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颂》从一首抗战烽火中的战歌演变为被广泛认同的文艺经典，其首要基础在于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创作与持续数十年的系统性传播实践。这一过程清晰地揭示了作品经典化建构的外部机制与历史路径。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在艰苦卓绝的敌后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延安指挥各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抗战。由此，无数热血青年突破封锁奔赴革命圣地，投入抗日宣传的实际斗争。郑律成（见图1）和莫耶（见图2）就是其中代表。

图1   郑律成      图2   莫耶

1938年3月，郑律成进入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在此之前，他并未专门学过作曲。虽然刚抵延安不久，但据郑律成回忆，“我深深地爱上这朝气蓬勃，充满了青春气息的延安。我日夜琢磨着，想写一支这样的歌：它应当是优美的、战斗的、激昂的，以它来歌颂延安。因为歌颂延安，就是歌颂革命”。音乐主题既成，就差一首歌词。恰巧，莫耶也于1938年调入鲁艺学习。据莫耶回忆，郑律成数次邀她创作歌词。1938年春的一个傍晚，两人站在鲁艺所在的半山坡。莫耶有感于在歌声中走向山野的队伍以及在夕阳映照下的宝塔与延河水声映衬下庄严宏伟的延安古城，当即提笔写下《歌唱延安》。郑律成接过歌词后的几天里时而倚窑低唱，时而登高放歌，最终谱就了这首发端于延安火热斗争生活、自诞生之初便具有集体性情感内核的歌曲《歌颂延安》。不久，《歌颂延安》在延安大礼堂亮相，由郑律成和女高音歌唱家唐荣枚共同完成演唱，获得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翌日，中共中央宣传部“要走了词谱，随后将其更名为《延安颂》”（见图3），并印发歌谱。

图3    《延安颂》手稿首页

作品经典化的关键推力来自多阶段、多层次的系统性传播。在抗战时期，《延安颂》的传播呈现出高度的组织化与主动性。歌曲经首演并获得肯定后，迅速通过鲁艺的教学（见图4）、抗大等机构的歌咏活动、油印歌本的分发以及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播送，在根据地内部形成了“饱和式”传播。更具历史意义的是其跨区域的渗透性传播。尽管在物资匮乏、技术受限的战争环境下，尽管面临封锁，《延安颂》仍以《古城颂》等化名，通过《新音乐》月刊（见图5）等进步刊物传播至国统区，甚至经爱国华侨与广播电台传唱至海外（见图6）。至此，《延安颂》不再仅是歌颂延安，而是在告诉中国人：有这样一个地方、一群人，正为民族存亡拼尽全力。这一阶段的传播，其核心功能在于构建一个以延安为中心、超越地理边界的“情感共同体”，使歌曲成为信仰与归属的听觉标识。

图4    郑律成在指挥鲁艺学员演唱《延安颂》

图5    1940年9月，《新音乐》月刊第二卷第三期发表化名为《古城颂》的《延安颂》

图6    1938年9月16日，《大公报（香港）》刊登《八一三歌咏队广播歌曲》

新中国成立后，《延安颂》的传播进入了体制化与仪式化的新阶段，其经典地位得以最终巩固和合法化。国家文艺体制承担了系统性再生产的职能：歌曲被权威出版社反复收录于各种革命歌曲选集；被纳入专业音乐院校和中学音乐教材，成为教育传承的固定内容；经由中国唱片社等机构录制，由数代歌唱家及专业院团演绎形成了权威且多元的视听版本（见图7）；通过作为影视作品的配乐，更实现了跨媒介的叙事强化；尤为重要的是，在历次重大纪念活动与国家庆典文艺晚会中，它被一次次地奏响，在反复的仪式化展演中被锚定为革命历史与主流价值的关键音乐符号。     

