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旧书

成授昌

      这些日子翻看的书中，有一本已经发黄的薄薄的册子，是张慧剑先生的《辰子说林》，说起这书还真是有故事。

      十几年前，刚退下来到北京帮着带孩子，家住东三环双井，听他们说沿三环向南一点就是潘家园。于是抽个空子，骑单车前往。找旧书摊，挑选问价，第一次买旧书就买了三五本，小说、人物传记之类，掏钱付款，我跟摊主开玩笑，也不再打个折。摊主不响，很快掏出一本小册子塞我塑料袋里，回家一看是《辰子说林》，出版社是“岳麓书社”，小开本，蛮好，翻看了一下，感觉都是写民国往事的小文章，那时顾不上看，随手丢在一边了。

      这几年在扬州，喜欢上随笔散文，想起这本书，于是又从孔网买了一本，到手一看不如北京那本的品相好。封面上留有蓝色的印戳，书脊有编号贴纸，估计是从人家资料室处理出来的，不影响阅读就好，重拾这本旧书，哪知读后感觉十分好。

绘图 沈江江

      张慧剑先生是民国报人，有“副刊圣手”之誉。《辰子说林》1946年初版，收录散文二百余篇，这一本是1982年再版的本子，有删减。全书内容上至军国大事，下至市井轶闻，兼有史事考辨、时局评议，看起来有些驳杂，但是静下心来读，犹如听一位博学而风趣的老友在茶余饭后谈古论今。它既有古代笔记小说的格调，信笔由缰，涉猎广泛，又不乏现代杂文的犀利与冷峻，在谈笑风生中透出深刻的洞察，居然读一篇喜欢一篇。

      书中令我着迷的，是那些散落在字里行间的文人趣味。有一篇《坐轿子》的短文，写作者在四川坐惯了轿子，于是考证了坐轿子的历史，甚是有趣，后来笔锋一转说“历史名人之公开反对坐轿子者，有王荆公。”说荆公在京陵骑驴，或以肩舆进，辄怒曰：“奈何以人代畜！”作者写到这里戛然而止，然后出一句感慨：“荆公此语何其铮铮然乎？然而八百年来，轿子之风益盛矣。”读此，让人情意难平。

      书里还有一篇文章说左宗棠戒其子弟勿读《世说新语》，以为“人家子弟之读此书者，未得其隽永，先学其简傲。”于是某先生也反对，以为“《世说新语》者，烂名士教科书也！”在说了这些看法之后，文章最后发出疑问，“《世说新语》者，其真不祥之物也欤？”文末一句反问道明自己的主张。当然，我读到这篇，从左宗棠的话语分析，他是指出一些弟子读书的误识，我后来又查一些资料，并没有发现左大人对《世说新语》有反对的说法。书中还写了章太炎反对用铅笔的趣事，一席话寥寥几百字，然后卒章显志。这种写法，正是继承了《世说新语》中“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的遗风。

      有一篇《近视眼》，说欧阳修在扬州建造平山堂以后曾以小词写其地，其中有句“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为世所知也”，唯有《词苑》骂之，谓自平山堂望江南山近接几席，何云“有无中”？指摘欧公“病短视”。接着作者做了诗境与实境关系的分析，指出“骂永叔先生为近视眼，而古代千百诗人，能免于近视眼之讥者无几人矣。”没能查到《词苑》是如何“骂”的，但是作者对诗词艺术做了正确的理解。

      散文笔法中讲究“兴波”，即在平缓的叙述中陡起波澜，或借联想延伸，或借议论点睛，读《辰子说林》，常让人有“兴波”之感。比如由纪念屈原的端午节，联想到“中国有三大天才皆死于水”，引出屈原、李白、王国维。这里他将王国维与屈原、李白并列，感叹王国维本是“旷代之天才”，若专力于文艺，必能“追屈蹑李”，可惜后期却转向了考据，致使“文艺天才”未能有“惊人之发展”。这番议论，陡起波澜，看似突兀，实则是先生对王国维文化命运的深沉叹息，是对天才陨落的痛惜，读来令人扼腕。

      这些文字，虽写于半个多世纪前，今日读来却毫无隔阂。先生的视野是开阔的，他写重庆的树，写伦敦的雾，写拿破仑的归葬，写丹麦的童话，东西交汇，古今穿梭。他用典故如数家珍，却又不掉书袋，总能“使事切意”，将古人的智慧与当下的感悟完美融合。想起苏轼所言“博辩俊伟，千变万化，而有自然之姿”，先生的文字，便有这种举重若轻的潇洒。

      张慧剑先生用他的笔，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为我们留下了一幅幅生动的历史侧影和人物速写。他让我们看到，在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件背后，还有那么多有趣的灵魂和值得玩味的细节。这或许就是阅读最大的乐趣，在别人的故事里，看见世界，也看见自己。

      重拾一本闲书，让我明白，好的文字，不必刻意追求宏大的叙事，不必堆砌华丽的辞藻。它可以是闲适的，是散淡的，是充满趣味的，但在这闲散与趣味之下，必须有一颗洞察世事的慧心，和一份悲天悯人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