杆做的天线的小屋里，密不透风地拥挤着有头有脸的百十来号人，傻傻地引颈观看只有一两个频道的节目，荧屏的图像还不稳定，雪花也大。画面模糊看不清楚了，黄校长就咔咔地拧调频，或者是让半大孩子爬上房顶转动天线。而这时候，我们这些被拒之门外的小孩子才得机会趁把门人不注意，见缝插针地硬钻进去。那些来晚的，只能是“望杆兴叹”了。
那时，谁也想不到，二十年三十年之后，再穷的家庭也能买得起电视，看电视竟然成为人们很不屑的日常内容。如果有谁回忆起当时挤破脑袋争抢着看破黑白电视的情景，对比一般人家都有手机摩托车的今天这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会不会哑然失笑呢？
有件事，对我们刺激很大，对我就更是终生不忘。龙水泉第一生产小队有个富农家庭出身的六年级学生叫高培亮，在县重点校第一批招生考试中得了全公社第一名，社员群众为之震动。黄校长认为应该庆贺一下，同时也表明学校的工作成绩，就特地集合全校师生，排着长长的队列，敲锣打鼓地亲自将录取通知书送到老高家，感动得高培亮父亲——那个刚刚“摘帽”的腰身佝偻的矮小老头一劲儿抹眼泪。
作为特大新闻，这事情传遍了十里八村，当地老百姓在为高培亮感到骄傲的同时，又为黄校长的胆识叫好。因为那时，阶级斗争的口号还没过时，为一个富农家庭传送喜报，是不是“混线”了呢？果然就听说有人告到了公社，说黄校长犯了路线错误。黄校长为此被找到公社，做了一番是否犯错误的说明和辩解。我家的成分是地主，我和高培亮同属于可以教育好的“黑五类”子女，对这件事情，我自有一种别样的感触。
1977年10月国家恢复高考，尽管龙水泉有10多个初中毕业生跃跃欲试，造了很大声势，但在11月份的应考后却遭到了“全军覆灭”的结果，人们哈哈一笑，自嘲地说：赶上（地方话，怪不得的意思）考不上了，谁看书了？肚子里的那点儿墨水都洒在庄稼地的垄沟里了。由于高培亮的全公社拿第一，龙水泉大队就形成了重视孩子学习考大学的良好风气。
受到启发，我的父母非常关心我的学习，他们教导我的话就是：“儿呀，好好学习，将来出去当国家干部，为咱们家争口气！”我虽然不是绝顶聪明的孩子，可学习成绩始终不错，有一次，我代表龙水泉学校参加公社组织的竞赛，竟然轻松获得了全公社数学竞赛的第三名，得到了一个盖红章的奖状和一副铁文具盒。就是那次去公社赶考，我第一次上了饭店，美美地吃到了公家饭。父母为此欣喜了好多天，忧愁郁闷的脸色难得地见到了灿烂笑容。
后来，高培亮在县重点校不负众望，考上了哈尔滨的某所大学，成为龙水泉第一个跳出农门的人。再后来，我总算没有辜负老人的一片苦心，考取了齐齐哈尔师范院校，当上了一个拿工资坐办公室的国家干部，再后来，由于能写作，被县委宣传部选调，进了威严的县委大楼工作，被家乡父老所赞誉。
2000年前后，龙水泉学校那些矮趴趴的土坯房教室就逐步被漂亮的砖瓦校舍取代了，学校周围绿荫浓郁的高大的榆树和杨树也一棵不见了，操场前建起了机械化奶站，盖了民宅，校园面积缩小了一半。尽管砖瓦结构的校舍堂皇气派，电视机和幻灯机走进了教室，但在人们心中，龙水泉学校的辉煌已经成为历史。
遗憾的是，在2020年，这所学校由于家长大批进城务工经商，学生大量流失，不得不关闭，老师们也远走他乡。而在我看来，上个世纪80年代那时的学校，才是孩子们快乐的大本营，永远值得怀念。
（本文发表于《富裕县文史资料》第十辑，修改于2026年1月30日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