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给他们送一车厢猪尾巴，”三姨说。
“这是一句中国谚语吗？”
正在给花儿除草的她抬起头来望着我问：“啥？”
“给他们送一车厢猪尾巴，”我重复道，“啥意思啊？”
三姨大笑起来，灰白的卷发在毡帽下跳跃。“就是送一车厢猪尾巴呗，就是那个意思。哎呀我的妈呀。”她飞来一个调皮的眼神，上嘴唇都快包不住参差不齐的龅牙了。“你刚不是跟我说中国从苏联买吃的？”
1945年8月，苏联红军洗劫了吉林水泥厂，三姨告诉我。现在那儿还是水泥厂，就是之前那个不断喷着黏糊糊颗粒弄脏行人衣服的地方。“日本子在那儿弄了些先进的机器。我们赶走了日本子，机器留下来自己用。但是苏联红军一直待到打完仗，想拿啥就拿啥，全拿走了。斯大林说这都是为了工厂安全，把工厂挪到苏联，美国人就拿不去了。后来他又送回来了。周总理给了他好多苹果和大豆。周总理就说：‘猪肉我们是没有，但是可以给他送一车厢猪尾巴去。’”
“所以说不是真的送猪尾巴去？”
“中国那前儿都穷成啥样儿了啊！”
三姨话锋一转，讲起了她弟弟的故事。她弟弟小时候在吉林城上学。她说那时候城门还在，但城墙和木头建筑都毁了。“几个月前你不是问我日本子占东北的事吗？我就跟你讲讲我记得的，”她边说边把我迎进屋。三姨夫给我们倒了几碗热气腾腾的豆奶。
“你问我那前儿这儿是啥样儿的，”三姨坐在炕边，打开了话匣子，“我还记得伪满洲国的事儿呢。我那时候还小，小日本就来了。他们干吗来的？我听现在的人说，他们是来挖矿的，还要修大坝。但修大坝和挖矿的都是咱中国人啊。你要是不干活儿，他们就打你，把你扔到死人坑里。”
“您见过日本人吗？”
“他们住在吉林市的一个区。我见过日本女人，穿着和服，背上还背着孩子。她们穿的鞋子是木头做的。那时候人行道都是木头的。那鞋子声音响着呢，哒哒哒。她们脸上抹着粉儿，吃得可好啦。她们的衣服都是绸子做的，穿着别提多好看啦。咱中国人呢，穿的都是旧棉袄，自个儿织的，自个儿染的色。我的裤裆经常扯烂，家里的毯子都是粗布做的，全是跳子。”
“那前儿我还在上小学。每天早上都要唱伪满洲国的国歌。唱的是伪满洲国国歌的颜色什么的，好像是这么唱的……”
她哼哼了个调子，还模模糊糊来了几句日语歌词，大意是：
我们的国旗飘啊飘，飘啊飘，红、蓝、白、黑、黄。
我爱我的国旗，国旗飘啊飘，飘啊飘。
“要是唱的不对，老师就要拿木头教鞭打三下手心。”她说。“我可不想手一直肿着。所以我还记得些日语。”她一口气用日语从一数到了十。
伪满洲国的五色国旗代表了五个民族，也就是整个东北地区，从长城到西伯利亚。大背景是芥末黄，模仿的是清朝的旗帜。但那条纤弱细长的蓝龙已经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左上角一个方块，里面有几个横条，红的代表日本，蓝的代表汉族，白的代表蒙古族，黑的代表朝鲜族。
“老师教我们说，我们是满洲人，不是中国人，”三姨说，“还说中文是满洲语。不能说中国怎么样怎么样，没有什么东西是中国的。在学校只教日语。每天早上我们都要站起来向老师问好，说‘嗨！’跟电视上一样，什么东西都是‘嗨’，还要敬个礼。午饭的时候，我们要用日语一遍一遍地说‘谢谢’。‘阿里嘎多，阿里嘎多，阿里嘎多。’放学的时候，我们也要敬礼，说再见。回家路上，我就又能说中文了。不过只有一年，1945年，伪满洲国就没了。”
叛军还没到吉林，他们的中国敌人就先进入了那座城市。
“国民党的军队很瘆人啊。先是七十七军，后来还有八十八军。他们跑到我们家里来抓壮丁。我爷爷做不动了，他们就经常打他。我爷爷特别不待见国民党。他们跑进我们家，我们得跪在他们面前。都是些混蛋。砍了我们的树烧柴火，还打我弟弟，把他的头都打破了。有十个兵，都围上去打他。哦，对，日本子也来过我们家，但就是巡逻，往里面看了一眼。但还是挺瘆人的。他们戴着头盔，手上还有带刺刀的步枪。但最糟糕的是在那之后。”
三姨戏剧化地压低了声音，低语道：“咔嗒咔嗒咔嗒。俄国人拉着马车来啦。我就坐在树上大喊‘毛子来啦’。女人们都躲进屋里去。大家把门窗关好，手上拿着棍子。有时候一辆车停下来，里面有两三个俄国兵，然后他们就跑到我们屋里看。他们把柜子什么的都打开，见啥拿啥，我妈的手表和金戒指都被拿走了。我们的狗朝一个兵叫，他就给了它一枪。但我舅舅把那个兵灌醉了，杀了一只鹅送给他，他就走了。”
