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83年3月17日,恩格斯在伦敦海格特公墓的马克思葬礼上发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他指出:
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被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和宗教等等。
其实,这也并不是马克思的首次发现,早在2000多年前,春秋时期的思想家管仲就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2023年1573国宝窖池450岁时,笔者有幸与单霁翔院长一起讨论酒文化时,单院长说“人在吃饱喝足前只有一个烦恼,而只有在吃饱喝足之后,才会有无数个烦恼,然后……才会有艺术”。
作为自然意义的酒,是远远早于人类历史的。当地球上第一个单细胞微生物啜饮着单糖分子,转化生成乙醇和二氧化碳的时候,从本质上讲,自然界的酒就产生了。后来,猿猴发现了酒,再后来,人类主动利用曲和糵(《尚书·说命篇》“若作酒醴,尔惟曲糵”),酿造出了酒,酒进入了人工参与酿造的第二个阶段,这就属于人类利用自然所进行的创造发明了。

△泸州老窖“甘醇曲”
而作为社会意义的酒,是与人类历史相伴相生的,因为是人赋予了酒以音名、文字、意义和它所有的规定性。虽然少部分动物也可能会喝酒,如猴子、大象等,但它们并不懂得喝酒的精神意义,也不会形成丰富的酒文化内涵,因此,画家黄永玉说“喝不喝酒是人和动物的最大区别”,诚哉斯言!
这就把酒与其它液体饮料和食品严格区别开来了,从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上讲:
——酒是沟通人神界的桥梁,是从人性的此岸通往神性彼岸的媒介;
——酒是人与人之间的“礼仪媒”和“规矩液”,可以说,酒及其隐藏在其背后的一整套社会礼仪规则,就像亚当·斯密那双无形的手一样,在规范着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严苛而又深富人情冷暖;
——而酒的酿造又是人与自然“完美合作”的产物,是“天地人共酿”的生命之水,是农耕文明的智慧产物,也是科技发展下的当代精神饮品。

综观人类所有的饮品和食物,似乎只有酒涉及上述三种关系,即:酒之于人与神的关系,酒之于人与人的关系和酒之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今天,我们试图作一一解析。
有别于其它饮品,酒能够明显刺激和兴奋我们的大脑神经,从神经元到小脑、额叶皮层,到海马体等,干扰神经递质的平衡,从兴奋到抑制,饮用者也就表现为从微醺到酩酊,从神经亢奋到反应迟钝的过程。
而我们的祖先并不清楚其中的科学原理,他们把饮酒带来的这一神奇体验,迁移到酒本身,从而把酒视作神灵之物,酒不是神,但饮酒可以让人迷醉,达到一种与神对话的境界,酒也就具有了贯通人神、连接生死、承载德性的神圣作用。
在哲学层面,酒是超越理性,达至神性的通道。如道家视“醉”为“返璞归真”之境,刘伶《酒德颂》中“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正是借酒破除礼法桎梏,达致“与道合一”的精神彼岸。
儒家虽重节制,却将酒纳入“乡饮酒礼”“燕礼”等仪典,以“三献”之序,使敬酒、酬酢成为伦理秩序的具象展演,最终实现“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的天人感应。
佛家虽倡导戒酒,但酒戒被视作“遮戒”,与其它“四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则有着根本的不同,前四戒属于“性戒”,行为本身就属于恶行;而“不饮酒”则属于“遮戒”,是为了防范过失、保持心智清醒而设立的戒律。
酒之挥发香气,被古人视为“魂气上达”;醉态迷离,则被理解为“神魂出窍”——这些物质特性,使酒被赋予了形而上的通灵意义。
这就为酒延伸出了另一项核心功能——祭祀。因为祭祀对象是神,当然也包括祖先,酒也就自然成为了与神沟通的桥梁,酒可以通神,也是人们用来表达超越自身、不可控制的力量的一种敬畏之情和顶礼膜拜的媒介。同时,古时因粮食有富余才能酿酒,故酒是珍稀之物,是富贵和财富的象征,因此,也被选用来祭祀先祖,以表达虔诚和缅怀。

