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打小练功，身子骨是实打实的硬朗，也正因这份底气，他总觉得自己年轻力壮，“生病”二字从来跟他不沾边。家里的剩饭剩菜，他从来都是抢着端到自己碗里，嘴上总念叨：“好好的粮食，扔了太糟蹋。”寒冬腊月里，我们裹着厚厚的棉袄都忍不住缩脖子，他却只穿件薄棉坎肩就往楼下搬蜂窝煤；帮邻居修漏风的窗框时，更是干脆甩掉坎肩，就穿件单褂子踩着梯子，在寒风里忙上大半天。

母亲总是追在后面不停地劝他多穿点，他总回头摆摆手，嗓门洪亮：“没事，抗冻！”家里的重活累活也全揽在自己身上，从没提过一句身体不舒服。在我心里，他就是座永远不会倒的山。可谁能想到，就因为晚上去了趟厕所，被寒冷刺激诱发了中风，把他这副硬朗身子彻底打垮了。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又酸又疼。

到了晚饭的时候，李娜抱着陈卓也赶来了医院。我顺手就想去接小家伙，可他好几个月没见我，似乎有点陌生，一扭头就躲进了李娜怀里。李娜笑着拍了拍他的背，指着我说：“这是爸爸呀，怎么不认得了？”小家伙歪着脑袋盯了我片刻，像是终于想了起来，这才乖乖让我抱了过去。我把他搂在怀里，明显感觉他不仅长高了些，身子也沉了不少，软乎乎的小胳膊还轻轻圈住了我的脖子，心里瞬间泛起一阵暖意。

就这样，一家人轮流守在医院，日夜陪伴着父亲。在医院住了大概一个月，父亲的病情总算渐渐稳定下来，医生也松了口，说可以办理出院手续，回家安心休养了。看着父亲明显消瘦的脸庞，颧骨都比以前突出了些，心里又忍不住泛起酸楚——中风终究还是在他身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痕迹，这份后遗症，恐怕要跟着他后半辈子了。

从那以后，他的腿变得格外不利索，稍一挪动就颤巍巍的，走路一步一挪，带着明显的瘸拐。可即便如此，比起当初他在医院里命悬一线的危急时刻，如今能平安出院、待在家人身边，也算是天大的万幸了。

那年春节，家里总飘着股说不出的低沉——全家人的心思都拴在父亲的康复上，贴春联、备年货这些往年热热闹闹的事，如今都提不起兴致，彻底没了过节的欢腾劲儿。

但这份沉郁，总被一岁的陈卓搅得暖融融的，他就像家里的小太阳。刚学会走路没几天的他，摇摇晃晃像只小企鹅，满屋子撒欢：一会儿扑到父亲床边，小肉手扒着栏杆，含混不清地喊“爷爷、爷爷”，声音软乎乎像化了的奶糖；一会儿颠颠扎进厨房，扯着奶奶衣角要吃的，小短腿没灶台高，得仰着脖子够；姐姐抱他教喊“姑姑”，他小嘴转不过弯，只“嘟嘟”应着，奶声奶气的模样逗得全家都笑。

父亲躺在床上，目光追着他的身影，嘴角慢慢牵起笑意。或许是孩子的笑声暖透了屋子、暖了父亲的心，或许是他练功的底子本就硬朗，病情竟一天一个样地好转。春节刚过，父亲已能自己扶墙稳稳下床，虽说走路仍一瘸一拐，但不用人扶就能挪动，比刚出院时利索多了。这个春节，就在沉沉的牵挂与孩子清亮的欢笑声中，安稳又踏实地过去了。

春节过后没几天，我接到了箭哥的电话。好几个月没见，听到他的声音我格外开心。电话里，箭哥说他正在楼观台拍电影，我一听“楼观台”就乐了——那是我第一次拍戏去的地方。箭哥笑着打趣：“要不要过来重温故地？”我连忙问：“是你接的武戏？”他说：“我这次没在武术组，就当个演员。不过剧组武术组没人会摆弄威亚，武术指导让我推荐人，我一下就想到了你，想让你过来帮几天忙，大概一个星期。”