图7    1978年中国唱片社发行黑胶木唱片《延安颂》（延安老战士合唱团演唱的歌曲）；指挥李焕之、时乐濛，钢琴伴奏瞿维；唱片编号M-2336

综上，《延安颂》的经典化并非自发过程，而是一个在历史契机下发端并通过战时动员式传播与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体制化推广双重力量共同塑造的结果。其传播史正是一部从具体的革命动员工具逐步抽象升华为代表延安精神乃至中国革命精神的永恒文化符号的建构史。这为理解其经典地位提供了坚实的历史与社会学基础。

《延安颂》能够成为经典并持续产生影响力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成功构建了一种独特的美学范式：它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进行了有机融合。这种融合不仅超越了单纯的战时动员或情感抒发，更生成了一种基于“正义终将胜利”信念的、昂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气质。对这一美学特质的剖析，正是理解其艺术生命力与历史感召力的关键所在。

（一）从“战”到“战”：《延安颂》的“革命现实主义”

歌曲《延安颂》的“革命现实主义”气质并非孤立存在，它根植于抗战音乐深厚的战斗传统之中。抗战音乐孕育于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并在20世纪30年代与左翼音乐运动迅速合流，由此，其在诞生之初便被赋予了强烈的革命与救亡功能，成为动员民众、鼓舞士气最直接有力的武器。而《延安颂》正是延续了《义勇军进行曲》（田汉词，聂耳曲，1935年）、《救国军歌》（塞克词，冼星海曲，1935年）、《救亡进行曲》（周钢鸣词，孙慎曲，1936年）、《大刀进行曲》（麦新词曲，1937年）、《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凯丰词，吕骥曲，1937年）等抗战歌曲所奠定的“战斗性”传统。

在内容上，《延安颂》的“革命现实主义”体现为一种高度自觉的“写实”精神。这种“写实”聚焦于音乐的社会功能与现实意义。其歌词虽源于对延安“沸腾”景象的即兴抒怀，但其情感内核却牢牢锚定于“战斗”这一时代主题。歌词中诸如“千万个青年的心，埋藏着对敌人的仇恨”“无数的人和无数的心，发出了对敌人的怒吼”“士兵瞄准枪口，准备和敌人搏斗”等诗句（见图8），是对当时会聚延安的进步青年共同心理状态与敌后战场真实战况的精准提炼。歌词将个人抒情与集体命运焊接在一起，使得歌曲所蕴含的情感具有了不可辩驳的具体性和号召力，与《义勇军进行曲》等经典战歌共享着同一份时代的紧迫感与战斗意志。郑律成“音乐不单是为了娱乐，更重要的它是革命和战斗的武器”这一理念，也在此得到了充分实践。

图8    刊于1939年3月3日《导报（上海）》（第4版）的《延安颂》

在形式上，《延安颂》的“革命现实主义”体现在进行曲风格的中部上。中部音乐从前部四三拍大线条的抒情风格陡然转换至铿锵有力的四二拍进行曲风格，速度突快，节奏鲜明规整，音调激昂且充满冲击力，富有一往无前的动力感。这一音乐形态的骤变，使得歌曲的中部并非仅为实现音乐上或是情绪上的对比，其本身即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典型的战歌段落。尤为关键的是，这一曲调与歌词内容一道形成了高度统一的战斗叙事，其斩钉截铁的节奏和上行跳进的旋律进一步强化了歌词所宣示的战斗决心，二者共同塑造出果敢顽强的音乐群像。因此，《延安颂》的中部不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完全延续了局部抗战阶段音乐作品服务于现实斗争的“战斗性”音乐传统，是抗战歌曲“革命现实主义”特质在音乐本体上的集中呈现。这一相对独立的、功能明确的“战斗性”段落为全曲奠定了坚实的现实基础与情感支点。概之，《延安颂》的“革命现实主义”是以战斗现实为起点、以战斗胜利为指向，这种基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表达，正是它得以在烽火岁月广为传播的根本前提。

（二）由“诉”到“颂”：《延安颂》的“革命浪漫主义”

如果说《延安颂》的中部以其进行曲风格集中体现了“革命现实主义”的“战斗性”，那么其首部与再现部则开创性地构建了另一种抗战歌曲的美学维度，即“革命浪漫主义”的抒情与颂扬。这与同时期众多以抒情见长的抗战歌曲形成了既有关联又显著不同的抒情路径。