△泸州老窖酿酒所用的糯红高粱
祭祀用酒的制度化,根植于周礼体系。《周礼·天官·酒正》明确区分“清酒”为祭神专用,“秬鬯”则为黑黍所酿、色如玄冥之酒,专用于郊祀天地、宗庙告祭。《左传》载“秬鬯一卣”,为天子赐予功臣之重器,象征“德被神佑”。
祭祀核心仪式为“三献礼”:初献、亚献、终献,层层递进,以示敬诚。关键动作“酹酒”——将酒洒于地,使神灵“受享”,《礼记·郊特牲》称:“既灌然后迎牲,致精洁也。”写到这里,或许你更能理解,为什么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写道“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毛泽东主席在《菩萨蛮·黄鹤楼》中写道“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这个“酹”字遣词之精准,绝不能换作他字。
而“包茅”缩酒之仪,更将酒之澄澈视为神灵降临之迹:深色秬鬯经白茅渗滤,如天光垂降,构成视觉化的神人沟通图景。
精美的酒器则是酒礼仪式的延伸。所谓“藏礼于器”,如《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
今天我们考古发现,无论是9000年前的贾湖遗址,还是红山文化、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以及5000年前的良渚遗址等等,都考古出大量的酒具酒器,尤其是到了商周时期,代表祭祀最高的礼器,几乎都是酒器,如盛酒器(尊、卣、壶、觥、彝)、温酒器(斝)、饮酒器(爵、觚、角、觯)等,造型精美,功能多样,等级分明。青铜爵、尊、卣形制庄重,纹饰饕餮、夔龙,象征通天之力;兕觥为兽形酒器,专用于重大祭典,是“神人共饮”的实体化象征。《诗经·大雅》有“兕觥其觩,旨酒思柔”,正是礼器与酒德并重的写照。



