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走的那天，我正在离家一千多公里的城市出差。

住在一家老旧的宾馆里，房间的床头柜上摆着一台仿古的收音机，胡桃木色的外壳，旋钮锃亮。我本不想碰它，可那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总觉得房间里少了点什么。于是伸手拧开，滋啦一阵电流声过后，飘出来一段沙哑的戏曲。

是黄梅戏，《天仙配》。

奶奶最爱这个。她年轻时在村里的戏台上唱过七仙女，嗓子亮得像一挂银铃。后来老了，嗓子哑了，可每逢电视里放黄梅戏，她还是要跟着哼，哼着哼着就笑，说我爷爷当年就是听完她唱戏才托人来提亲的。我爷爷坐在旁边剥花生，头也不抬，耳朵根红红的。

那段戏唱到一半，窗外忽然刮了一阵风。窗帘鼓起来，像有人掀开一角往里看了一眼。我打了个寒噤，明明是九月的天，却冷得厉害。我把收音机关了，缩进被子里，可耳朵里还盘旋着那段调子，咿咿呀呀的，怎么也赶不走。

其实那几天我一直在分心。开会的时候走神，饭吃到一半就放下筷子，总觉得有什么事悬在那里，像一只还没落地的鞋。我给家里打过电话，父亲接的，说奶奶这几天精神特别好，吵着要吃糖炒栗子，还自己拄着拐杖走到巷口去买了。父亲说的时候语气轻快，可我在这头听着，喉头却发紧。

我见过那种精神的。母亲走之前也是这样，前一天忽然来了胃口，喝了两碗粥，还让我陪她去阳台上晒了太阳。她眯着眼看天，说今天的云真好看，像一群羊。第二天她就走了，走得悄无声息，像一片叶子从枝头松开手。

我想起这些，心里咯噔一下。

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里我回到了老家的堂屋，奶奶坐在那张老藤椅上，膝盖上摊着一双没纳完的鞋底。她埋着头穿针，针脚走得细细密密的。我喊她，她抬头看我，眼睛亮亮的，嘴唇动了动，却没有声音。然后她从针线筐里摸出一粒糖，剥了糖纸，递到我嘴边。我咬了一口，甜的，可是甜着甜着就咸了。

醒来的时候手机正在震。

父亲的声音从话筒里传过来，像是隔着一条很宽的河。他说，奶奶走了，今天早上五点的事。走的时候很安详，手边还放着那双鞋底，半成品的，差三针就收边了。

我没哭。只是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楼下有人在唱戏，大概是哪个晨练的老人，提着一台小录音机，放的也是黄梅戏。调子断断续续的，在风里飘着，像一根扯不断的线。

回家以后我去看奶奶的房间。那双鞋底还在，被人细心收好，搁在枕头上。我拿起来，针眼还留着一截白线，最后一针停在脚后跟的地方。我把那三针替她缝完了，针脚笨笨的，歪歪扭扭的，可我缝得特别慢，一针一停顿，像在等她喊我一声。

奶奶的收音机还摆在五斗橱上，一台老式的红灯牌，天线歪了，旋钮上缠着橡皮筋。我拧开它，滋啦半天，调到了一个频道，放的还是戏。一个女声在唱，嗓子亮亮的，我听着听着，忽然觉得那就是奶奶二十岁时的声音，清清凌凌的，穿过几十年的光阴，穿过那一千多公里的路，落在我耳朵里。

人走了以后，东西还在。那些物件替他们活着，替他们说没有说完的话。奶奶的针线筐里还搁着半卷糖纸，爷爷的茶杯底还留着半口茶渍，母亲叠的被子折痕依旧分明。它们不吭声，可在某个安静的黄昏，你拿起一只旧收音机，拧开，忽然就听见一段熟悉的调子，像一只手轻轻地拍了拍你的肩。

到那时候你才知道，有些告别不是一句话，而是一粒糖、一截线头、一段沙哑的唱腔。它们被妥帖地藏在日子里，等你哪天猛地撞见，心口一热，眼眶一酸，然后你低下头继续走路，心里却不再空落落的了。

奶奶最后那三针，我替她缝完了。鞋底如今收在柜子里，我偶尔拿出来看一眼。针脚虽粗，可踏踏实实的，就像她这辈子，走得慢慢的，却每一步都踩在我心上。

窗外又有风，吹着窗帘一鼓一落的。我好像听见她又在哼那支戏了，哼着哼着，就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