局部抗战时期的“抒情性”歌曲，如《新编“九一八”小调》（崔嵬、钢鸣词，吕骥曲，1931年）、《五月的鲜花》（光未然词，阎述诗曲，1936年）、《松花江上》（张寒晖词曲，1936年）、《长城谣》（潘孑农词，刘雪庵曲，1937年）等，其伟大之处在于以深切感人的旋律抒发了国破家亡的切肤之痛与对故土的深沉眷恋。纵观这些歌曲，它们的情感基调主要是“诉”——诉苦难、诉悲愤、诉英灵，其情感动力源于巨大的创伤与失去，其指向在于激发全体军民的抗战决心。而《延安颂》的抒情则实现了由“诉”到“颂”的情感性质的关键性转变。它不再以沉痛的失去或血泪的控诉为起点，而是代之以精神的归属与必胜的信念。

在内容上，《延安颂》的“革命浪漫主义”体现为一种崇高的“写意”与理想投射。其歌词开篇即描绘“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将延安的自然景象诗意化、象征化，这使得客观物象能够在主观情思的作用下超越地理概念，升华为指引方向、温暖人心的“灯塔”与“母亲”等意象。歌词“你这庄严雄伟的城墙，筑成了坚固的抗敌阵线”等句，巧妙地将物理空间转化为精神防线，赋予其坚不可摧的意志力量。《延安颂》的抒情不同于《五月的鲜花》的沉郁悼念或《松花江上》的凄婉追忆，而是将以郑律成、莫耶为代表的奔赴延安的青年，他们个人对延安由衷的歌颂与找到归属的激动扩大、升华为对整个革命集体及其理想圣地的炽热礼赞。它抒的是赞美之情、信仰之情和正义必胜的豪迈之情，其情感底色无疑是昂扬、坚定且充满光明的。正如吕骥所指出的，这种积极的“浪漫主义”源于“对于人类的进步、光明和幸福的追求”，它将尚未完全实现的理想图景作为已然存在的精神现实来歌颂，从而极大地鼓舞了现实斗志。正是这种正向的情感特质，使《延安颂》区别于以悲怆、控诉或哀悼为基调的前述作品，成为抗战时期第一首典型的“革命颂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对革命圣地与理想未来的浪漫化歌颂，极大地增强了歌曲的感召力。这也解释了为何它能够突破封锁，在国统区进步青年和海外爱国同胞中引发强烈共鸣，并持续吸引一代代后来者。

在形式上，《延安颂》塑造了“革命浪漫主义”音响形态的范式。其首部的“抒情性”与中部的“战斗性”形成强烈对比。歌曲采用了西洋的三部曲式和丰富的和声语言，特别是再现部在回归颂歌主题时，通过音区的提高与声部的补充实现了情感的升华，似是隐喻经战斗洗礼信念愈加坚定、理想愈显光辉。尤为可贵的是，鲁艺开放的艺术探索氛围使得这种带有西方音乐结构特征的创作成为可能。它使“革命浪漫主义”的情感得以通过富于结构力和表现力的音乐形式获得承载，进而增强了歌曲的感染力，赋予其崇高感与艺术性。

总结而言，《延安颂》所蕴含的“革命浪漫主义”成功将局部抗战时期歌曲中的民族悲情与历史创伤转化为对革命圣地、斗争道路与光明未来的积极颂赞，完成了由“诉”到“颂”的飞跃。这种“颂歌”模式不仅在当时极大地鼓舞了人心，也深刻影响着后来的歌曲创作。

（三）“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延安颂》的“革命乐观主义”

