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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山长歌》第一卷 第十四章 学校教室只有一间，门朝南，窗朝西，屋顶铺着灰瓦。冬天风从窗缝进屋，夏天西晒把墙烤得发烫。屋里原本有七张课桌，后来添到十二张。桌面刻满名字、线条和小刀痕，最靠窗的一张缺了一角，是张德贵找木头补上的。黑板更旧，边角掉漆，写满字以后要用湿布一遍遍擦，擦不干净便留下一层白痕。林守仁被停课后，大队从外面请来一个代课老师，姓梁。梁老师二十出头，初中读过半年，原是公社砖窑的记工员。他个子高，声音洪亮，能背不少口号，也能唱样板戏。公社说他“政治条件好”，大队便把他调来教书。村里人起初觉得不错，至少孩子每天还有人管着，不必整日在溪边乱跑。梁老师三月来的，头一天上课，先把黑板擦净，写上五个大字：阶级斗争好。孩子们念得整齐，声音从教室门口传到晒谷场。念完，梁老师问：“哪个晓得‘斗争’怎么写？”梁老师的脸色有些不好看。他从前在砖窑，只要记砖数和点名，没教过书。他不知道这些孩子里，有人上过一年学，有人连笔都没有握稳，有人十二岁了还只会写自己的姓。他把粉笔捏得短了些，说：“先把口号抄下来，抄十遍。”有的本子是旧账簿拆开反订的，背面还留着红色数字；有的是烟盒纸拼成的；还有三个孩子没有本子，只好在石板上用瓦片刻。教室里安静了一会儿，铅笔划过纸面的声音断断续续。梁老师走到后排，看见阿顺把“争”字的两点写成竖，便拿教鞭敲桌：“错！重写。”字写得大的，纸不够，只好挤到下一行；字写得小的，密密麻麻挤成一团。有人不会写“阶”，便画一个楼梯；有人“级”字只写了半边；还有人趁老师转身时，把前面的字照猫画虎抄下来。梁老师来回走动，看见错的便敲桌子，看见空的便罚站。一节课下来，孩子们记住的未必是一句话，只记得手心发麻，脊背冒汗。阿顺抿着嘴，不敢答。旁边一个女孩偷偷用脚尖把自己的本子推过去，本子上写得也不对，只是笔画顺序像样。梁老师看见了，立刻把本子抽走：“上课做小动作，明日叫家长来。”他听见教室里念口号，也听见后半句骂人。牛绳在他手里紧了紧。他没有停下，只把牛往溪边带了半里。那天中午回牛栏后，他绕到学校后墙，从破窗往里看。孩子们已经放学，桌凳摆得歪歪斜斜。黑板上的字没人擦净，留下白痕，像一层薄霜。林守仁认得那个本子。阿顺前几日曾在牛背上给他看过，封面用铅笔写着“刘阿顺”。本子翻开一半，“人”字写得比以前稳了，后面几页是“口”“手”“田”。再翻一页，却全是“斗争”两个字。阿顺写得很用力，笔画把纸背都压出痕。一场夜雨过后，教室西边墙角湿了一片。梁老师把两组课桌挪开，学生的脚踩在水里，仍照常上课。到了第三日，屋顶越漏越大，张德兴才带人来修。张德贵爬上屋脊换瓦，林守仁在下面递瓦片。两人隔着一根长梯，没有说什么。村里几个老人站在院外看。有人说，这仓房以前放谷，后来做学校，如今连个先生都留不住，屋顶也不服管了。有人骂他迷信。那人被骂了也不恼，只把手插进袖口，看着屋檐上的水一滴一滴落下。大队通知，凡是家里有学龄孩子的，夜里到学校开会。来的人不算少，母亲居多。男人大多在田里或队部，抽不开身。教室点了两盏煤油灯，孩子们挤在门外听，门边全是脑袋。梁老师站在黑板前，说学校要抓纪律，要家长支持。他讲了一刻钟，把“革命接班人”和“文化知识”交替说了几遍，声音响亮，却没有讲到孩子们究竟学到什么。屋里笑起来。梁老师也笑，笑完说：“认得名字是最低要求。读好书，将来还能去公社、去县城。”这话有些人爱听，有些人摇头。一个父亲站起来说：“家里三个伢仔，老大十二岁，能割禾、看牛了。再读两年，家里少一个劳力。”另一个母亲说：“不读，字都不认得，出门连车票都不会看。”两边争执起来。一个说学校耽误活，一个说没学问走不远。梁老师越听越乱，只好敲桌子：“一个一个说。”等众人说累了，他才站起来。他没讲大道理，只问那个嫌孩子读书耽误活的父亲：“你去年分粮，账上有你名字没有？”林守义又问那个说父母没有学问走不远的母亲：“你儿子上个月跑去公社，路走错了几回？”“你看，字认得不全，路也走不对。”林守义把袖口挽起来，“书要读多少，我不晓得。可名字要会写，账要会看，路牌要认得。这三样，不能全靠别人。”没有人再争。有人仍觉得读书没用，也有人说回去再想。会散了以后，教室里的灯还亮着，梁老师一个人坐在讲台边，拿笔在本子上画明日要抄的字。孩子叫阿石，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个子比别的孩子高一头。他没有来，座位便空着。梁老师点到名字，停了停，自己接了一句“请假”，随后继续上课。阿顺回头看了那个空位一眼，想问，又没有问。午间，林守仁赶牛经过田边，看见阿石正扶犁。他年纪小，个子高，站在泥里像一根没长稳的竹竿。父亲在后面扶犁把，喊他往前走。