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者之歌——我的教育生涯回眸之十一》

      （湖北省教育厅退休干部 戴伯勋）

      十一、恪尽职守于教育行政管理岗位

     1987年至2007年，我先后在省教育厅成人教育处、综合改革处、政策法规处等多个处室工作，历任副处长、处长及调研员等职。我恪尽职守，主导并参与多项对本省教育改革和发展，具有探索意义的重要工作。

      1. 创新行业管理，牵头组建省级成人教育协会。 为应对成人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管理需求，我根据“同行制衡”的思路，做好高校的协调工作，以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等五所普通高校成人教育学院为骨干，成立了“湖北省普通高校成人教育协会”。同时，以省电大为龙头，把独立设置的管理学院、职工大学、函授大学组织在一起，成立“湖北省成人高校协会”。两会成立后，在省教育厅指导下，有效协助开展了跨校教学质量检查、经验交流与合作办学，成为行政管理的得力助手。

      2. 探索体系融通，尝试推动党校学历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序列。针对党校系统办学实力较强而学历在社会上的认可度有限问题，我与省委党校负责人商讨解决办法。双方就“统一招生、质量监控、合规发证”等原则达成共识，并启动试点。届时，国家教委高教三司董明权司长来湖北调研，我向他汇报此事，并陪同他到省委党校考察。董司长高度评价两个体系融合的全国性意义。然因事权在中央，且涉及国际认证等深层因素制约，此项探索最终未能在省级层面突破。

       3. 依托办学实体，推动成立湖北省成人教育学院。为强化对全省成人教育的统筹管理，我积极筹划建立省属直管成教基地。起初我与国防工办职工大学欧阳校长商议，试图将该校改办为省成人教育学院，隶属关系移交到省教育厅。此方案得到校方认可，但遭到主管部门抵制，未能成功。我接着又同“湖北经济管理大学”校长计建中商议，探讨将该校由民办改制为公办民助学校、隶属教育厅直管的可行性。计校长乐于促成此事，他与原挂靠单位——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协商並成动脱钩，转而由省教育厅直管。成功挂靠后不久，依托该校挂牌成立“湖北省成人教育学院”，升格为副厅级单位。1994年，向国家出版局申请创办《湖北省成人教育学院学报》（双月刊）获得批准。原办学实体更名为长江职业学院，1999年经教育部批准为普通高等专科学校。

      4. 参与地方教育立法，夯实依法治教基础。在政策法规处处长任内，我针对本省教育法规建设滞后现状，积极争取省人大支持，陪同省人大科教文卫法制委员会彭小海秘书长一行，深入基层调研，赴浙江、海南两省考察，进行多项立法的调研、草案拟订工作，推动了《湖北省义务教育实施办法》、《湖北省教师条例》等四部地方法规规章相继出台，为本省教育规范化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同期，我主持编纂《教育法律法规》一书，印制2万冊，发放给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助力系统内普法。

       5. 亲历政策转折，调研并反思“集资办学”举措。1993年2月，我随韩南鹏副省长带领的考察团赴河南，专题调研其依靠社会力量和农民集资办学、快速改善农村学校硬件的作法。返鄂后，我执笔写出考察报告并代拟推广文件。然随即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明令制止“集资办学”等摊派行为。此事成为我国教育投入政策的标志性转折点，中央治理思路由此明确转向“政府投入为主”，强化了财政保障责任。由于中央制止及时，我草拟的推广文件未能出台，庆幸我省没有成为继河南之后又一个“集资办学、加重农民负担”的反面典型。

       6、 推进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湖北省委、省政府提出“科教兴鄂”和“中部崛起”的战略目标，强调要在农村广泛开展适用技术培训，力争使每个农户都有一名掌握技术的“明白人”。为此，省教育厅选定一批县（市）和乡镇作为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我带队深入革命老区红安县七里坪乡开展试点工作，邀请华中农业大学畜牧系杜成威教授举办畜牧技术培训班，向农民传授实用养殖技术。同时，委托武汉市农业科学院开办农业适用技术师资班，采取定向招生方式，为实验区培养输送了200名懂农业技术、愿扎根乡村的教师。

        7、参与筹备全省教育会议，起草重要文件及领导讲话稿。上世纪九十年代，湖北省委、省政府先后两次召开以科教振兴为主题的重要会议，出台《关于实施“科教兴鄂”战略，实现中部崛起目标的决定》和《关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决定》两个文件，明确了到二十世纪末，全省教育发展的总体目标与各类教育具体任务。我全程参与两次会议的筹备，负责相关文件及领导讲话稿的起草工作。

      1996年，省委省政府召开省直机关听证会，要求科教系统主要负责人宣讲改革思路与举措。我与省电教馆馆长张代培密切配合，由我执笔撰写讲话稿，他负责用计算机制作课件。厅党组书记余凤盛在会上边宣读边配合屏幕展示，效果显著，获得与会领导与听众一致好评，为教育厅赢得良好声誉。会后，余书记特地对讲话稿撰写与课件制作人员给予了嘉奖。

