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风雨半生路,一纸流年一纸书。
《半生风歌》是我的原创纪实自传,所有内容均为亲身经历,记录乡土岁月、人生磨砺、职场打拼的真实过往,没有虚构加工,文笔朴素,满是岁月温度。
徐晓红的户口和工作办得比预想中顺利,赶在6月结婚前都落定了。父亲别的本事不好说,办这种事确实是他的强项。我们在矿务局化工厂租了间房,就一间,算是婚房。
成家以后,日子就不一样了——房租、水电、买米买面,一样一样都得算计着来。
民政局的通知迟迟不下来,父亲那边的煤矿也指望不上——还是那个老样子。徐晓红安排在矿区粮食局上班,工资不高,但好歹稳定。我一个大男人,总不能天天在家坐着,让媳妇养着。
思来想去,只能先找活干。
有个同学介绍,说他姐夫有门路,能用小平车给矿务局家属院送烧火煤。活儿没啥技术,就是去煤场装车,一车一车往各家院子里拉。送一车两块钱,挣的是力气钱,但只要舍得下力气,一天下来也能挣个十块八块的。
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第一天去煤场,我才知道这活儿有多难干。
天不亮就得起来,拉着借来的小平车到煤场。煤场在南郊区平旺乡狼儿沟的一片空地上,煤堆得像小山一样高,风一吹,煤灰满天飞,呛得人喘不过气来。
装煤看着简单,其实有讲究。铲子得斜着插,用力要匀,一铲一铲往车上甩。一车煤七八百斤,装满了,车把沉得像拴了块石头。我咬着牙把车从煤场推出来,胳膊上的青筋绷得老高。
送煤的大多是本地人,住在矿务局周边平旺乡的村子里。他们几个人一伙,抱成团,干活的路数、说话的口音,都跟外面人不一样。我操着一口河北话,在他们嘴里就成了“侉子”——土里土气的“河北侉侉”。
第一天,我就被欺负了。
煤场的运煤通道很窄,只能容一辆车通过。大伙儿在煤场门口排着队,等着装车。我排在最后面,老老实实地等着。
排在我前面的一个黑脸大汉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上下打量了一番,问:
“你是哪儿的?”
“南郊区的。”我说。
他咧嘴笑了:“南郊区的?听声音就是河北的吧?河北侉侉也来抢活了?”
旁边几个人都笑了。
我没敢吭声,只能攥着车把在队里干等着。
轮到他装车的时候,他慢慢悠悠地装,装完了又在门口磨蹭,点烟、跟人聊天,就是不挪地方。后面的人急得直按铃铛,他装作没听见。
好不容易轮到我了,我赶紧装车,装完就往家属区赶。可到了家属区才知道,好一点的地段早就被他们“包”了——哪家的煤由谁送,都是定好的。我一个外来的,连门都摸不着。
转了一上午,挨家挨户地问,一车煤都没送出去。
下午硬着头皮又去了煤场,结果被那个黑脸大汉堵在门口。
“侉子,我告诉你,这边的活儿是我们的,你识相的就别来。”他指着我的鼻子,“再让我看见你,别怪我不客气。”
我没说话,推着车走了。
第二天,我换了一个家属区,想着避开那帮人。好不容易接到一单活,是一户老两口,住在三楼。我扛着煤袋子一趟一趟地往上爬,爬了十几趟,累得腿都软了。老两口看我辛苦,多给了我一块钱,还倒了一碗热水。
我端着那碗热水,心里热乎乎的。
没安稳两天,第三天我在送煤的路上,被那伙人撞上了。
那是一个慢上坡路,我正弓着腰推着车往上走,突然身后一阵急促的车轮声。没来得及回头,车尾猛地被顶了一下。我的车猛地往前一冲,车把脱手,整辆车翻倒在路边,煤撒了一地。
我摔在地上,手掌蹭破了皮,火辣辣地疼。
“哎哟,不好意思啊,没刹住。”——平车哪来的刹车,他分明是睁眼说瞎话。撞我的人正是那个黑脸大汉,他站在自己的车旁,笑呵呵地看着我,脸上没有半点歉意。
他身后还跟着两个人,都笑嘻嘻的,像看热闹一样。
“你故意的!”我从地上爬起来,瞪着他。
“故意的怎么了?”黑脸大汉把脸凑过来,“侉子,我说过,这边的活儿是我们的。你不听,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我盯着他那张黑脸,胸口的火直往上蹿。在部队的时候,我也是打过架的,怕过谁?
