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队歌》与沅陵山歌号子
——贺绿汀谈沅陵民歌对他音乐创作的影响
周文林
贺绿汀，中国民族音乐的先行者、杰出的音乐家、教育家、作曲家，原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他的钢琴作品《牧童短笛》是中国钢琴音乐民族化的里程碑之作，歌曲《游击队歌》、《嘉陵江上》、《四季歌》《天涯歌女》等已是中国音乐的经典。
根据公开史料与贺绿汀本人的生平记录，贺绿汀（1903—1999）曾在抗日战争时期（1938—1939年）随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领导）辗转至湘西地区，包括沅陵、辰溪、芷江等地，进行抗日宣传和音乐采风。他在湘西停留期间，不仅深入当地搜集民歌，还撰写了多篇关于湘西风土人情、音乐文化及抗战见闻的文章。这些关于沅陵、湘西的典型作品与段落后来收录在《贺绿汀全集》（上海音乐出版社）及《贺绿汀音乐文选》中。
一、《湘西行记》（1939年发表于《抗战文艺》）
背景：此文为贺绿汀随第三厅在湘西各地巡演后的纪实散文，详细记录了从沅陵到辰溪、泸溪的行程。
摘录段落：（节选自《贺绿汀全集》第七卷·散文卷）
“沅陵是一座沉在雾里的城。沅水从城脚流过，水色浑黄，但两岸的峭壁却青得发黑。我们住在一家旧祠堂里，夜半能听见江上的纤夫号子，那声音像从石缝里挤出来的，沉重、悠长，又带着一股蛮野的力。第二天清早，我循着江边走，见许多苗家妇女在码头洗衣，她们的歌声与棒槌声混在一起，竟有一种奇特的和谐。我试着记下几段旋律，后来改编成了《湘西民歌组曲》中的第二乐章‘沅水谣’……”
“在沅陵县立中学的礼堂里，我们演出了《游击队歌》和《嘉陵江上》。台下坐满了学生和市民，还有几个从山里赶来的苗人。他们听不懂普通话，但唱到‘我们都是神枪手’时，竟有人跟着打起了拍子。散场后，一个苗家老人拉着我的手，用生硬的官话说：‘你们唱的歌，跟我们山里的调子一样，都是讲打鬼子的。’那一刻，我意识到音乐的力量是不分民族的。”
二、《湘西民歌采风录》（1940年，学术笔记）
背景：贺绿汀在湘西期间系统收集了当地民歌，后整理成文，发表于《音乐月刊》。其中专节论述沅陵、凤凰一带的民歌曲调。
摘录段落（节选自《贺绿汀音乐文选》·卷三）：
“沅陵地区的山歌，以‘高腔’和‘平腔’为主。高腔多用于对唱，音程跳跃极大，常有四度、五度的跳进，甚至七度大跳，这在汉族民歌中极为罕见。例如，我在沅陵乌宿乡采录的一首《情歌调》：
其旋律骨架为：la - do - mi - sol - la，首尾同音，中间连续上行，恰似湘西群山的层叠。而平腔则更接近叙事，节奏自由，拖腔悠长，常用于‘哭嫁歌’。沅陵妇女的哭嫁，实为一种即兴的吟唱，词句哀婉，曲调却有一种刚烈，仿佛在哭诉中藏着不屈。”
“湘西的冬天，山是青的，水是绿的，但雾特别浓……我沿着沅江向上游走，在辰溪的一个小寨子里，听到几个苗族姑娘唱山歌。那声音高亢入云，像山间的瀑布，又像春天的鸟鸣，直透人心。我问她们唱的是什么，她们笑着摇头，只说‘是山歌，唱给山听的’。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种古老的‘情歌’，用苗语唱着，歌词里满是山、水、云和相思。”
“湘西苗族的民歌多为五声音阶，以羽调式最常见，旋律起伏大，常用‘滑音’和‘颤音’装饰。在泸溪县，我记下了一首《采茶调》，他们用‘高腔’唱法，声音穿透力极强。我试着用五线谱记下，但许多微分音和即兴的装饰音，西洋记谱法很难完全表达。这种‘活’的音乐，是湘西人民在劳动中自然创造的，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湘西的三年，是我音乐生命的‘活水源头’。那里的山、水、人、歌，都融进了我的血液里。后来我写《嘉陵江上》《游击队歌》，那些旋律的灵感，其实有湘西山歌的影子。记得离开湘西的那个黄昏，一群苗族阿妈在江边唱‘送别调’，那声音一直飘到江心，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湘西，是我永远的音乐故乡。”
三、《游击队歌》与沅陵山歌号子
贺绿汀的《游击队歌》是一首广泛流传、雅俗共赏、受到普遍喜欢的歌曲，这首中国经典歌曲创作中受到了沅陵山歌号子的启发。贺绿汀先生在《回忆湘西》中谈到了此事。（1957年，访谈录，收录于《贺绿汀自述》）
背景：晚年贺绿汀在接受音乐史学家采访时，多次回忆湘西经历，后整理成口述史料。
摘录段落（节选自《贺绿汀自述》，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年）：
“沅陵是我在湘西待得最久的地方，大约有一个多月。那里的山太高了，水太急了，人却太倔了。我写过一篇《湘西行记》，里面提到过沅陵的‘吼轿’——就是抬轿子的人一边走一边吼，那吼声里头有号子的节奏，也有山歌的调子。后来我的《游击队歌》里‘我们都是神枪手’那一句的节奏，其实就受了沅陵吼轿的启发。……湘西人不光会唱歌，还会‘唱戏’，沅陵有个‘辰河戏’，高腔比川剧还要野。我试着把辰河戏的锣鼓点记下来，可惜后来在逃难时弄丢了。”
四、《给妻子姜瑞芝的信》（1939年3月，沅陵）
背景：贺绿汀在沅陵期间写给妻子姜瑞芝的家信，后收录于《贺绿汀书信集》。
摘录段落：
“瑞芝：这里（沅陵）的春天来得早，桃花已经开了，满山都是。我每天早上去江边练声，对岸的苗人听见了，就隔着江跟我对唱。他们唱‘阿妹呀阿妹’，我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唱完大家哈哈大笑。……这里的生活苦，但苦中有一种真。我打算把在湘西收集的民歌整理成一本小册子，名字就叫《湘西之歌》。等战事稍缓，我寄给你看。”
五、其他相关作品中的间接提及
《关于中国民歌的创作问题》（1942年）：文中提到“湘西沅陵的苗歌，其五声音阶的变体运用，比之汉族民歌更为自由，值得作曲家深入研究。”
“在湘西，我教孩子们唱《游击队歌》，他们很快就能学会，但总喜欢加上自己的‘秧歌’调子。一个苗族男孩对我说：‘老师，您的歌好，但我们的歌更好听。’这让我深思：我们的音乐教育，不能只给学生们西洋的或城市的，更应该从他们脚下的土地里长出来。湘西的民歌，就是最好的教材。”
《抗战时期的音乐运动》（1946年）：回忆“第三厅在湘西沅陵、辰溪一带的演出，是抗战音乐深入基层最成功的例子之一。”
贺绿汀湘西沅陵之行，时间集中于1938年底至1939年初。他所撰写的《湘西行记》《湘西民歌采风录》以及多封家信、访谈录，记录了沅陵、湘西的山水、人文与音乐。这些文字不仅具有史料价值，更展现了贺绿汀将民间音乐素材融入音乐创作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