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动荡年代里，有一个人在专业领域做得很好，却因为一脚踏进权力漩涡而最终走到了草草收场的地步，他就是于会泳。

时间回溯到1975年年初，中央召开十届二中全会，商讨第四届全国人大政府组成人员事宜。

当时周恩来总理本来想让吴德来挑文化部部长的大梁。

可吴德手里掌握着北京市委、革委会，忙得脚不沾地，当场就婉拒了。

周总理见状，又提议让老资格的茅盾再出山担任此职。

江青、张春桥两人一言不发地摇着头，不同意。

挑来选去，江青只选中了于会泳一人，决定让他担任文化部部长。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几个人一碰头，全票通过。

虽然名义上文化部由国务院总理、分管副总理领导，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该部门实际上就是江青一人说了算。

于会泳上台之后，为了表忠诚，紧跟“四人帮”做了许多出格的事情。

最让人心碎的莫过于1976年1月8日，周总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全国的人民在巨大的悲痛中自发地搞起了各种悼念活动。

四人帮一伙人心里发虚，害怕极了，千方百计地想压倒这种民间悼念。

就在总理逝世的第二天，1月9日，于会泳公文一发，通知文化部下属各单位不准戴黑纱、不准设灵堂、不准送花圈、甚至要求日常文艺演出照常进行、不得有停歇。

经过这样一番操作之后，文化系统中大多数的干部心里直犯嘀咕，满腹狐疑、不满。

后来闹得沸沸扬扬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此人也摇旗呐喊、冲锋在前，在“四人帮”私下盘算着以后自己掌权怎样分蛋糕、拟定新内阁名单的时候，于会泳的名字赫然被列为了副总理人选。

好景不长，1976年10月，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大快人心的消息传来，“四人帮”被一锅端了。

中央立即派工作组进驻文化部，会泳被隔离审查，定性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

刚开始时，这个家伙还不知道形势有多么严峻，心态还算乐观。

他在审查期间写下了近17万字的检查和交代材料，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反复思考，认为自己虽然曾经与江青有交情，在运动中也没有干过什么极端的坏事，反而暗中保护了浩然、汪曾祺等作家，并且做了些有益的事情。

他认为大家都是被动地服从命令，上面要求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能不服从。

再说了，自己犯的顶多算错误，算不上滔天大罪。

毛主席、周恩来生前都听见过、看过样板戏，并且给予了肯定，周总理以前还表扬过他呢！

按照他的小九九盘算，审查结束顶多是个处分，大不了文化部部长是没法当了，但回上海音乐学院继续当个教书先生总可以吧？

退一万步说，大上海如果回不去，回到老家胶东的县文化馆或者剧团当个普通职工，搞搞文艺创作，日子也不会过得太差。

人算不如天算。

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召开时，华国锋同志在政治报告中直接指名道姓地批评了他，把于会泳钉在了“四人帮”骨干分子的耻辱柱上，与马天水、迟群等人一起列为“政治野心家、叛徒、新生反革命、流氓、打砸抢者”。

这个雷霆万钧的定性，就像当头一棒，把于会泳所有的幻想都击得粉碎，他的精神防线彻底崩塌了。

当晚他睁着眼睛熬到天亮，第二天一早又急忙去找专案组谈话。

一方面他承认自己有罪，另一方面又苦苦哀求见到中央驻文化部工作组组长，希望能当面向其说明几句。

可是一直用冰冷的面孔拒绝他，所得到的回答只有一句，那就是组长工作太忙，没有空余时间来理会他。

那一刻，他是真的绝望了。

看守人员发现他整天神志不清、精神异常，向有关领导作了报告。

上级虽然下达了“提高警惕、注意安全”的指示，但是没有采取更加严密的防护措施。

1977年8月28日上午，于会泳在院子里放风散步时，无意中看到厕所窗外摆着一个装有“来苏水”的瓶子。

如果喝下去工业消毒液，人会把食道、肠胃烧成稀烂的。

他趁看守不在意的时候，把瓶子藏在了自己平时洗漱的地方。

下午午休之后，他趁着去厕所洗脸刷牙的借口，将满满一杯来苏水倒入房间内，还特意拿一条湿毛巾捂住鼻子，悄悄带回家中。

到晚上，四周一片静寂，他拿起了笔写下了对母亲、妻子、女儿的最后一封信。

他在遗书中写道，他跟随“四人帮”犯了罪，对不起华主席，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他的结局是罪有应得，只有一死才能赎罪……我恨透了“四人帮”，也恨透了自己；消除旧的于会泳，希望你们永远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革命到底。”

晚上8点左右，于会泳端起那个杯子，果断地把来苏水一口吞下。

等到看守人员察觉不对冲进屋时，他已经不省人事。

尽管医院竭尽全力抢救，但是终究无力回天，在8月31日他停止了呼吸。

1977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处理决定，认为于会泳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重要骨干、死党，定性为敌我矛盾。

本应依法提起刑事诉讼追究其刑事责任，因其有畏罪自杀的动机，故不追究其刑事责任，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予以开除党籍。

岁月的风尘掩盖不住历史的轨迹。

转眼间到了1997年，音乐人文叙事创刊号上刊登了于会泳生前撰写的关于民族民间音乐腔词关系的研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