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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歌可泣的长征——再建红军后方基地

可歌可泣的长征——再建红军后方基地

wang 音乐 评论0次 2026-10-21 2026-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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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歌可泣的长征——再建红军后方基地
品读红军故事 感悟长征精神

文稿来源：摘自徐文涛主编《黑土地上红五星》——东北后勤老红军的长征故事。

人物简介：杨至诚（1903年日—1967年） 1926年，杨至诚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1927年6月，在贺龙部第二十军任连指导员。8月率部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在反“会剿”的下，负责伤病员管理工作，解决给养和医药供应。1934年10月随红一方面军长征。1938年冬因病到苏联就医，后入苏共远东局党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军需部部长，组织扩建军需工厂、兵站、医院和仓库，为部队进行辽沈、平津战役提供了物资保障。1949年起任华中军区、中南军区军需部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轻工业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再建红军后方基地
时任红军军委后勤部长兼红一方面军后勤部长/杨至成
1935年10月上旬，红军翻过六盘山，19日到达吴起镇。至此,红一方面军历时一年,纵横十一个省，行程25000多里的长征胜利结束。
11月3日，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军委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同时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我任军委后勤部长兼红一方面军后勤部长。接着，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与先期到达陕北。
红一方面军经过一年的长征，不仅部队、人员损失巨大，物资、装备损失亦巨大，虽然途中时有缴获，也只是杯水车薪，难以解决根本问题，到长征结束，给养几乎告罄。这时，天气逐渐变冷，部队衣着破烂，装备需补充，各方面的困难都很大，这些情况在威胁着这支红军部队的生存。
一天，周恩来副主席派人把我叫去了解后勤供给情况。我从湘南起义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曾多次负伤，加上一年长征的艰难困苦，到陕北时已是疾病缠身。我仅是以一个共产党员坚强的革命信念和意志在坚持工作。我接到通知，立即拖着病体来到周恩来处。
我一进门，见屋里除了周恩来，还有毛泽东。我不知道叫自己来干什么，略显几分拘谨。周恩来见我有几分病态，知道我身体不好，说道:“至成同志，身体不太好？你坐下，坐下!”
我说道:“好多了，能够坚持正常工作。”说完才坐下。
周恩来说道:“至成同志,尽管目前我们条件不好，身体还是得注意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我们找你来是想知道，现在我们还有多少家底?”
我见问家底，真不知怎么说才好，想了想才回答道:“周副主席，我的工作没做好，家底已经不多了，我尽量想办法。”周恩来说道:“至成同志，我知道不多了，我要的是数字!”
我看了看周恩来，又看了看毛泽东，说道:“只有一千多大洋了。”一千多大洋，对于一支7000多人的部队来说，平均每人只有一角多钱了，连维持起码的生存都办不到。坐在一边的毛泽东没有说话，只是一个劲地吸烟，一向办法较多的周恩来也拿不出好主意。而我更是如芒在背，觉得自己工作没做好，给领导增添了麻烦，分散了领导精力，显得十分不安。
三人沉默了一会，毛泽东似乎想到了办法，说道：“是得想个办法。我看徐海东他们的日子比我们要好过一点，就来个穷汉子向穷汉子借钱吧！”
周恩来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随即写了一个借条递给我说道:“你亲自跑一趟，去找徐海东，兴许他能给我们解点燃眉之急!”
我接过借条，告辞毛泽东和周恩来，直向十五军团走去。到十五军团，很顺利地找到了徐海东。徐海东很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向徐海东讲述了一方面军后勤供给紧张的情况，并说明了来意，同时将毛泽东写的借条递给徐海东。徐海东听了我的情况介绍，又看了毛泽东写的借条，顿时感到十分愧疚，后悔自己怎么这样粗心大意。他想几天来，自己只是沉浸在红军会师的兴奋中，怎么就没有想到经过一年长征刚到陕北的一方面军的给养困难呢？他向我表达了自己粗心大意的歉意后，立即叫人把供给部长查国祯找来。
