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八罗汉斗悟空》剧组出来后，我和大猪俩人，心里揣着足够的底气。不管迈进哪家剧团的排练厅，我俩都像武侠小说里初出茅庐的愣头青，凭着一身硬功夫勇闯各大门派，半分怯场的意思都没有。心底那点藏不住的小狂妄，直白又滚烫：你们单位要是真能冒出个功夫高手，能压过我俩的本事，那我们就认栽！
大猪走到哪儿，都会亮出自家的看家本领，一出手就是后空翻转体720度，落地时稳稳当当、纹丝不动；我也半点不含糊，连着翻几个后空翻，落地顺势接一个回笼，整套动作干净利落、行云流水，没有一丝一毫的拖泥带水。
每次练功时，旁边看热闹的人总会凑在一起小声嘀咕：“这俩小子是哪儿来的？功夫可真够棒的！”每次听见这话，我俩心里就跟抹了蜜似的，那股子成就感和满足劲儿，顺着心口往里钻，别提多舒坦、多得意了。
西安城里各大剧团的排练场，几乎都留下了我和大猪的身影。等待消息的日子里满是焦急，日子单调又忙碌，全靠每天练出的一身汗打发这份煎熬。那段时间，我和大猪天天凑在一起，一起找练功场、一起扎实练功，几乎形影不离，互相陪着熬过了这段没着没落的时光。
跟以前不一样了。从前我们是有组织的人，排练有定数，吃饭有准点，凡事都有人安排妥当，压根不用操半点心；可现在，没了靠山，没了依靠，就连找个能安心练功的地方，都得自己四处琢磨，凡事都得自己扛。心里头总空落落的，少了股踏实劲儿。
西安市秦腔一团尚友社，坐落在西安东木头市的一条小街上。小街两旁栽着老槐树，浓密的树荫能遮下大半个路面，街对面就是秦腔三团——也就是五一剧团。两个剧团门对门，熟络的人抬腿就能串个门，格外方便。
记得那天，我跟大猪在尚友社练完功出来，额头上的汗还没干，手里攥着擦汗的毛巾，刚走到大门口，就碰上了小明。小明本就是尚友社的演员，这会儿手里拎着刚买回来的菜，正准备回家做饭，一瞧见我和大猪，立马挥着手喊：“小毛在团里呢，我刚才还见着他了！这都快中午了，你俩别回家了，不如咱仨约上小毛，一起吃泡馍、喝点小酒？”
我心里倒挺乐意，可一看小明手里的菜，又犯了犹豫——大猪先开了口：“你不是买了菜要回家做饭吗？”我也跟着附和：“对啊，咱几个出去喝酒，嫂子指定不乐意。”小明急忙摆着手辩解：“你俩放心，你嫂子知道我跟你们出去吃饭，肯定没怨言！”我俩听了，当即哈哈大笑，一口就答应了。
于是，三个人穿过马路，到五一剧团找着小毛，小毛又喊上了安波，几个人说说笑笑，往旁边那家常去的羊肉泡馍馆走去。
西安人吃羊肉泡馍的讲究，那可不是随便说说的。一般点完餐付了钱，找张桌子坐下，没一会儿，服务员就端来一碟凉拌黄瓜、一碟酱牛肉和牛蹄筋，酒瓶子一拧开，带着麦香的酒气便先漫了过来。接着就抱来几个大碗，每个碗里都搁着几块白干饼，一一放在各人面前。
这时候，大伙就各自抱着自己面前的碗，指尖捏着干饼，一点点往小里掰，掰得越碎越好，讲究的人能掰得跟大米粒似的——为的就是让羊汤能充分渗进馍里，滋味才够足。一边掰馍，一边唠嗑，酒喝着，小菜吃着，这才是西安泡馍的正宗吃法，也才透着那股子老西安的烟火味道。