《延安颂》的经典性体现在它实现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在音乐创作中的有机结合，并由此升华出一种极具感召力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一方面，“革命现实主义”保证了作品站在抗战立场，具有无可辩驳的真实性与“战斗性”；另一方面，“革命浪漫主义”则为歌曲注入了“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底色——这种“革命乐观主义”源于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民族解放事业的坚定信念。这使得诞生于解放区的《延安颂》既具有战斗实感，又焕发出同时期作品中少有的光明基调与昂扬激情，区别于《游击队歌》（贺绿汀词曲，1937年）中轻快机敏的乐观情绪，更与国统区、沦陷区音乐中常见的悲愤与哀婉形成鲜明对比。这种“革命乐观主义”并非盲目乐观，而是基于对历史发展规律和领导力量的笃信，以及对斗争与理想之辩证关系的艺术表达。即便在物质条件极为艰苦的延安，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仍然通过鲁艺系统的艺术教育与广泛开展的组织化歌咏运动被不断培育、强化并凝聚为一种强大的集体情感力量。也正是这种精神气质，使《延安颂》得以在新中国成立后被纳入国家主流价值建构的体系之中。

因此，《延安颂》的经典性在其美学根源上体现为一次成功的“综合”。歌曲并非“战斗性”与“抒情性”的简单叠加，而是通过严谨的音乐形式将时代要求的“现实”与人民向往的“理想”熔铸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情感统一体，并升华为坚定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一美学特质构成了作品穿越时空、持续引发共鸣的内因，也为其后续被不断传播以及经典化建构奠定了最坚实的艺术基础。

《延安颂》的经典化历程为理解文艺作品如何在一个时代成为经典，提供了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历史样本。这一过程清晰地表明经典的诞生并非偶然，它深深植根于特定的历史条件。通过前文对《延安颂》传播基础与美学特质的分析，可以归纳出作品经典化所依赖的三个核心历史条件：同质化的社会情感、综合性的艺术文本与组织化的传播网络。当我们将这一历史模型置于当代语境下进行对照时，便能直观发现当下文艺生产的结构性变迁及其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

（一）抗战时期作为主流的抗战音乐

要准确理解《延安颂》的经典性，必须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历史坐标中。抗战时期，以《延安颂》等歌曲为代表的抗战音乐主要是在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主体是中共抗日武装及其抗日民主根据地音乐，其主流则是具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鲜明属性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显露出一种有利于广大民众自身发展、更有利于改善其生存状态的人文关怀。《延安颂》的成功标志着一套将艺术创作、集体情感与政治实践高度融合的音乐创作模式的成熟。同时，它也表明所谓“情感共同体”是在特定历史任务与组织化生活中被积极建构起来的。

（二）当代文艺创作语境的结构性变迁

与《延安颂》所处的历史语境相比，当代文艺创作的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情感结构从“同质”走向“多元”。《延安颂》诞生于“抗日救亡”这一压倒一切的时代主题之下，社会矛盾高度聚焦，形成了方向一致、强度集中的集体情感。这种同质化的情感结构为歌颂延安这一明确主题能够激发全民性的广泛共鸣提供了最坚实的社会心理基础。而今天的社会，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日益多元，公众分属于不同的文化圈层与兴趣社群。一首歌曲要像《延安颂》那样引发全民性的情感共振变得异常困难。由此，当代文艺创作所面临的问题便在于如何在差异中寻找“公约数”，在多元中建立连接点。

第二，审美范式从“宏大叙事”转向“日常”。《延安颂》极强的感召力在于它成功地捕捉并艺术化地呈现了一个具体的、“崇高”的且被普遍赞颂的“客体”——革命圣地延安。《延安颂》“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综合，正是对这一“客体”的双重确证。相较之下，在当代，这种具有凝聚力的单一性“客体”浓度逐渐被稀释。审美范式发生了整体性迁移：集体的、象征的、朝向外部“客体”的颂歌式表达逐渐朝个人的、细腻的、关注内心体悟与身份认同的叙事转向。但有必要指出，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崇高感”的消逝，事实上，“崇高”的形态变得更加内化了。“崇高感”可能蕴藏于对平凡坚守的致敬、对个体命运的关切，或是对战胜艰难险阻所展露出的勇气的礼赞。这要求艺术创作必须探索“崇高”新的表达形式。