三姨说，有一回，一个俄国人把邻居一个女人给强奸了。“他们说，完事儿后，他把她的腿绑在马后面，一路骑马拖着她，把她拖死了。”
为了避难，三姨的爹娘把她送到了荒地村。但依然危机四伏。“1948年，国民党和共产党在这儿的河那儿大干了一场。听到枪声我就躲在炕边上。那时候特别害怕。一颗子弹刚好打中了我们的窗户纸。晚上我们可不能点灯。灯全都灭了。我们只好睡觉。可是我睡不着哇，一整晚心都怦怦跳。我们睡在地上，就躲在窗棂下面。那时候我才七岁。”
接着八路军就进了荒地。他们和日本人、俄国人以及国民党的军队不一样，不会随便进入村民的家。“八路军就在院子里悄没声儿地坐着，在外面搭帐篷住。他们自己去提水，自己做饭吃，从来不打扰我们。那前儿窗户上都是糊的纸，没有安玻璃。有时候他们会去戳窗户纸，啪啪啪的，说：‘别怕我们。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我们不会欺负你们。’”
三姨模仿了几声冲锋号，然后唱了起来：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这首歌叫《义勇军进行曲》，是1935年一部电影的主题歌，电影表现了东北被日本占领后，做了亡国奴的东北儿女参了军，立志将日本人赶出中国。这首歌后来成为中国国歌。然而，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词作者田汉蒙冤入狱，惨死牢中。
三姨说，那十年的“国歌”是《东方红》。“每天日出日落都要用大喇叭放，全中国的农村都听得到。”她说着就唱了起来：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
呼儿嗨哟这个词让我很感兴趣，没有实际意义，只是语助词，有点像东北人感叹时说的哎呀我的妈呀。据说，《东方红》的歌词出自一个爱国农民，他还给一首民歌写了歌词：
芝麻油，白菜心，
要吃豆角抽筋筋。
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
哎呀，我的三哥哥！
三姨熟记很多歌谣的歌词。她脸上露出狡黠的微笑，说她们那一代必须唱歌。三姨夫站了起来，从炕和窗户之间窄窄的过道走过去开电视。又是斯诺克的比赛。他无聊地关了电视。家里朝南的窗户从他的腰那么高的地方一直到天花板。窗棂边摆着一溜盆栽。
“我来浇水，”他说，“你俩唠你俩的。”
“再唱一首就不唱了，”三姨保证说。不过我很喜欢她的表演。她的双腿吊在炕边，没有着地。毡帽和灰白头发包裹着的脸上没有一条皱纹，随着歌词内容露出或逗趣或严肃的表情。一口白白的龅牙像指挥棒一样升起又落下。
最后一首歌是《松花江上》，是这一带妇孺皆知的东北之歌，就像《牧场是我家》在美国西部一样。这首歌以1931年日本侵略东北为背景，唱出了所有南逃的东北人的心声。三姨唱道：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了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人人都会唱。”三姨说。
“您是什么时候学会的？小时候？”
“我不知道，”三姨回答，“生出来就到处有人唱。”
我笑了。在乡下，好像什么东西都是“生出来就到处有”。人人都是什么都知道。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殖民者的鞋哒哒哒。侵略军的马车咔嗒咔嗒咔嗒。内战的战场上血肉横飞。八路军轻轻戳着窗户纸，啪啪啪，说我们不会欺负你们。起来！起来！起来！东方红。呼儿嗨哟。1956年，荒地建村。
选自迈克尔·麦尔《东北游记》，何雨珈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版，仅供学习参考之用，版权归出版社及著译者所有。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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