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初，我回老家参加侄儿婚礼。热闹几天后，便与弟弟的女儿诗语、妹妹一家，一行六人，沿雅西高速，往雨城去。

      雨城的夏天是泡在水汽里的，空气里浮着草木湿润的味道。我坐在妹妹家客厅阳台上，看窗外细雨如丝，把远山织成一幅水墨。可我无心看景。脚踝的酸胀像根细针，每隔几秒便扎一下，随时提醒它的存在。

     去年九月崴伤，县医院、市医院、省医院跑了个遍，医生口径统一：养，等。可至今十个月了，肿胀未消，痛感从脚趾蔓延到脚掌、脚踝，站着、坐着、躺着，走路、不走路，都疼。左足几个脚趾颜色加深，骨裂愈合后的无名趾常常莫名颤动。穿不了高跟鞋，走不了长路。家人说拖成老伤了，我嘴上不说，心里却压着石头。

      那天跟医生姐姐念叨这事，她说这么久了还没恢复，得去做理疗。一句话让我醒过神来——折腾快一年了，光靠“等”怕是等不出个结果。

      于是，到了雅安，第一件事就是挂市医院创伤骨科门诊的号。

      我把受伤的经过和这十个月怎么熬过来的，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医生。医生没多言语，开了四张检查单。等结果的那两个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脚踝的酸胀似乎比白天更清晰。

      待取了报告，医生看罢，指着片子说：“骨头没问题了，但关节面下和距骨有骨髓水肿，软骨也有损伤，好几根韧带都可能撕裂了，关节腔还有积液。”他顿了顿，“拖太久了。”

      我听得半懂不懂，只记住了“骨髓水肿““韧带撕裂”这几个字。原来十个月不消肿，里头已经折腾成这样了。

      医生接着开了些口服药和膏药，语气平淡：“先看两周，效果不好就做韧带修复手术。手术不大，但要打钢钉，你要有心理准备。”

      “钢钉”两个字像针一样扎进耳朵，我整个人都懵了。走出医院大门，阳光晃眼，心里却一片灰暗。十个月啊，所有大夫都叫我静养叫我等，我老老实实地等了十个月，等来的却是这个结果。

       回到妹妹家，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盯着窗外的雨发了很久的呆。手术、钢钉、十个月的徒劳，这几个词翻来覆去地在脑子里碾。

      当晚我给医生姐姐打了电话。她听后二话没说，直接联系了相熟的另一位主任医生。这位医生仔细看了检查报告，提出先进行康复理疗观察的建议。听到“先理疗看看”这五个字，像溺水的人终于抓住了浮木。至少，不用立刻面对钢钉了。

      理疗室里机器嗡嗡作响，电极片贴上脚踝的瞬间，电流密密地刺入皮肤。等了一年、熬了一年，如今终于不再被动地“等”，而是主动地“治”了。心里像卸了块石头，踏实了不少。每天按时理疗，不急，不慌，安安静静地等着脚好起来。

      这段时间，最辛苦的是妹妹。好不容易盼到暑假能喘口气，我们一来，六口人的饭食起居全落在她肩头。一早去买菜，满头汗回来又钻进厨房，中间还要腾出手来追那个满地撒欢的小外孙女，一天到晚像陀螺一样转。妹夫也没闲着，既要送诗语去青衣江训练，又要送我去医院，方向盘在他手里不知打了多少个来回。

       十二岁的诗语今年小学毕业，个头已蹿过一米六五，被雅二中皮划艇队挑中了。每天清晨七点准时起床，去青衣江上训练。桨起汗落，阳光一照，亮晶晶的。恍惚间还是那个扎着羊角辫、跟在我身后叫姑姑的小丫头，一转眼，竟已是青衣江上乘风破浪的少年了。

       家里最鲜活的，是妹妹三岁多的小外孙女。每天我从医院回来，她都颠颠地跑来，蹲下摸摸我的脚踝，仰起脑袋，奶声奶气地问：“疼不疼呀？”有时学着医生的模样，鼓起腮帮子朝伤处吹气，吹完还仰头邀功：“我把疼吹走啦！”她从小黏我，更黏诗语，整天跟在我们屁股后面打转，屋里但凡有她，笑声就从没断过。

       最热闹是晚饭时分。六口人围坐，小外孙女非要挤在我和诗语之间，攥着勺子满桌巡视，奶声奶气地发号施令：“婆婆吃这个！小姨吃那个！”我们佯装狼吞虎咽，说要吃光她家所有饭菜。她小嘴一噘，随即又扬起脸，眼睛弯成月牙，胸脯一挺：“吃不完的，我爷爷好多大红钱，吃完了又买。”满桌人全笑翻了。

       就在那一桌笑声里，我忽然释然了。脚上的伤像园中花草，总要熬过一季，才等得来新叶。既然走不了快路，便安心守着窗口看山、看雨、看云。理疗的酸胀、冰敷的刺痛、医生姐姐的关心、小外孙女吹气时的认真、一桌人围笑的闹腾……这些细碎的片刻，把原本寡淡的日子拼成了有光有暖的画卷。

       疼痛会退的，蹒跚会走的。但妹妹厨房里的油烟味，诗语桨上的水光，小丫头那句“大红钱”——这个夏天所有的温热，一直暖在心里，不会走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