可我又想起爷爷的话——骨头要硬,但不能莽撞。 他们人多,这里是他们的地盘,我打不过他们,也惹不起他们。
我蹲下来,把撒在地上的煤一块一块捡回车里。黑脸大汉看了我一眼,哼了一声,带着人走了。
那天回到家,天已经黑透了。我推开门,徐晓红正在炉子边坐着,见我回来了,站起来说:“吃饭吧。”
“嗯。”
她看着我,皱着眉:“你手怎么了?”
“没事,蹭了一下。”
她没再问,转身去盛饭。
我坐在桌前,手还在抖。不是怕,是气的。
可我什么也没说。
送煤的活儿干了不到一个月,我就干不下去了。不是吃不了苦,是实在挣不到钱。那伙人把近处的、好送的活全占了,能抢到的越来越少,有时候一天下来连饭钱都挣不够。
最后一次被他们撞翻车的时候,我蹲在路边,看着撒了一地的煤,突然想起小时候,在地里偷玉米的事。那时候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虽然穷,还不至于这样被人往死里挤兑。
可现在呢?
我叹了口气,把煤一铲一铲装回去,推着车回了煤场,把车还了。
送煤的活不干了,可日子还得过。
一个河北老乡听说我在找活,介绍我去老乡的包工队干建筑。工地在市郊,离我租的房也不远,正在盖一栋六层的家属楼,什么活都有——搬砖、和泥、扛水泥、绑钢筋。
“小工,啥都干,一天八块,管三顿饭。”老乡说。
我想了想,一天八块,一个月就是二百多,比送煤强。去。
建筑工地的苦,跟煤矿的苦不一样。煤矿是阴冷潮湿、暗无天日;建筑工地是烈日当空、尘土飞扬。可有一点是一样的——都是下死力气换活命钱。
第一天,工头让我搬砖。
工地上没有电梯,砖要从一楼搬到六楼,一趟一趟地爬。我找来一副背砖架,把砖一块一块码上去,一次背三十块。三十块砖,七八十斤,压在肩膀上,从一楼爬到六楼。脚手架搭的梯道又窄又陡,走起来晃晃悠悠。
一上午,我背了十几趟。
到中午吃饭的时候,肩膀已经磨破了皮,衣服粘在肉上,一动就疼。我蹲在工地的角落里,把衣服轻轻揭开,露出血红的肩膀,用凉水冲了冲。
午饭是一锅白菜炖粉条,馒头随便吃。白菜炖得稀烂,没油水,不过盐倒是放了不少。我咬着牙往嘴里塞,再难吃也得吃,不吃就没力气干活。
下午的活更重——和水泥。
水泥、沙子、水,用铁锹翻来覆去地搅和。一摊水泥几百斤,翻一遍就要出一身汗。水泥灰呛得人睁不开眼,手上、脸上、衣服上全是灰,汗水一出,整个人像个泥猴,像是被水泥洗过一样。
一天十几个小时,除了吃饭,基本没有休息。工头扯着嗓子喊:“快点!快点!别磨蹭!”
我不敢偷懒,也不敢慢。怕被骂,更怕被扣工钱。
可干了一个多月,一分钱没拿到。
我去找包工头,一个四十多岁的胖子,坐在简易棚里喝茶。我站在棚子外面,喊了一声:“老板,工钱啥时候结?”