查国祯是个精于打算的供给部长,现在已是秋末，他正筹划给部队做冬装的事。当他得知一方面军的困难情况和徐海东要支持一方面军5000大洋的情况后，心中不觉一惊。心想我们十五军团的全部家当就只有7000大洋，军团长是知道的。如果一下子拿出5000大洋，十五军团的冬装又怎么办?脸上显出了几分为难。但查国祯毕竟是一个顾全大局的老同志，既同情一方面军的困境，也理解徐海东的心情，经过瞬间的犹豫后，当场就答应照办，支持一方面军5000大洋。
我带着5000大洋回到驻地，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了十五军团的热情支持情况和对这笔钱的用途安排。毛泽东、周恩来也同意先解决红军的吃饭穿衣问题。我立即开动后勤供给机器，派人四处买粮买布，给一方面军指战员添制冬装，改善生活，使部队度过1935年的冬天。一方面军到达陕北，陕北的革命形势出现了大好形势。部队又一次进行了整编。原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合并为一军团，合并后的一军团与先期到达的十五军团合并组成一方面军，彭德怀任一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我为后勤部长，统管全军物资供给和兵站运输、医疗卫生等工作。为加强后勤供给管理，在军团、师设置供给部、卫生部，团设供给处和医疗所，营、连也配了相应供给人员。
与此同时，我又着手再建军工军需生产的后方建设。先在瓦窑堡建起红军被服厂、鞋袜厂、硝皮厂，抓紧生产红军冬装。军工方面由于机械设备在长征中突破敌人封锁线时已经丢失，一时搞不到重型设备，就建立修械厂，修理红军枪炮，制作战刀，生产枪弹、手榴弹，以补充部队。还组织人员到各地通过各个渠道征购粮食，随时保障部队行动。医疗卫生也及时跟上。在瓦窑堡、永平镇、下侍湾、清涧各设一个后方医院，同时抓紧组织培训医护人员，再从各个渠道采购医疗用品，治疗在长征途中和战斗中遗下的伤病员。为准备可能发生的战斗，还在瓦窑堡、永平镇、延安及临克镇等地设置兵站，配置工作人员，增添物资储备，随时准备部队需要。
红军到达陕北，为从财政上保障革命事业进一步发展，1935年11月，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发出训令，指出红军的财政来源大部分应该是夺取敌人资财和对剥削阶级的征收和没收。“财政收入和支出必须绝对统一”，应该严格执行预决算制度，使“一钱一票都要用在争取革命斗争的胜利上面”，并责成财政部和军委后勤部制订具体贯彻措施和办法。
我清楚，红军在中央根据地时期，后勤供给有一套较为健全的规章、供给标准、统计报告、账目公布等制度都比较健全,执行的效果也比较好，长征初期都还继续执行。这些制度，在红军几次突破敌人封锁线中，部队损失巨大，部队建制打乱，行动分散，交通不便，通讯不便，原来的财经制度无法执行了。这种客观环境造成的情况完全可以理解。现在红军到了陕北，有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原来行之有效的后勤供给制度应当继续执行，并在执行中修订完善。我根据临时中央政府训令，配合财政部着手恢复和健全各种财经制度和供给制度，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出新的供给规定，如各级的办公费、生活费等各种费用开支都作出明确规定，报军委颁布执行。
伙食费：前方部队每人每天菜金3分，后方机关每人每天菜金2分，休养员4分。
办公费：军委后方办事处、政治部每月各25元，供给部、卫生部每月各10元。方面军司令部、政治部每月各25元，供给部、卫生部每月各15元。军团司令部、政治部每月各20元，供给部、卫生部每月各10元。师司令部、政治部每月各10元，供给部、卫生部每月各5元。团部(含政治处)每月8元，卫生医疗所每月3元。各级杂费、特别费及抚恤费等开支都作了具体规定。经费支出，各决算单位每月要按时上报支出决算，做到收支统一，钱清账清。
后方基地再建和恢复红军的正常供给机制，给红军的发展和陕北根据地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
徐文涛道德模范新时代文明实践点
红色大风车宣讲团
徐文涛红色大风车宣讲团部分成员
徐文涛，1970年参军，1973年入党。曾任沈阳军区第二O二医院副院长、后勤二分部参谋长、副部长，高级工程师、大校军衔，专业技术5级。曾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他创建的东北军事后勤史馆，被命名为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本人被聘为国家国防教育首批专家，被评为全国国防动员先进个人、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全国学雷锋最美志愿者。2018年被中宣部、退役军人事务部授予全国最美退役军人荣誉称号。2025年被评为“中国文明家庭。”由他编著的红色书籍有《东北军区后勤史话》《后勤不后》《黑土地上红五星》等三部红色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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