听了箭哥的话，我心里犯起了嘀咕：父亲的病刚稳定，家里正需要人，便直接跟箭哥说明想法：“就几天活儿，家里事多，我实在不想跑这一趟，况且我爸还病着。”箭哥没生气，只劝我：“不管去几天，多接触点人、活络活络人脉总没错。”我觉得他说得在理，就说先和家人商量。

挂了电话，我和李娜说：“箭哥想让我去楼观台拍几天戏。”李娜问我啥想法，我叹口气：“我不太想去，可箭哥都开口了。”这话刚落，躺在床上的父亲就急忙接话，语气透着急切：“我没事，你赶紧去！别耽误工作，有活干才是正经事。”听父亲这么说，我也放下顾虑——反正就几天，家里有李娜和母亲照看着，肯定没问题。我就收拾简单行李准备动身。

临走时，母亲和李娜把我送到大门口，我抱着陈卓舍不得撒手，好一会儿才往母亲怀里递。可小家伙像是察觉到我要走，在我怀里紧紧揪着我的衣服，死活不让母亲抱。母亲上前轻拍他的背哄：“爸爸要去工作，挣钱给你买好吃的，乖乖在家等爸爸回来，好不好？”陈卓根本不听，小嘴一瘪就“哇”地哭起来，闹得更凶。母亲没办法，只能连哄带骗地说“家里有你爱吃的小零食”，趁他注意力分散，硬是把他抱了过去，转身往家走。

我站在原地，望着母亲抱着哭个不停的陈卓渐渐走远的背影，心里又酸又涩。李娜在我身边轻声说：“出去注意安全，家里的事有我和妈，你赶紧走吧，别耽误坐车。”我定了定神，用力点头，跟李娜告别后，转身快步往车站走去。

楼观台，对我来说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几年前，我人生中第一次踏足影视圈拍戏，就是在这片土地上。那会儿年轻气盛，啥也不怕，因为骑马时马脚蹬脱落，我虽没被摔下马，却被马一蹄子踩在了后脚跟上。那种从骨头缝里钻出来的疼，足足折磨了我整整三天。也正因这段经历，楼观台这三个字，在我心里刻下了深刻的印记。

再次踏上楼观台，是因为西安电影制片厂的《乱世瓢盖》。彼时这部电影已近杀青，导演为了让武打部分动作更凌厉、更具视觉冲击力，武术指导特意托箭哥把我找了过来，专门负责威亚工作。那时候我已是混过北京剧组的武行，还跟港、台剧组学了不少威亚技巧，对摄制组的工作环境早已轻车熟路，不再是当年的新手了。

一到现场，我就背着工具包熟门熟路地忙起来：一会儿蹲在地上校准滑轮，一会儿跟武术指导沟通空中动作轨迹，跑前跑后，脚步轻快又从容。导演在监视器旁看着我这个新来的武行，突然眼睛一亮，当即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让我做反一号的替身。

原来戏里的反一号演员拍武打戏时腿部受伤，已回西安治疗，可他还有大量戏份没完成，剧组彻底陷入困境。导演正为此焦头烂额，见我身形、神态都跟反一号十分相似，便有了这个想法。

导演的提议让我有些为难。我本是过来帮几天忙，负责威亚这块活儿就够了，从没想过要当演员替身，更别说还要剃成光头。当时已是深秋，楼观台的风又硬又冷，一想到光着头在户外待上一整天，我心里实在不太乐意。

导演见我犹豫，知道我是箭哥推荐的人，便拉着箭哥反复商量，话里话外都是“剧组实在没辙了”，希望我能顾全大局，体谅剧组的难处。最后在箭哥的劝说下，我只好尊重导演的决定，咬咬牙剃了光头，正式成了反一号的替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