△图1为乳钉纹铜斝,出土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现存于河南博物院,是中国已知最早的青铜礼器之一;图2为四羊方尊,出土于湖南宁乡炭河里遗址,是中国国家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是中国十大传世国宝;图3为“天黾父庚”饕餮纹铜觚,是泸州老窖博物馆十大精品文物之一
从庙堂至民间,酒的通灵功能持续延展。春秋二社,村民共饮“社酒”,谓得神佑;清明墓前酹酒,非为浇奠,实为“阴阳信物”,使祖先“仍享人间烟火”;除夕家祭,设空座、置酒馔,待先人“先饮”,体现“事死如事生”的伦理观。
酒,自“天之美禄”始,经礼制淬炼,终成“从此岸通彼岸”的文化桥梁。它不单是物质之饮,更是精神之仪、德性之象、生死之约。在每一次酹酒、每一场家祭、每一缕升腾的酒香中,古人以最朴素的物质,完成了最深邃的超越。
从酒被“天选”为祭祀用品,酒器用来表达尊卑等级时,酒就有了“礼”的属性,因为祭祀是礼的最高表达。《汉书·食货志》:“百礼之会,非酒不行”,并非仅仅讲酒之功用,实为华夏礼乐文明的核心隐喻。酒,非止为饮,乃礼之形、德之器、人伦之镜。《礼记·礼运》云:“礼之初,始诸饮食。”酒自原始祭祀始,即为通神之媒。
周人以玄酒祭天、醴醆奉祖,《诗经·小雅·宾之初筵》详细记载了宴礼的全过程:初筵“左右秩秩”,宾主肃穆;射礼“大侯既抗,弓矢斯张”,以技助礼;及至“钟鼓既设,举酬逸逸”,酒行有序,礼成于节,这不是简单的宴饮,而是“以洽百礼”的神圣仪式。
《论语·雍也》载“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孔子并非悲叹酒器之失,而是感慨周礼之崩塌。孔子遵循周礼,是周礼的坚定维护者。《论语》中有五次讲到酒,其中《论语·乡党》载三训:
“惟酒无量,不及乱”——非关酒量大小,喝多喝少,坚守“不乱”的底线:不乱于序、不乱于德、不乱于性;“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尊老爱幼,长幼有序;“沽酒市脯,不食”——重点强调食品安全。
另外两处分别是《论语·为政》中,子夏问孝“……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其实,讲的还是酒礼;而《论语·子罕》中提到“……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不为酒困”是说君子要主宰酒,成为酒的主人,而非困顿于酒,成了酒的奴隶,那些酒后撒泼、使酒乱性、酗酒成瘾、醉酒失德的人,显然都没有听到孔子的忠告。
《论语》中孔子关于酒的“五训”,构建起了儒家的“酒德”体系。凭此“五训”,明代大儒袁宏道在《觞政》中,把孔子尊为“觞宗”,即饮酒之祖的意思。
所谓“水因地险,酒因人险”,酒为礼之载体,岂是放纵之借口,更不能把这些行为糟粕归结于酒的过错。
汉承周礼,酒成国家礼制之枢。羲和鲁匡奏言:“酒为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祭祀用酒,必正其位;宴飨行礼,必循其序。《诗经·宾之初筵》“饮酒孔嘉,维其令仪”,正是对酒礼的最高概括——酒之可贵,不在其味,而在其“仪”。
“座中客常满,杯中酒不空”,酒,是天地人神沟通的媒介,是长幼尊卑的秩序之镜,是君子涵养的道德测试仪。无酒,则礼无以形;无礼,则人无以立。
“酒以成礼”,酒作为维护社会规则礼仪的媒介和载体,只是论证了酒之于人与人的关系的一半,另一半则是人与自我的关系。前者为“尊礼”或“悦人”,而后者为“忘忧”或“悦己”。
有一句谚语说得好,“在水里,你看到的只是自己的脸,但在酒里,你能照见内心的花园”,酒成为照见自我精神之镜,或自我和解,或酒以忘忧,或达忘我之境,或醉里得真如……
孤独时,善于学会独处,与天地为席,以月影为友,“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月下独酌·其一》)。“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苏轼《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东坡夜饮回家敲门,家童不应而并不迁怒,且倚杖听江声,酒是从孤独通向寂静的门扉。
忧愁时,酒以忘忧。“穷愁千万端,美酒三百杯。愁多酒虽少,酒倾愁不来”(李白《月下独酌·其四》),虽然也有“举杯销愁愁更愁”的时候,但“谁能春独愁,对此径须饮”(李白《月下独酌·其三》),“径须喝”便是了。陆游也说“闲愁如飞雪,入酒即消融。好花如故人,一笑杯自空”,酒是化解烦忧的一剂良药。
最极致的消愁,就是达到一种“忘我”之境,与天地为一,融入大自然之中。“醉后失天地,兀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乐最为甚”(李白《月下独酌·其三》)。或“醉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唐温如《题龙阳县青草湖》)一醉忘形,不知天水相接,唯见星河倾覆于舟中,这不是幻境,是心与宇宙同频的澄明之境。