阿石走两步便斜，犁沟弯成一钩月。父亲骂他没用，阿石咬着嘴唇，重新把犁扶正。林守仁没有去劝。他知道田里的活是真的，家里的难也是真的。可他走出十几步，还是停下来，对阿石的阿爸说：“牛歇晌的时候，让他去学校坐一会儿。”父亲低头拉犁，没有答。等林守仁赶牛走远，他才回头看了阿石一眼，终究没有松口。梁老师抬起头，脸上有些不自在。他知道林守仁从前是这间教室的老师，也知道他现在的处境。两人隔着一张课桌，谁都没有先走近。“我路过。”林守仁说，“你那本作业本，后排阿顺的‘争’字，先教他写‘静’，再写‘争’。他手浮，写快了就歪。”梁老师低头看本子。他没有问林守仁为什么知道。他翻开一页，上面果然排着许多歪斜的名字。林守仁看着他。窗外风吹过竹林，声音很轻。他若应下，便是又一次把自己放进危险里。若不应，第二天孩子学错字，仍要在本上写十遍。“你把要教的字写在一张纸上，放到牛栏边上。”他说，“我看了，第二天再放回来。”梁老师明白他的意思。他没有说谢，只把本子合上，点头。那张纸条起初写得很简单，只有“稻”“田”“春”几个字。林守仁在下面标出笔顺，又写一句能让孩子听懂的话：“稻生在田里，熟了割下，脱粒成谷。”梁老师照着这句讲，孩子们便记住了。第二天，纸条上多了一行梁老师的字：“我不会写笔顺，能不能画出来？”第三天，牛栏边的纸背面真的多了几张图。林守仁用交叉线画出“田”，用一根短横表示“口”，在旁边注明先横后竖。他写得极省，怕纸落到旁人手里。梁老师看完，把纸折成小块塞进衣袋。这样过了十来天，阿顺的本子里除了口号，慢慢又有了“天”“地”“山”“水”。他的字仍旧不漂亮，却不再像从前那样一页一页歪下去。梁老师上课时少了些虚话，偶尔还会停下来问孩子：“这个字在哪里见过？”有时没人答，他便自己举一句田里的例子。纸上写的是当天要教的字、词，还有一两个简单的句子。林守仁看了，用铅笔在旁边补上笔顺和解释。他不写自己的名字，也不在纸上留多余的话。梁老师照抄板书，有时还会照他写的句子念一遍。孩子们的作业整齐了些，阿顺也不再总把“争”写成两点竖。他把两张旧账纸裁齐，编上号码，从“人、口、手、田、牛、禾”写起，一直写到日月、山水、父母、庄稼和月份。每个字旁边只配一个词，不写诗，不写长句。他写字时，周秀兰在旁边抱着孩子。孩子伸手抓纸，她便把他抱远一点，问：“这些给哪个？”周秀兰看着他，没有再问。她拿起针线，把三张纸缝成一册，封皮用一块旧蓝布包住。林守仁把册子放到学校后窗的窗台上，压在一块瓦片下面。第二天再看，瓦片移了位，册子不见了。过了几天，梁老师在课堂上多了一块小黑板。他把每日要教的字先写在黑板边角，再一排排讲。讲到“禾”时，他说稻苗从田里长出来；讲到“母”时，他说每个人的母亲都曾把饭省给孩子。孩子们听得认真，窗外没有旁人，梁老师也渐渐不再每句都看牛栏的纸条。有一天，梁老师讲“稻”字。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很大的“稻”，却解释不明白。孩子们问了半天，他只好说：“稻就是谷子，谷子就是稻。记住就行。”放学后，阿顺拎着猪草经过牛栏。他看见林守仁坐在石头上，便问：“稻字为什么是禾旁？”林守仁折了一根草茎，在地上写下“禾”，又写下“稻”。“禾是长在田里的谷苗。稻的名字里有禾，因为它本来就是一株禾。”阿顺听懂了，点头，又写了一次。写完，他把草鞋在地上蹭了蹭：“梁老师讲得不好。”林守仁把地上的字抹掉：“老师讲得不好，你也要听。听会了，再自己想法子记。”林守仁没有答。他看着被抹平的地面，过了一会儿才说：“路还没有转过来。”检查组看黑板、看作业、听梁老师上了一节识字课。梁老师紧张，把“稻”写成“禾”少了一撇，自己没看出来。检查组的人倒是没在意，只问孩子们会不会背口号，会不会唱样板戏。孩子们齐声唱了一段，声音洪亮。检查组称赞学校“方向正确，课堂活跃”。晚上，他写了一封申请，想辞去代课，去公社学三个月再回来。大队没有批，理由是学校不能没人教。梁老师把申请揉成一团，第二天照常上讲台。他的声音还是响，可讲错字的时候多了些小心。每次写板书，他都要先看牛栏那张纸。他每日放牛、挑草、回队里记牛账，日子像田埂一样长。傍晚经过学校，常能听见孩子们在里面念书。那声音有时齐，有时乱，有时把字念错。可他只要听见有人念，便觉得仓房里那盏灯还没有灭。阿顺和几个孩子用树枝在泥地上画字。有人写“人”，有人写“家”，还有人写了“稻”。字歪歪扭扭，雨水一冲便模糊。阿顺用手掌把旁边的泥抹平，重新写了一遍。这一回，他没有纠正称呼。他只是停下来，低头看了看那个歪着的“稻”字，说：“对。再写一遍。”牛铃声从路边传来，孩子们蹲在泥地上，一笔一笔写着。教室的门在身后，黑板在里面，旧课桌在里面。学校不大，老师也不够好，可只要还有人愿意在地上写下第一个字，它就没有真正关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