一见到小毛，我心里那点惦记就忍不住冒出来，开口就问：“咱去日本那事儿，有谱没？还能成不？”小毛夹了口凉菜，慢悠悠地答道：“我也说不准，前阵子见过康老师一次，他没说啥准话，就让再等等，急也没用。”酒过三巡，小毛话锋一转，问我：“你现在也在西安待着，不回宝鸡了，往后有啥打算？”我轻轻叹口气：“暂时没有打算，先踏实练功呗，主要还是想等康老师的信儿。”
小毛懂我的心思，接着说道：“要不你先来我们剧团干段时间？我跟团长说说，先给你们整个临时工的活儿，不光有工资，出外演出还能拿补助。等熟络了，说不定有机会把你的手续给调过来。”
我刚要张嘴答应，小明就抢着插了话：“你们五一剧团调人，哪有我们尚友社方便！我看你和大猪，不如先来我们这儿！我明天就跟队长说，就这么定了！”说着就拍了拍我的肩膀，拿起酒杯在桌上轻轻一磕，仰头就爽快地喝了一杯。
小明这人本就豪爽，说话大不咧咧，心里想啥就说啥。他人不算瘦，稍稍有点胖，可别瞧他胖，功夫却半点不含糊，翻跟头能翻好多样，还不重样，每一个动作都格外利落。
正说着，服务员就过来了，把我们掰好馍的大碗一一收走，送进后厨烩汤。几个人的酒杯又凑到一起，“当啷”一声脆响，你一言我一语地唠着，说的都是练功、演出的家常琐事，杯盏之间，全是弟兄们的热乎情谊。那时候我心里就一个念头：不管哪个剧团，哪怕剧种不一样，只要能把手续调到西安，我都愿意从头学起。
没过两天，小明就兴冲冲地找上了我跟大猪，脸上挂着藏不住的笑意，开口就说：“我跟队长杨三榆老师说过你俩的事儿了！杨老师想见见你们，咱现在就去！”说着，便领着我和大猪，快步往杨老师的办公室走去。
杨三榆老师个头不算高，脸上总挂着温和的笑，说话也爱打趣儿，既是秦腔一团的头牌武生，还兼着演员队的队长。虽说我和大猪跟杨老师不算熟络，可他对我俩的情况却十分了解——不光知道我们是《十八罗汉斗悟空》里的两个罗汉，就连之前我们在尚友社蹭场地练功的日子，他也常看在眼里，所以对我俩格外认可，也十分看好。
进屋聊了没两句，杨老师就主动提起了工资的事儿，问我们俩有啥要求。我跟大猪对视一眼，心里满是拘谨，哪儿敢提啥要求啊，能有个地方收留我们就知足了，忙不迭地说：“没啥要求，杨老师，我们啥都听您的。”杨老师当即拍了板，干脆利落地说：“那行！你们明天一早就到团门口报到，先跟队去外地演出一个星期！”
我和大猪互相看了看，满是惊喜，万万没料到事儿定得这么快，忍不住追问：“杨老师，我们用不用带行李啊？”杨老师笑着摆了摆手：“不用带，咱出去演出，那边早就给准备好床铺了，啥都不用操心。”
我当时心里就暗自琢磨：到底是西安的大剧团，跟我们宝鸡剧团比起来，真是不一样——人家竟能跟对方谈得这么妥帖，连吃住行都全包了，是真够牛的！
回到家，我把这事儿一五一十地跟父亲说了。当提到杨三榆的时候，父亲手里的扇子慢悠悠转了几圈，缓缓接过话茬：“这个人我知道，虽说没见过面，可早有耳闻。听说他在尚友社是实打实的好武生，功夫很硬，是个有真本事的人。”
母亲在旁边择着青菜，嘴角始终挂着笑意，眉眼间满是欣慰：“那你就先在那儿干着，总比在家闲着强！往后不管哪个团有了转正的名额，说不定就能轮到你。”说着，又忍不住念叨：“自己能挣钱，这也是件好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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