以上种种,借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来分析,即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真我”和“超我”,酒给人带来的迷醉,可以有助于“我”在“真我”与“超我”之间自由的切换和游走,卸下了包裹在“自我”身上的各种伪装或束缚,也不需要顾及他人心中的“他我”印象,真实的回归“本我”或“真我”。
另一方面,当酒至微醺时,此时人的思想与艺术反而没有了世俗的束缚与限制,达到一种自由之境,酒激发人的创意灵感与艺术张力,达到“醉里得真如”的艺术境界,李白诗歌、张旭草书、裴旻剑舞、王羲之醉书《兰亭》等,无不是在这种境界下完成的神作。
而当酒至酩酊之时,最底层的那个“超我”冲破了层层阻碍,爆发了,于是“醺醺然,小民亦大矣,飘飘忽,世界亦小哉”(魏明伦),人在酒后的虚妄与幻境之中实现了马斯诺的第五个层次(自我实现)的需要。
故而,“人间路窄酒杯宽”(辛弃疾《鹧鸪天·吴子似过秋水》),宽的不是酒杯,而是饮酒之后的心灵自由。酒,由此成为中国文人精神世界的“第三空间”,而“醉乡”也成为与“西天佛国”(佛教)、“大同”(儒家)并列的国人的第三个精神世界。
酒之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在“酿好酒”和“饮好酒”(这里单指生理层面,而非上文所述的精神层面)两个角度。
酒初为天酿,农耕文明后,随着技术的进度,人工参与的程度越来越重,但即便酿酒科技发展至今——人类不断对酒曲的改良,对酿造微生物的筛选和驯化,对发酵机理的深化认知,对酒体微量成分的精准量化,以及对成品质量的完美品控等等,酿酒仍然离不开产区风土地理,自然微生物等,而不像其他行业几乎可以完全实现异地复制,异地生产。
“天地氤氲,万物化醇”(《周易·系辞下》)。酿酒是最能体现“天人合一”“天人同酿”的行业,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像酿酒行业这样对自然规律有着超凡的敬畏和顺应,顺天时、敬人事、法自然,“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严格遵循二十四节气时令,或“续糟配料,四季发酵,年复一年”(浓香),或“端午制曲,重阳下沙”(酱香)……也没有任何行业像酒业一样,因酿造地理风土的差异而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和风味,“北国清香酿千秋,南疆茅泸酱浓型。西域青稞高原珍,东部江南黄酒醇。一方物候一方酒,华夏酒香异纷呈”。
从饮酒的生理角度看,一是酒在人体内的消化机理,二是饮酒健康和健康饮酒,这里,我们重点讨论第二个问题。
1948 年,联合国(通过其专门机构世界卫生组织 WHO)对“健康”的核心定义是:“complete physical, mental and social well-being,即身体、精神和社会适应的完好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 ,该定义至今未作官方修改,这就构成了三个层级的健康观:
第一层级是生理健康,生理机能正常、无疾病或虚弱状态,具备基础体能与抵抗力;第二层级是心理健康,情绪稳定、认知正常、自我认知清晰、能应对压力并保持积极心态;第三层级是社会关系的和谐健康,社会适应良好,能有效适应环境变化,建立和谐人际关系,在社会中扮演适宜角色并参与社会活动。三个“健康”之间唇齿相依,相互影响,只有三个层级都健康,并动态平衡,才算真正的健康状态。
按联合国标准的健康概念,或许能更好地解读酒对于健康影响的正面意义:
一、适量饮酒有利于活血化瘀,舒筋活络,酒是最好的中药溶剂,酒中的微量成分是人体必需的健康元素等,这些都已是不争的实事;
二、酒更大的健康价值或许表现在第二个层级,心理的健康,酒以解忧消愁,没有什么比心情舒畅、神清气爽更有利于健康的了;
三、“溪流绕石而过,终将石头打磨光滑。美酒在友人间传递,世间温暖人心”,哈佛大学“格兰特研究”(Grant Study)持续跟踪了 268 名哈佛男性长达 80 余年,告诉了大家一个事实——那些活得更健康、更快乐、甚至更成功的人,都是人际关系良好的人。这个人际关系不是指朋友多寡,而是指他与自己在意的人的交往过程中,获得了充分的爱和依赖,他觉得不孤单。无独有偶,英国牛津大学心理学家罗宾·邓巴教授,也撰文《(适度)饮酒的实用益处》倡导:男性每周至少要和朋友聚会喝两次酒,才能保证身心健康。

△酒具有的“健康养生”功能
苏轼贬谪儋州期间,作《浊醪有妙理赋》,全面叙述了苏轼的饮酒观,认为酒的妙用在于使得内心达到清静无为的状态,全赋以酒喻人,深刻阐发了“以酒为命”“酒近于道”的要义。今笔者不揣浅陋,试图简析酒之于人与神、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关系,以飨读者。

“万事可忘,难忘者刻骨铭心一段;千般易淡,未淡者泸州美酒三杯。”三个关系,且向读者敬献三杯国窖美酒,干杯!
原载于泸州老窖·国窖1573研究院《智库观察》2026年7月刊(总第6期)
文 | 李宾
一审 | 王燃
二审|戴静文
三审|李宾 赵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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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品味泸州老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