        8、探索企业剥离办社会职能的有效路径，促使江汉油田基础教育平稳移交地方管理。2004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的22号文件，选择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和二汽等四家央企作试点。江汉油田所办基础教育规模较大、历史较长、体系完整，若直接由企业移交潜江市管理，在管理体制、经费保障、人员待遇、资源配置等方面存在明显落差，面临较大磨合困难。为此，我提出设立一个由省级教育主管部门直管的过渡期，以实现“软着陆”，确保学校教学秩序、师资队伍和教育质量在企业剥离后不出现大的波动。2004年10月，为研究制定江汉油田基础教育剥离移交的有效方案，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孙西克率调研团队赴江汉油田调研，我陪同参与，共同完成《关于江汉油田办中小学剥离移交地方管理的调研报告》，提出“保留实体，整体移交、计划单列，双重管理”的政策建议，获时任省委书记俞正声重要批示：“请省政府重視此意见”。2005年1月21日，省政府召开办公会议，专题研究制订“平稳过度”方案。同年2月，江汉油田中小学正式从江汉油田公司剥离，挂牌成立“湖北省江汉油田教育实业集团”，作为过渡期内的承办和管理机构。该集团行政上隶属省教育厅，经费、人事、业务等均通过省教育厅渠道管理。经过数年平稳运行过渡，至2008年底，省级直管过渡阶段结束，湖北省江汉油田教育实业集团及所属中小学整体移交潜江市人民政府管理。原油田学校与地方学校逐步在招生、教研、管理等方面实现融合，凭借原有较好基础，至今仍是潜江市优质教育资源。

      9、调研监利县基础教育改革实验，及时跟踪反映改革动态。2003年，监利县时任县委书记杜建国面对教育系统财政供养人员占比近半、负债沉重、教师工资长期拖欠的困境，决心借鉴市场化手段，推动一场引人关注的基础教育改革。在其主导下，当年10月，县政府出台《监利县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施意见》，核心机制是推行“教育券”制度：政府将生均公用经费等折算成券发放给学生，学生凭券自主择校并抵扣学费，学校凭收取的“教育券”到政府兑换资金。此举旨在通过“经费随学生走”引入竞争，倒逼学校提升质量。改革还计划将全县近700所公办中小学（除县直实验学校外）进行股份制改造，学校资产作为国有股份，同时向教师和社会资本增发新股，改制为“股份制非营利性法人”，政府角色由“直接主办者”转变为“监管者”和“服务购买者”。此外，拟成立县教育资产管理公司，统一管理国有资产，实行教师全员聘用合同制，打破编制束缚，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办学。

       改革推行后遭遇巨大阻力。教师群体普遍反对失去事业编制和财政保障，曾发生大规模上访；公众舆论也担忧市场化可能加剧教育资源不均，改变义务教育公益公平原则。

      其间，我受领导指派多次赴监利调研，及时将改革动态整理汇报，引起厅领导高度重视。2005年，教育厅路钢厅长亲赴监利考察后指出：基础教育改革已进入深水区，现行制度与利益格局冲突激烈，改革设计过于理想化，低估了制度变迁的复杂性与利益调整的阵痛，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对此类激进探索应持审慎态度。不久，教育部副部长陈小娅率队调研，结论与路钢厅长基本一致。这场改革最终随着杜建国调离监利而告中止。

       10、支持监利县引进优质资源，盘活闲置教育资产。监利县原计划作为改革标杆的监利一中新校区，因资金链断裂成为“烂尾工程”，不仅造成国有资产闲置，也严重影响当地教育形象与发展。为破解困局，监利县政府决定引进外部力量，与江苏省翔宇教育集团达成合作，以“公有民办”模式举办监利一中：学校土地、校舍等固定资产的产权仍属县政府，翔宇集团投入资金完成建设并负责师资招聘、日常管理及品牌运营。学校按民办机制运行，在承担部分公共服务的同时，按规定收取学费。

       在监利一中新建过程中，有人写信举报“监利县政府卖学校，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省教育厅领导当即指派我与分管高中教育的王强同志调查处理。经实地核查，我们明确认为：监利县政府与翔宇教育集团的合作，是通过开放引进优质教育资源、以“公有民办”形式，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成功探索，为贫困地区教育开辟了一条可行路径。事实证明，新监利一中建成后，迅速成为当地及周边热门学校，高考成绩与办学水平跃居荆州地区前列，成为“引进一个团队、盘活一所学校、带动一方教育”的典型案例。

      上述工作，有的成效显著并产生持续影响，有的因历史条件与体制约束未能竟全功，但它们共同记录了在特定历史阶段，于政策与实践层面进行的积极探索与努力。这些经历，既是个人履职的见证，亦折射出教育改革进程中的复杂性与阶段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