他头也没抬:“急什么?活还没干完呢,干完了一块结。”
“可是已经一个多月了……”
“我说了,干完一块结。你要是急,就别干了。”
我站在棚子外面傻傻地等着。等了一会儿,他没再说话,我也没再问,转身回去了。
回去跟老乡说,老乡叹了口气:“工地就那样,拖欠工钱是常事。你要是跟他闹,连活都没得干。”
“那怎么办?”
“再等等吧,等活干完了,大家一起找他,人多好说话。”
我咬着牙又干了十几天。
有一天,我被派去扛水泥。一袋水泥五十公斤,从楼下扛到四楼,一趟一趟地爬。那天天气热,工地上没有遮阳的地方,太阳晒得头皮发胀。
扛到第五趟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头重脚轻,眼前一阵发黑,腿迈不动了。我想扶着墙站稳,可手一软,整个人,连人带水泥摔在台阶上,砰的一声,扬起一片灰尘。我趴在楼梯拐角,膝盖磕在台阶棱上,疼得我整个人缩了一下。
“没事吧?”一个工友跑过来扶我。 “没事。”我咬着牙站起来,低头一看,膝盖上破了一块皮,血顺着小腿往下淌。
“要不,歇一会儿?”
“不用。”
我把那袋水泥重新扛起来,一步一步往上爬。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腿在抖,心也在抖。
那天收工的时候,我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在回家的路上。天已经黑了,路灯昏黄,照着空荡荡的街道。走了多久,不知道,就感觉两条腿不是自己的,机械地往前挪。
走到家门口,我停下来,靠着门框喘了好一会儿。膝盖上的伤口还在轻微渗血,裤腿粘在肉上,扯一下疼得直哆嗦。
我轻轻推开门。
徐晓红正在炉子边坐着,见我进来,站起来:“怎么又这么晚?”
“活儿多。”
她看了一眼,目光落在我裤腿上:“你腿咋了?”
“蹭了一下。” “蹭了一下?”她走过来,蹲下来把裤腿卷上去,看见膝盖上那片血痂,
愣了一下,“这叫蹭了一下?你这是咋弄的?”
“摔了一跤。”
“摔跤?”她站起来,看着我,“你到底在干啥活?天天一身水泥,一身灰的,回来也不说。”
“就是工地上的活。” “工地上?你不是说在同学姐夫那边帮忙吗?”
我没说话。
她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突然转过身去,背对着我,声音低了下来:“你是不是又换活了?”
“嗯。”
“干啥活?”
“……建筑。”
“建筑?”她猛地转过身来,“你说你去干建筑了?那个活你干得了吗?那是人家干了半辈子的农民工干的活,你能吃得消?”
“还行。”
“还行?”她指着我的腿,“这叫还行?”
我没吭声。
她站在那儿,眼圈红了,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说了一句:“你别干了。”
“不干咋办?不干哪来的钱?”
“钱钱钱,你就知道钱!”她的声音一下子高了,“你把命搭进去,挣那点钱,够干啥的?”
“那你说我能干啥?”我的声音一下子高了,“民政局的通知下不来,你让我在家坐着?我一个大男人,让你养着?”
“谁让你养了?我上班挣的钱够咱俩吃饭!”
“够吃饭?够交房租?连回你娘家的路费都不够?”
她愣了一下,没再说话。
我知道,我说中了她的心事。她的工资不高,扣掉房租和日常开销,所剩无几。
我俩都不说话了。屋里只有炉子里的火苗在呼呼地响。
过了好一会儿,她抹了抹眼睛,转过身去,说了一句:“饭在锅里,你自己盛。”
然后进了里屋,把门关上了。我站在外屋,看着那扇关上的门,站了很久。
我机械地盛了饭,坐在桌前,一口一口地往嘴里扒。饭是热的,菜也是热的,可我吃不出凉热,只尝到了咸味。
岁月不言,见证所有艰辛与成长。
半生起落,皆是人生最珍贵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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