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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将歌曲创作者成为“次要角色”的阴谋 今天在国内某红色音乐软件中找寻一首古典乐，由于古典乐的命名规则往往是《作者名编号（偶尔不存在）；风格；作品号；乐章号》，故重名情况多，于是我找了很久，逐个试听才找到我想听的那一首曲子，导致这种麻烦的罪魁祸首，是我今天想聊的问题。我即刻给一位仍在从事严肃音乐创作和发行的朋友发微信讨论这个情况，结论大概是，绝大部分的严肃音乐用户，都是带有目的性地听这些音乐，是检索，而非发现。所以将“演奏者”而非“创作者”写在作品名下面，往往是效率更高的呈现形式，因为平台默认了“若你不知道这首曲子是谁写的，你不会找到这里来。” 但这种“小聪明”其实往往是一种精英主义暴政，我们知道，仍有许多严肃音乐创作者不知名，作品有幸得以出圈也是“曲红人不红”，这样一来，若是他们的作品由他人演奏并署名在惟一的位置，给创作者带来的曝光将会进一步被压缩，甚至几乎没有。以至于知名的创作者会被平台作为单曲卖点记录，用户直接搜索创作者名字➡️进入作品，而不知名的创作者就算偶然被人听见了作品也难以真正认识到TA。有影响力的越发，寂寂无名的也越发。在流行音乐中，这种情况同样屡见不鲜，最典型的情况是，用户从语言上构建了一个边缘化创作者的场景：“这首歌是Taylor Swift的 。”但从法律层面讲：词曲作者享有完整的著作权（包括署名权、表演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而演唱者只享有表演这一种“邻接权”，地位上理应显著低于著作权。但用户默认把演唱者当成了作品的“所有者”。法律上的权利归属和语言上的归属感产生严重割裂。 这种割裂是当代唱片公司运营和平台流量逻辑的产物：平台展示、短视频推荐、社媒传播，都需要一个形象来承载注意力。演唱者天然占据这个位置，大多数听众能说出演唱者，但极少数能说出词曲作者。 还有署名逻辑的惯性与懒政，虽然法律没有强制规定署名顺序，但行业默认的习惯是歌手-作词/作曲-编曲”，歌手永远排第一。 更极端的情况是，很多流媒体平台可见的歌曲信息里，创作者信息从一开始就是缺失的。前者说到创作者信息缺失，我前些日子和朋友聊到，国内的音乐平台，唯一能显示创作者的LRC歌词页，竟然是由用户自发上传的，这简直是一个荒唐至极的事情。 传统唱片行业产权分散，词文件归属词作者，母带文件归属编曲人……以至于发行方未必能提供一个准确的LRC歌词文件，也有可能是在产业链条里，老不死的仍然认为纯文本歌词文件，能证明创作归属就万事大吉了，实则不然，载体早已从实体唱片的专辑内页，转到各大流媒体平台滚动播放了。 于是平台狡猾地选择了成本最低的路径：把LRC歌词生产外包给用户。这种模式让平台几乎零成本地获得了海量歌词数据，同时把版权风险通过“用户上传”这一行为狡猾地转移掉。某些平台甚至用积分/会员激励来鼓励用户上传歌词，本质上是在用社区劳动填补供应链缺口。 前面提到，LRC歌词几乎是当代音乐播放器唯一能直观显示创作者信息的载体，但承载创作者署名信息的字段，恰恰是由最不关心创作者权益的群体来填写的，平台在这点实在难辞其咎。 创作者，发行方，平台之间所交换的通用格式文件，必须严谨正确的写入创作者信息。官方数据显示：《数字音乐元数据》GB/T 31777-2015更新至GB/T 31777-2026。将于2027年3月实施。 改进分配机制。现在所有平台的订阅费用几乎是月固定，点击量进大池，再按具体落到艺人的点击量分，避免艺人旱的旱死涝的涝死的趋势。但这种分类改进本质上首先利好的是表演者和知名创作者，无法根本解决小牌创作者难翻身的问题。 将属于创作者的典礼，颁奖转播至音乐平台，提升用户与创作者之间的情感连接，在艺人（偶像）演出饱和的当下，以创作者为核心举办一些演出，如香港《黄伟文作品展》《陈辉阳作品展》等。 最困难也最关键的一件事：逐渐改变用户视演唱者为作品主人的默认语感，这种语感会持续压低创作者地位。要改变它，不能只靠法律条文，媒体，平台，乃至监管，都有许多自己挖的坑要填。媒体写歌评时不应只写“Taylor Swift新歌”，要写：“由某某创作的 Taylor Swift新歌”。平台需要成立创作者词条，做成可点击、可搜索、可关注的实体。（这一点网易有在提升）。用户在日常表达里习惯说“这首歌是某某写的”，而不只是“这是某某唱的”，人们也许觉得这很别扭，但这就是一种语言驯化导致的画地为牢，实际上习惯后，可以维护一个群体的权益而无任何损失。
创作者的权利不是单单“被忽视”可以解释的，而是地位、数据、收益、语言等众多链条同时压抑。若是当今的流媒体连这样的问题都无法应变，AI时代下，将会制造更多的不公和欺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