第三，传播生态从“组织推广”变为“算法分发”。《延安颂》的传播，无论是战时的组织化推广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体制化再生产，其核心均在于通过相对可控的渠道向目标受众进行内容投送，实现内容的广泛覆盖。内容传播的过程即是共同体巩固与意义强化的过程。而数字时代构建的则是一个以平台、算法、流量为核心的全新传播生态。传播的主导逻辑已从过去的“抗日救亡”“战时动员”“宣传教化”转向了“用户兴趣匹配”与“注意力即时变现”。然而，算法追求的是精准抵达兴趣圈层和制造瞬时热点，而非持久的情感凝聚与经典沉淀。这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文化产品普遍陷入“速生速朽”的循环，与经典化所必需的时间沉淀和反复咀嚼形成内在矛盾。市场回报与数据指标也在无形中挤压着那些需要深度、立场与一定审美“门槛”的作品的生存空间。

（三）在新语境中探索经典性

与过去相比，当代的文艺创作语境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然而，技术发展与媒介进步则为经典的新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因此，当代创作的根本任务并非复刻历史，而是基于新的条件探索再塑经典的可行路径，具体如下。在价值与情感维度，应致力于提取并表达时代的“情感公约数”。当代创作者需从多元分众的社会现实中，洞察那些能够引发跨阶层、跨群体共鸣的普遍情感与共同关切。通过真诚且有力的艺术叙事，将这些零散的“公约数”情感凝聚并升华为具有广泛感召力的时代强音。在美学与形式维度，应勇于探索“崇高”精神的现代表达方式。这要求创作者一方面坚守对艺术品质与个性表达的追求，另一方面打破“崇高”的固有形式，将其内核融入丰富的体裁、风格与媒介语言之中。其核心在于，以契合当代审美习惯的创新形式，承载关乎人类命运、民族精神与个体价值的深刻主题。在传播与接受维度，需智慧地构建作品的意义生成与扩散网络。创作者应能动地理解算法逻辑、社群文化与参与式传播的特点，主动设计作品的传播路径，使作品的传播过程成为公众参与意义共建、共同塑造集体记忆的实践。这有助于在分众化传播的格局中，让优秀作品能够穿透圈层，真正汇入时代的精神脉搏。

概之，当代文艺创作虽面临历史条件剧变带来的挑战，但也站在了由技术、观念与全球视野所支撑的新起点上。《延安颂》的启示在于，经典的生成永远与时代的核心命题和人民的深层情感紧密相连。在崭新的历史语境中，经典之路依然敞开，它呼唤着创作者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开阔的美学视野与融通的传播智慧勇敢探索，创作出属于这个时代的、能够传之久远的新的经典。

结语

2026年是《延安颂》曲作者郑律成逝世50周年。回望这首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作品，其经典化历程不仅是一部音乐传播史，更是一部集体情感与革命精神的建构史。它以鲜活的个案证明，一部作品的经典地位根植于其与集体情感的深刻共鸣、艺术形式的完美综合，以及传播机制的有效协同，并以此为参照映照出当代文艺生产在情感结构、审美范式与传播生态上所经历的结构性变迁。《延安颂》经典化研究的意义远不止于历史还原，其更深层的价值在于提供了一种历史比较视野与方法论启示。面对当下“有高原无高峰”的现实困境，《延安颂》的成功经验恰恰昭示了经典生成的路径并未封闭，而是急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创造性转化。这要求当代音乐工作者必须具备清醒的历史意识，深刻洞察新时代的情感结构、审美需求与媒介逻辑；更需具备自觉的“建构性”实践能力，主动在多元中凝聚共识，在技术中注入人文精神，在流量中沉淀经典价值。郑律成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正是这种将个人才情与时代使命相融合的“建构性”实践。总而言之，对《延安颂》的回顾本质上是为了更好地前瞻。它如一座灯塔，其光辉不仅照亮来路，更指引去途——提醒每一代人，唯有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真诚回应人民心声，持之以恒地实践、探索，方能创造出属于自己时代的、能够穿越时空的新经典。这既是历史的启示，也是当代文艺创作无可回避的文化使命。